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遣返的那些事儿

　　北京边检总站遣返审查所每年都能接触到成千上万的被遣返人员，有偷渡者，有在逃犯，有试图蒙混过关的外国人。“他们的故事太多，像《一千零一夜》”，而遣返所也成了辛酸苦辣的中转站

　　从天安门出发，向东北方向驰行将近30公里，便可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里地处顺义西南角，每天从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飞机起起降降，车辆来来往往，人流出入，二十四小时不休。

　　和T3航站楼一样全天不休的，还有位于机场入境检查现场旁边的遣返审查所(以下简称“遣返所”)。遣返所隶属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997年正式从调研档案科更名为遣返审查所。现在所里共有63人，包括一科、二科和三科在内的51名一线执法队员和12名管理人员，他们肩负着看守祖国“第一大门”的责任，但他们的工作并不只是处理遣返、遣送人员，还有对非法出入境人员和不准出入境人员的监管和审查处理。

　　被遣返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故事。但都因为非法居留、签证过期、境外犯罪等原因，不得不接受被遣送的人生命运。每一位执法民警的职责便是把符合条件人员送出和迎进国门，把一切安全隐患排除在国门之外。

　　T3航站楼来往的国际航班较多，遣返所处理的案件数几乎占到北京口岸遣返总量的60%。对于这个遣返所的22名民警来说，他们一天的工作通常从早上9点开始，结束于次日早上9点，运气好的话，其间每位执勤的队员大致能睡上3到4个小时。

　　由一通电话开始的工作

　　1月23日早上8点15分，遣返所二科副科长单春平坐上了由T3国际出发口开往遣返审查所的接驳小火车，此时的他，距离从家里出发，已经快一个半小时了。对于居住城区的单春平而言，冬天赶个大早出发的好处在于，能够亲眼见证晨曦的微光逐渐洒满京城大地，而坏处在于，自己10岁的儿子一早醒来便看不见爸爸的身影。

　　十几分钟后，单春平准时抵达了遣返审查所--一所位于候机楼大厅、距离边防检查现场不到100米的小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旅客止步”的牌子，透漏出低调而隐秘的气息。遣返所里四面无窗，即使白天也要开着雪亮的荧光灯。在一个门口写着“询问室”的小单间对面，便是单春平的办公室。

　　“除非处理个别情绪激动或者身份特别的审查对象，才在小单间里进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那间大的询问室开展工作。”单春平指了指另一个房门。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这扇看似普通的米黄色房门背后，就是这里最大的询问室。里面整齐排放着8排座椅，座椅对面则是一张办公桌，上面摆放着两台安装有公安部“梅沙”系统（一种全国各出入境口岸安装的综合管理软件）的电脑。

　　在房间的一角还划出了一个三角形区域，里面是浅咖色软包的墙壁和一个24小时工作的摄像头，门口则用铁栏杆完全隔离开。

　　9点左右，小邱、小刘和小王三名执勤民警到岗完毕，单春平与上一班执勤队员交接之后，刚拿起脚下那个红色保温瓶，结果木塞还没揭开，电话铃声却先一步响起。

　　电话的另一头，是北京边检总站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的声音：某某航班10分钟后降落，机上有一名从欧洲某国遣返回来的女性，做好接收准备。“好的。”单春平放下电话，叫上民警小邱一起前往边检现场。

　　接到了这名女性后，单春平拿着地勤人员交给他的护照等材料，将她带回了询问室。只见这名女性穿着灰色羽绒服，30岁左右，身材瘦小，说话时夹带着一些东南沿海某省口音，看见警察时，似乎有些警惕。小邱就给她倒上了一杯热水，然后与单春平并肩坐到了她对面，开始例行询问。

　　“你什么时候出国的？”“用什么证件出国？”“家在哪里？”“为什么被遣返？”这是对每个被遣返对象的“例行四问”。如果能顺利核实身份，民警们只需将其登记放行，整个流程不会超过二十分钟，但如果碰上了人证不符、使用伪假证件或者其他非法出入境等情况，负责的民警就得走更长的程序，并将其交到遣返所的后方进行监管和审查，直到查清身份为止。而针对被遣返遣送人员的审查和处理，几乎占到遣返所所有工作的三分之二。

　　对于单春平的提问，这名女子却支支吾吾，语言含混不清。“这人可能有问题。”单春平第一时间便有所警醒，觉得需要做进一步审查。在与这名女子展开“拉锯”的时候，小刘给他带来了地勤人员的另一个通知：3名从东南亚某国被遣返的中国人将于10分钟后抵达。单春平会意地点了点头，示意小王继续留守，自己则带上小刘前往接机。

　　路上，单春平告诉记者：“这名女子应该没有什么被审讯的经验，拒绝回答只是暂时的，再耗上一会儿，肯定要吐实话。”说着，便再次去到边检现场，地勤人员早已带着被遣返人员在那里等候。

　　原来，这三人是经由东南亚某国前往第三国务工，结果在转机时被移民官直接拒绝入境并予以遣返了，而原因是怀疑入境目的。

　　“他们的故事像《一千零一夜》”

