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故居寻迹为了忘却的纪念

　　他只读过小学，当过兵、做过图书管理员，年纪轻轻成为西南联大教授；近500万文字传世，作品被译成40多国文字，笔下的《边城》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通过初评，但因辞世而失之交臂。他就是沈从文，“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东城区的朝阳门南小街和东单北大街之间有一条近800年历史的老胡同——东堂子胡同。东堂子51号院坐落在胡同中段北侧，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西邻。原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宿舍，二进四合院，有起脊瓦房26间。1953年沈从文一家搬入这里，分配的是里院靠东头的北房三间。在这里，沈从文住了近三十年。

　　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

　　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湖南湘西凤凰小城。父亲沈宗嗣是军人出身。祖父沈洪富是清朝末年湘军中的军官，曾作过云南昭通镇守使，26岁时作过贵州总督。祖父给家庭带来的荣耀，影响着后人的人生选择。当地的崇武风尚，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乡的人们。

　　沈从文从小在私塾里读书，颇为顽劣，喜欢到处逃学游玩，悠哉地读“自然”与“人生”这部大书。1915年，沈从文的父亲因为在北京密谋刺杀袁世凯一事泄露而被迫流亡关外，沈家至此败落。

　　1916年，沈从文接受了长达八个月的预备役军训。1917年7月16日，沈从文离开了家乡，正式投身军旅。“在沅水流域十三县开始过流荡生活，接受另外一种人生教育”——他怀抱着当将军的憧憬，浪迹于湘川黔边境地区长达五年。这为他以后的写作提供了生活素材，《边城》即由此写成。

　　这期间沈从文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新思潮的冲击力促使沈从文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赌一注看看，就这样，他辗转到了北京。1922年岁末，他提了一卷行李，在北京前门车站下车，从此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涯。

　　沈从文最初打算进学校读书。1923年，他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幸运的是，北大正值蔡元培任校长，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政治氛围宽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北大的旁听生比正规注册的学生多上几倍。沈从文就这样开始了在北大旁听的生活。

　　沈从文到北京，本来有姐姐、姐夫可以投奔，不巧的是他们当时正准备回湘西，只给沈从文留下了两床棉被。沈从文需要钱吃饭，便以休芸芸为笔名写了大量文稿，但发表出来的很少。1924年冬天，万般无奈的沈从文给在京的几位知名作家写信求助。郁达夫接到信后，按照来信地址找到了像冰窖一样寒冷的小屋，见到了身穿夹衣，用冻得发抖的手写作的沈从文。当时郁达夫身上带了五元钱，他拉沈从文到饭馆吃了一顿饭，花掉一元七角，然后把剩下的钱都留给了沈从文。回去后，郁达夫写出了那封沉痛无奈但脍炙人口的回信——《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他劝沈从文不要做大学梦、作家梦，不如回老家去，或者重新当兵去。后来，在朋友介绍下，沈从文认识了徐志摩。徐志摩非常欣赏沈从文，为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从此，沈从文逐渐得以发表作品，并且变得小有名气。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与张兆和，一个是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湘西小兵，一个是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名门闺秀，奇妙的缘分却把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1929年，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应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聘，来到这所大学担任讲师。开学第一堂课，沈从文走进教室，看到底下全是人，紧张得话也说不出，涨红着脸呆了半天，只好在黑板上写上“请等我十分钟”。十分钟过去了，沈从文还是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只好又写“请再等我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终于开口了，急急忙忙把准备讲一节课的内容十分钟就讲完了，因为湖南口音重、语速快，学生们几乎没有听明白他说了些什么。

　　当时张兆和就在底下听课，将沈从文的紧张、语无伦次尽收眼底。

　　有一天，沈从文突然把一封情书送到了张兆和面前，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突然，且一发不可收拾，如狂风骤雨般延绵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情书，最终博得了这位“合肥四姐妹”之三小姐的芳心。

　　可当时的张兆和并没看上这个木讷的老师，沈从文就不断给她写去火辣辣、直白、肉麻的情书，简直是“死缠烂打”。感到烦了，张兆和就去向校长胡适告状，投诉这个“禽兽老师”。胡适劝她：“他顽固地爱你，你就答应他算了吧。咱们都是安徽老乡，我与你父亲也熟。”可张兆和回答：“我顽固地不爱他。”然后“扑哧”笑了。

　　经过这次风波，张兆和依然对沈从文置之不理。为了逃避情感的苦恼，沈从文只好辞职离开中国公学，来到青岛大学教书。据说后来沈从文见张兆和不答应，竟以自杀相威胁，张兆和遂屈服，在二姐张允和的撮合下，答应让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1933年9月9日，两人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结婚。

　　在爱情的作用下，沈从文写下了被誉为“民国四部最美的情书”之一的《从文家书》，完成了有“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之喻的小说《边城》，并且后来在爱人的协助下完成了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但在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一生中，契合中亦有隔膜。多情的沈从文，婚后几年又“顽固地”爱上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高青子。这段往事很隐秘，沈从文只对林徽因一个人倾诉过。后来，沈从文向张兆和如实讲述了自己和高青子的交往和内心真实感受，希望她能够理解。张兆和一气之下，赌气回了老家。为此，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劝她回来。之后夫妻俩之间一直有一些隔阂。

　　“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著名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一文中写到表叔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三间房，“朝南都是窗子，卧室北窗有一棵枣树横着，映着蓝天，真是令人难忘”。

　　1971年冬，沈从文因病获准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京，但东堂子胡同51号后院的三间北屋，已经被人家占去两间。之后的近十年岁月里，沈从文就蛰居在剩下的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了。

　　1972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分得小羊宜宾胡同3号东厢房两间，夫妻二人分居两处，相隔大约一公里，年已古稀的沈从文只好以“东家食而西家宿”的方式两头奔走，在小羊宜宾胡同3号就餐，在东堂子胡同51号继续进行“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研究。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此时的生活，“从文表叔在原来剩下的那间房间里为所欲为，写他的有关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的文章，会见他那批无止无休的不认识的客人……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五点钟，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

　　1988年，沈从文逝世，享年86岁。然而，东堂子胡同51号沈从文故居于2005年年底被拆除，永远地消失在了地图上。

　　沈从文去世后，被家人葬在了凤凰古城沱江畔的听涛山，一块简单的七彩石上写着：“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四句话的末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从文让人”。他的人生，他的文字，都如同这四字一样，谦逊、兼容、让人。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