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科学画的凋零与复苏

　　在科学与艺术间穿越

　　植物科学画常被说成“植物写真”，从科学角度把植物作为描绘对象，须准确反映其科学内容，并兼顾艺术性。在互联网和数码影像时代，植物科学画也像许多传统门类一样在低谷徘徊，被称为“濒临消失的技艺”。那么，植物科学画该何去何从？植物科学画的创作者现状如何？最近，《环境与生活》采访了多位从事植物科学画创作的专职画师及爱好者，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

　　英国皇家植物园主任彼得·克莱恩教授曾说：“即使摄影和数码技术不断提高，植物科学画也会持续发展，因为没有什么能代替这些艺术家们对植物的精确把握。”

　　《中国植物志》是植物科学画巅峰

　　植物科学画，就像是给植物拍身份证标准照，它要求精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并不失美感。科普杂志《博物》上，常能看到张瑜绘制的科学画。身为插图编辑的他，从2006年画到现在，算是当今我国植物科学画的创作主力之一了。1月21日在《博物》编辑部，张瑜对《环境与生活》谈起植物科学画这一行：“我总结这个行业，就是最基础的美术功力加上大量的科学知识信息。”谈起对于植物科学画的理解，张瑜说主要是“准”。

　　张瑜介绍说，历史上，植物科学画的出现是为了“记录”。大约1000年前，北宋药物学家苏颂编撰的药物学巨著《本草图经》中，就搜集了全国各郡县300余幅描述草药植物形态的插图，这可以说是开了我国植物科学画的先河。之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等，也包含了大量植物画，但论其准确和科学程度，上述这些还都谈不上是真正的植物科学画。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植物分类学知识和科学绘画技法传入，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植物科学画。

　　《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是我国植物科学画发展的顶峰，从1959年到2004年的编研过程中，前前后后有164位画师参与了植物配图的绘制。这部记载了我国3万多种植物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已出版的植物志中植物种类数量最多的一部。

　　但是从这之后，植物科学画在我国几乎陷入无人问津的地步，标志性的就是一些机构科研绘图部门的取消。“这是比较可惜的，原来的一些科研部门都有专门的绘图室供画师绘图，但现在几乎都没影了，我想一是因为摄影对绘画的冲击，二是科学绘画本来就不容易掌握。”在高速信息化的今天，科学画显得有点奢侈，“但是，植物科学画不能舍弃，因为很多东西是拍摄不了的，一些信息的表现还得靠手绘。”张瑜说。

　　但是，专职创作植物科学画依然是件难事。他举例，两个美术功底一样的人画同一株植物，画生活类的可能只需几个小时，画植物科学画的人却要查植物有几枚萼片，花药（雄蕊中产生花粉的组织）的着生方式等等，创作追求极细致超准确，常需要两三天至一周时间。更令人窘迫的是，“投入时间和成本不成正比，靠画植物科学画养家，太难。”正因如此，作为为数不多的植物科学画师之一，在这个日渐冷门的行当中，张瑜笑称自己属于“冲在第一线的敢死队”。

　　“这行在科普圈发展更难，”面对记者的问话，他摇头道：“尽管近来科普氛围愈发浓厚，身边逐渐有朋友加入到科学画的绘制中来，但坚持下来的人很少。他们付出了很多，却回报甚微，权衡利弊之后，只得退出。这是个现实而悲观的事。”

　　科普活动给科学画带来生机

　　对于植物科学画的未来，有人悲观地认为它可能在还不被人熟知的情况下，就悄然陨落于无形了。但也有人满怀信心：随着人类对生态文明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一独特画种，将再次焕发生机。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植物科学画师孙英宝，就是表示乐观的一员。这位曾为《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等多部著作和相关科研论文绘图长达18年的画师，近来就做起了“科普大讲堂”，给植物科学画带来生机。

　　1月19日，《环境与生活》记者来到孙英宝所在的办公室——北京香山脚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西门处的游客服务中心。只见屋内挂满了孙英宝亲手绘制的植物科学画，一些植物标本制作的工艺品也陈列在桌上，艺术气息甚是浓厚。

　　让人无法忽略的是办公室里的一排排书架，上面摆满了儿童科普读物。“我最近把这里改造成了阅读区，供孩子们在空闲时间过来读书，办公区也变成了开放式”，孙英宝饶有兴致地向《环境与生活》介绍，“现在思路打开了，得把植物科学画用科普的方式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接受它，喜欢它。”

　　于是，“中科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园科普大讲堂”诞生了。这个孙英宝发起的新活动，吸纳了多位植物学专业人才，分版块讲授关于植物识别、压花插花等知识，其中当然也包括孙英宝讲授的植物科学画。“我们主要面对中小学生，现在做了几期，老师和孩子们都觉得收获很大。”