　　审查这三名被遣返的务工者的速度很快，证件合法，也没有其他问题。“想想他们也挺无辜的，莫名其妙就被退回来了。”单春平说，但这种情况其实发生得也很多。

　　遣返所每年都能接触到成千上万的遣返人员，遣返所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张鹤喜欢将他们的故事编成140字的微博放在网上，用名为“T3遣返那些事儿”记录下来，“他们的故事太多了，像一千零一夜”。

　　但是，不管这些被遣返的人生是如何惊心动魄、匪夷所思，在填写登记表的时候，也只能从“非法居留”、“前往国及过境目的可疑”、“境外犯罪”、“使用伪假证件”等选项中勾填。而这张看似普通的A4纸，不只决定着他们能否顺利地进入国内，也深刻影响着他们再次出境的可能性。

　　将这三人登记放行后已经是下午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大伙可以休息，而是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间开始了。

　　民警们连打盹的时间都没有，就忙着去接一批9名从东亚某国被遣返回来的人了。因为这次人数比较多，为了防止出现纰漏，单春平还让小刘在边检现场和审查所之间拉起了一条临时警戒线。不过好在这些人对于单春平的问询都非常的配合，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所有人都登记好后准予放行入境。

　　当在这批人快要处理完的时候，小刘过来告诉单春平，从欧洲某国遣返的那名女性终于说了实话，原来她前往欧洲时的证件便是伪造的，涉嫌偷渡。单春平听闻便让小刘做好笔录后，将该名女子带到后方的审讯室，等待进一步的调查。

　　审讯室位于距离T3不远的航安路上一座四层建筑里。由于被带到这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违法行为，所以在审讯时，为了限制其活动并防止做出出格行为，被遣返者会坐在一张前端设计有特殊挡板的木质单人椅上。并且，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由两名警员24小时进行监控。此外，办公楼里还有8间单人候审室，用于安置中途要求休息，或是停留过夜的被审问者，这里同样做好了齐全的安全准备。

　　单春平告诉《方圆》记者，对于被遣返人员，如果有使用伪造、变造、骗取的出境入境证件或者冒用他人证件非法出入境、涂改验讫章等行为，将会依据调查结果处以不同程度的行政罚款、行政拘留，甚至移交相关单位接受刑事审判。根据2013年7月1日施行的新《出入境管理法》，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正当小邱感叹这九个人的审查工作终于结束的时候，下午3点50分，遣返所迎来了今天情况最“复杂”的被遣返人员。这名李姓男子是从北美某国被遣返回中国的，身着墨绿色套头衫，棉服衣角漏出处内里仅有的一件绿色T恤，脚上踏着一双破旧的灰色球鞋，身边唯一的行李就是一个白色塑料袋里装着的黑色羽绒服。见到警察之后，他带着哭腔颤抖着说：“警察同志，不要抓我去坐牢，不要抓我去坐牢……”但是因为四颗牙齿的缺失，他说话透风严重，再加上浓重的口音，让单春平一行人费了一番工夫才弄明白他说了什么。

　　得知记者的身份后，该男子忍不住哭诉他二十年来的经历。他告诉《方圆》记者，1993年他通过“蛇头”偷渡到他国，从此便在那里非法就业，从事建筑和装修工作，因为害怕被当地警方发现，一直东躲西藏，前后换了几个城市工作，甚至还摔坏腿动了大手术。2014年被发现后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最终被遣返回国。

　　“我真的好想回来。”他一直念叨着这句话，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美金，说我有钱，可以回家……但问题在于，因为他已经在外20年，老家早已注销了这个人的户籍，也就是说他现在在中国也是个“黑户”。遣返所工作人员并不能随意将他放行入境，只得将他暂时安置到后方审讯室，再联系当地警方，由对方确认此人身份并开出身份证明或者临时身份证后，才能让他入境。

　　单春平介绍说，只要还能弄清楚身份的被遣返人员，他们都有办法处理，但碰到查不清的或者家里人不愿意管的，那才叫真正的棘手。

　　针对外国人的“洋脸识别”

　　下午六点，遣返所迎来了当天第一批外国人。单春平放下电话说：“来了四个非洲某国人，使用假证件出境被逮着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快步走向边检现场接人。

　　这四名外籍人员坐在了遣返所的询问室里，在记者看来，他们是清一色的圆脸阔鼻厚唇大眼睛，而且都留着板寸头，唯一能将他们区别开来的，只有他们身上不同颜色的衣服。但是，对于遣返所的审查队员而言，他们的长相却有着很大不同。一位队员拿起了四本护照中的其中一本，仔细辨认照片后，便锁定一人用流利的英语询问起来。

