华为怎样“走出去”

　　经营本地董事会、积极应对媒体，赞助球队，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落地10年多，华为的澳大利亚分公司已经从最初的20人发展到了目前的近千人，澳洲本土的员工的比例达到了85％。华为也和澳洲三大运营商都有合作，包括给本地第二大和第三大的运营商建造4G网络。华为的澳洲模式，是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一个值得学习的案例。

　　在2011年，华为在澳大利亚成立了它在海外的第一个本地的董事会作为其全球化战略的一个试点。这个董事会的阵容可谓强大，包括了朝野两党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前外交部长唐纳和前维多利亚州的州长约翰·布朗比，董事会的主席是退役的澳洲皇家海军的舰队司令约翰·洛得。本地的公关和政府关系团队也包括澳洲现任总理的前政策顾问。

　　澳洲董事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政府的游说和建立和本地媒体同社区的良好关系。董事会成立时，正值华为参与澳洲国家宽带项目竞标的关键时刻，这个价值数百亿澳币的项目也是世界各大通讯巨头角逐的肥肉。华为需要打消堪培拉对它潜在“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

　　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一直以视华为、中兴等企业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华为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通讯市场发展举步为艰。如果华为能成功地说服澳洲政府，这将是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胜利。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最为重要的盟友，而且是所谓“五眼”的成员之一（“五眼”指美英澳加新五个英语国家之间信息共享的情报联盟）。华为在英国和新西兰已经参与了当地的国家宽带建设项目。

　　本地的董事会在成立之后做了不少的大胆的尝试，包括对澳洲朝野两党的议员进行游说。现任的外长以及贸易和投资部长都被华为邀请去深圳的总部参观。同时澳洲媒体的记者，不论是主流媒体的通讯记者还是网媒的科技记者，几乎都被邀请去中国参观。

　　华为澳洲董事长洛得也公开呼吁，让澳洲政府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的网络安全评估中心，其运作费用由像华为这样的供应商提供，中心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所在国的情报机构。这样的话，可以把对华为的潜在的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然而华为的各种努力并没有打消澳洲政府的担心。在2012年，时任的工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华为参与国家宽带项目。虽然现任的自由党政府的高级内阁成员包括通信部长和贸易部长曾经表示，可能重新审查不让华为参加国家宽带项目的决定，但是总理阿博特在当选不久又再一次地声明不让华为参与澳洲的国家宽带项目。

　　从政府游说的角度来说，华为在澳大利亚是失败的。虽然董事会有澳洲朝野和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政府对华为安全担忧的态度。华为通过独立的本地董事会进行较为高调的游说，是低估了澳洲情报部门对华为的担忧和美国在澳洲的影响力。

　　澳美两国在情报军事方面的合作非常紧密。澳洲的将军曾经担任美国太平洋战区的高级指挥官，而且两国的情报人员经常进行互换。试图通过几个政治和军方大佬来改变对华为根深蒂固的怀疑显然是不够的。

　　美国和其盟友对华为的担忧不只是简单对一个公司的怀疑，而是对整个中国政治体系的怀疑，华为单方面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它的政府公关策略有时候还加深了情报机构对它的怀疑。

　　虽然说华为没有能参与国家宽带项目和打消政府对它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怀疑，华为在澳大利亚的模式还是有很多可以供其他走出去的企业借鉴，例如积极应对媒体质疑。相比之下，很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多不愿意与当地媒体打交道，有时候可也说是不友好。

　　华为不但有自己的专业公关团队，也有当地公关公司帮助应对媒体，而且利用其高知名度的董事会成员在各种场合介绍华为的运作和背景，从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到大学的学生组织。

　　在澳大利亚，华为还冠名赞助了堪培拉的一支橄榄球队，这个球队的一个理事就是澳洲前情报局的局长。通过赞助球队和体育赛事来提高知名度，这本是西方和日韩公司常用的市场营销策略，日本和韩国企业也是早期通过赞助澳洲的体育赛事而打入市场的。

　　华为的澳大利亚发展模式整体来说是值得肯定的，积极应对媒体和澳洲当地各种社团的经验值得借鉴。虽然不能改变澳洲政府视它为潜在的安全隐患，但是也并没有像在美国一样被拒之门外，华为能和三大运营商合作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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