　　最近，北京海淀区第四实验小学还和孙英宝达成共识，准备在该校开设植物科学画这门课程。怎么才能让孩子更容易掌握这门知识，这个问题一直悬在孙英宝的心头。“有一晚，我在梦里解决了这个难题，通过将课程分成6部分，即植物的6个器官，然后将各器官拟人化讲述，比如花是植物的摇篮，然后画给他们看。这样，知识、画法同时教会。”孙英宝说：“结合科普，我相信植物科学画的春天还会到来。”

　　在科学画创作中体验生命

　　为了挖掘科学绘画人才，2014年，首届“中国国家地理自然影像大赛”专门设置了手绘自然组。80后辽宁女画家李赞谦凭借一幅《石榴》，获得了该组的金奖。“《石榴》较完整地表现出了石榴不同生长时期的形态特征，尤其对开裂果实的绘画，晶莹剔透，栩栩如生。整个画面色彩丰富自然，笔法细腻，结构准确，兼顾作品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是评委的点评词。

　　1月14日，《环境与生活》连线李赞谦了解到，《石榴》的绘制过程花了十几天时间。“石榴外表算不上好看，不过里面却晶莹剔透，我平时创作就喜欢这种有寓意的题材。为了解更多，于是搜集素材，翻阅大量资料，对照部分实物后整理、提炼、创作，才有了《石榴》。” 作为职业画家，李赞谦的作品多次在画展中展出，“我很喜爱植物绘，这些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绿色十分灵动，我希望描绘出来，分享给更多人。”

　　其实，除了专职科学画师，还有很多人对植物科学画青睐有加。北京林业大学的实验师任小利，平日写论文、做实验，“压力也是蛮大的”，绘制植物科学画成了她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1月12日，任小利在北京林业大学对记者说，绘画是一直陪伴她的珍宝。“我从小喜欢自然，学植物学做实习的时候，别人制标本，我就在一旁画草图，想看画得有多像。后来了解到植物科学画，就摸索其中的绘画技法，画着画着，对植物和生命的理解更深了。”一描一绘之中，任小利释放了压力，还收获了生命美学的体验。

　　甜菜根也如郁金香般优雅

　　说植物科学画没落也不尽然。豆瓣网站上有一个“植物科学绘画”小组，成员竟达7000多人。活跃在组内的李尚子是移民到新西兰的全职妈妈，她通过英国植物艺术家协会的远程课程学习植物科学画。1月21日，《环境与生活》与她进行连线交流。

　　“有一次，我在新西兰的图书馆看到罗里·麦克尤恩画集里画的一片叶子，第一感觉就是，哇！太令人惊叹了，这个人是我的偶像。”李尚子回忆起最初接触植物科学画，不自觉地连发感慨，一片叶子刻画的逼真和细致程度所带来的震撼，她一辈子都不会忘。

　　罗里·麦克尤恩是20世纪后半叶的苏格兰植物画家，这位艺术天才对植物的研究和绘画技法，对后世的植物艺术有着深刻影响。“在国外，植物科学画家和植物画家之间没有太严格的界限，他们多被称作植物艺术家（Botanical Artist）。这些植物艺术家们在一部分画作中增加美感来吸引观众，观众也会发现还有一些更为科学精准的植物科学画。人们需求不同，类型丰富了，各有所爱，想必会有更多人欣赏植物科学画，这些画作也不愁没有市场。”

　　李尚子还介绍了国外植物画的发展现状：“英国有很多关于植物绘画的展会，一年达到几十场，这些艺术家可以通过展会售卖自己的作品。我去英国植物协会的展览欣赏植物科学画，发现彩铅植物画家安·斯旺的一幅作品在那里卖到了4000英镑。”安·斯旺是画展的常客，她通过绘画告诉人们，甜菜根也可以像郁金香那样优雅。

　　“展会上的画作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唯独没有中国。”惋惜之中，她也产生了在中国重新推广这门技艺的动力。最近，她报名参加英国植物艺术家协会颇为昂贵的远程课程。作为第一个参与此课程的中国人，她希望亲身尝试之后，把能借鉴的经验带回中国。

　　“中国人也可以在植物科学画中加入更多美感，同时参与、筹划展会，举办交流分享会和线上线下课堂。这样一来，植物科学画会吸引更多目光，植物科学画师也会受到更多人的肯定和支持。”

　　也许，有了像张瑜一样对植物科学画的坚持，如孙英宝那般科普的激情，有了李尚子这样的国际视野，和不断涌现的爱好者们对美感的多一点延伸和不同方式的尝试，中国的植物科学画终归会重新迎来春天。

　　实习生 吴叶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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