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村官不当官

　　今年7月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指出：北京市乡村干部问题凸现，“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征地拆迁问题尤多。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一百七十一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十二起，涉案总额高达二十二亿余元。十二起案件中，与征地、拆迁相关的有七起，其他案件则涉及私吞安置房、贪污集体资金、国家农资补贴等领域腐败。广东、浙江、江苏、北京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冒出了大批“千万级村官”。

　　2012年，为了低价租地建造新的分拨中心，广东申通公司掏出一千六百万元“好处费”，放倒了广州市白云区四个村子的数十名村官。其中，有三个村的二十九名村官“集体沦陷”。

　　2012年年底，经查证，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社委主任周伟思，利用旧城改造坐地生财，家产过亿，其中涉嫌受贿五千六百余万元。

　　去年4月，海南省高院审理了一起村官侵占土地赔偿款案件，海口市石山镇荣堂村的多名村官，骗取村民签字，侵吞征地补偿款一千三百余万元。

　　去年7月，浙江温州市永嘉县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十名村官瓜分三百一十六套安置房，价值达十八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

　　今年1月落马的广东东莞市原厚街镇党委委员、人大副主席林伟忠，曾在该镇镇宝屯任村支书五年。他名下的房产超过一百套，总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总价值二十亿元，这还不包括未建的土地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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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疯狂敛财扫除障碍，一些村官还充当起了黑社会的“老大”。

　　今年6月，广州警方捣毁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这个团伙有十二支枪，近百个马仔。为了捕获该团伙的头领冯某针，广州警方竟出动了七百多警力。

　　冯某针曾多次入狱，2007年出狱后纠集亲友为非作歹，逐渐形成黑恶势力。2011年，他凭借“恶名”并采取暴力恐吓手段阻挠他人参与竞选，当上了广州白云区竹一村的村委会主任。此后利用村官身份在当地强收“保护费”，控制赌场放高利贷，并插足建筑工程项目，从中牟取巨额钱财。在争抢工程项目中，曾多次暴力殴打和枪击竞争对手。冯某针成了典型的凭借“黑”手，披上“红”衣的“红加黑”村官。

　　让人揪心的是，这样的“红加黑”村官绝非个例。从1992年至今，全国十八个省（直辖市）的一百四十六份网络可查的村官涉黑的判决书中，均明确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罪”定罪。虽然不能概括村官涉黑的全貌，但也能管窥村官们是怎样与黑恶势力勾连牟利的。

　　小小村官何以炼成巨贪？答案就是官小权大，且不受制约。

　　尽管多地曾出台治理村官腐败的红头文件，但对村官的约束极为有限。有地方官员坦言：“村官出现违纪行为，有人举报才会去查，一般没人主动检查。”在湖北青县挂职多年的县委副书记翁鸣说：“全县有三百四十五个村，县、乡纪委几乎没有精力去一个个监察村干部的违纪情况。”

　　许多地方在形式上早就设立了村民委员会，但所起作用微乎其微。这一方面与农村现行的管理体制有关，党组织在农村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如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带头贪腐，有效监督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村里的负责人来自大家族，一般情况下，村民敢怒而不敢言，也难以形成有效监督。

　　村务公开已推行多年，但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只是流于形式。农村的财务管理本身就很不规范，如果会计是村官家属的人，或是由亲戚朋友担任，往往是村官让他怎么记账，他就怎么记。

　　农村政治改革已明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大多数农村，“村民自治”止步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三个民主”都形同虚设，村民自治蜕变成了“村官自治”。

　　村官个人说了算，这种不受监督的领导方法，是违背民主和违反村民自治的。对村治结构，亟需增强民主元素、创新民主治理。同时，必须积极探索“政经分离”，细化村庄自治职能，将村委会转向社区，让村官的职能回归公共服务。对集体经济则应引入“职业经理人”管理，避免部分村官大权独揽、胡作非为。

　　村官虽地位不高，却是最直接、最经常与农民打交道的人，他们的犯罪，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政府形象，滋生公众的不信任程度，严重腐蚀执政根基。与小小村官较劲，绝非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在广大农民看来，“老虎”可能远在天边，而“蚊子”却近在眼前，常常嗡嗡滋扰，闹心又吸血，必须与“老虎”、“苍蝇”一样狠打。

　　别拿村官不当官，“小权力”也应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原载2014年第9期《中国城市化》】

　　文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