　　尽管遣返所处理的外国人数量比中国人少之又少，但由于语言、样貌等原因，民警们往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在遣返所所长倪炳红看来，针对外国人的审查和处理，大致可分成这样四类：第一种叫即时遣返，就是从北京过境去第三国，在入境时直接被拒绝并遣返回来的。这种情况相对好处理，一般看当时怎么来的直接往回送。第二种是外国人曾经经过中国去第三国，已经进入该国后在那里非法居留或打工、犯罪，再被退回北京来。第三种是在我国境内被查出来非法居留、打工等情况要往外遣送的，不仅有北京公安局查处的，还有协助各地公安机关和边检站遣送出去的。最后一种是外国人出入境，但护照签证有问题或者手续不合法。

　　单春平告诉《方圆》记者，作为一名遣返审查所的一线执法人员，沟通和辨认是最基本的两大能力。“所里有四个民警是学小语种出身，应付各种语言不成问题，就算是他们不值班的时候，我们其他队员也能依靠肢体语言把情况摸个七七八八。不过也有外国人明明会中文，却假装听不懂的，以此来逃避处罚。”

　　“我们队员都进行过面部辨认识别训练，不仅是平常看上去区别不大的外国人，就算是双胞胎、同一个人十多年后的模样，我们也必须分辨出来。”单春平继续向记者介绍说：“为此，我们边检每年都会在业务考核中重点考察辨别能力，大家也时常在电脑上进行训练，准确率必须达到95%才算合格。”

　　遣返所二科副科长李中伟则向记者表示，不要以为辨别人脸算不得什么，实际上，很多案件的端倪就是从识别证件照中看出来的。“我原来经手过一个案子，一名非洲人拿着自己亲戚的护照试图出境，但我当时一看护照上的照片，就知道这根本不是一个人，仔细检查后发现，该名男子竟然随身携带了十七八个笔记本电脑，于是我们便立即把他留住，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尤其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淘金’。他们用亲戚护照来充数的都不算奇怪，我见过最离谱的情况是，十几个外国人竟然轮流用同一本护照出国。”李中伟笑着说，对于外国人使用伪造证件的，也有一套处理流程，一般而言，就是先把有问题的外籍人员放到后方审讯室，直到查清楚他们的国籍，再将情况告知该国大使馆，请对方开个回国证明或临时护照，给他买机票送走。

　　晨昏颠倒的24小时

　　对于遣返所的工作人员来说，最辛苦的莫过于24小时不停歇。由于国际航班24小时都有降落，整个候机大厅也昼夜灯火通明。如果不出大厅，是根本分不清外面是白昼还是黑夜的。

　　在晚上六点半以后，会有两位民警来换班，被替下的两位就回到北京边检总站附近的宿舍楼里休息，同时也是备勤，一旦所里有特殊情况，他们就得马上赶过来。但单春平必须24小时待在候机楼里，因为他是这一天的值班领导。

　　就在换班当口，边检检查队突然通知有疑似非法出入境人员被发现。单春平接到消息，很快将这名男子带到询问室，并再次核实他的确是非法出入境。由于当地公安局不能立即派人过来，这名男子必须先带到后方进行监管。对待此类人员，民警们一向很警惕，给对方带上了手铐。等接人的车一来，两名民警便一前一后地护送他过去。

　　这时单春平却一下冲进了办公室，七翻八找地摸出了一件小毛衣，仔细给那名男子手铐裹上后，才舒了口气回到办公室，“机场人来人往，别人看见了多不好，犯罪嫌疑人也是有尊严的”。

　　入夜后，航班变少，询问室的工作也渐入尾声。办公室的一张窄小的单人床是他唯一可以打盹的地方。和值班民警商量好了大伙轮流休息后，单春平赶紧和衣而睡。因为两个小时后，也就是0点到凌晨1点50分，将有几趟飞往中东某国的航班抵达，这也是遣返遣送人员的一个高峰。哪些国家、哪些航班容易出现情况，他们都心里有数。单春平甚至可以判断在几点几分有哪趟航班落地，飞机上是否可能有需要审查和处理的人员。

　　“叮铃铃……”一道尖锐的电话铃声划过略显沉闷的深夜，此时已经睡醒的单春平在第一时间抓起了电话，地勤人员略显沙哑的声音传来：“某某航班15分钟后到达，机上有3名被遣返人员，请做好接机准备。”此时，电脑的右下角，显示着“1∶35”的字样。单春平知道，这通不足10秒钟的电话，足够让他忙到东方发白了。他揉了揉太阳穴，叫上在所里值班的同事，再次赶往边检现场。

　　清晨六点四十左右，飞机起降的轰鸣声再次渐渐变得频繁，民警们的审查也接近尾声。单春平捶了捶僵硬的腰肌，一夜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今年是他在边检工作的第21个年头，虽然在国境内外奔波，但因为早年有规定不让出国，他却从未真正出国旅游过。现在宽松了不少，单春平也希望等休假的时候可以出国看看。

　　民警小李在空气不流通的办公室待了十来个小时后，感觉有些闷得慌。估摸着外面该太阳露脸了，小李终于出来透了口气。想着早上九点下班之后可以舒服地补个觉，他的心情又好了起来。或许对他们而言，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并不清晰，只要工作的时候都是白天。

　　文｜方圆记者 刘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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