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普拉斯：欧洲“最危险的人”

　　媒体报道里，“反紧缩（anti-austerity）”成为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最大的标签。这位热爱切·格瓦拉、狂热激情、承诺“永远为希腊人民的利益服务”，并且远离腐败的激进左翼政客，以其鲜明的政策主张，再度引发欧元区的担忧。

　　1月25日，希腊举行的议会选举出现了震惊欧洲的结果，这个西欧小国选出了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40岁的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他所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反对欧盟的紧缩政策，齐普拉斯也成为首个公开反对紧缩措施的欧元区国家政府首脑。

　　在欧洲，齐普拉斯并不是个陌生的名字。2012年，他就以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冲入希腊大选的决选，尽管最终败给现任总理萨马拉斯，但激进左翼联盟27%的得票率还是引发关注。这意味着，齐普拉斯的“反紧缩措施和现有救助协议”的主张正逐渐步入主流。

　　过去五年里，超过20万人离开希腊，紧缩政策已迫使许多企业关门。据估测，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半来自黑市经济，而希腊目前的还款计划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75%。希腊民众将不断下滑的经济形势归咎于欧盟的紧缩政策，齐普拉斯的主张由此赢得大量民心。

　　齐普拉斯的办公室挂着切.格瓦拉（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的海报，为了致敬切.格瓦拉，他给小儿子取名“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名字）。国外媒体报道称，齐普拉斯在选举获胜后，会见的首位外交大使是俄罗斯的马斯洛夫。他狂热的政治倾向引发欧洲社会的担忧。

　　17岁领导共青团的学运：与总理谈判

　　齐普拉斯是雅典人，出生于1974年7月28日，希腊军政府倒台后的第三天。军政府的统治给希腊造成了极大的阴影，但齐普拉斯的家庭与政治的关联并不大。在齐普拉斯的成长岁月里，更重要的反而是雅典的帕纳辛纳科斯足球场。他至今仍是这家俱乐部的超级粉丝，每一场主场比赛都会观看。

　　典型的欧洲左派领导人大多来自传统工会或学术界，然而齐普拉斯的家庭则是普通的中产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建筑公司，支持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泛希社运）。齐普拉斯自称在一个“进步的”家庭里长大，也造就了往后“反抗传统”的性格。

　　1987年，齐普拉斯在高中遇到现在的妻子Baziana，她说服他加入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启了齐普拉斯的左翼之路。在1990年前后，持有左翼立场的年轻人常常遭受攻击，当时的世界正经历着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的世纪变革。

　　加入共青团之后，齐普拉斯开始崭露头角。1991年，新上台的希腊右翼政府计划实施一项削减福利的教育改革，引发大量学生的抗议。年仅17岁的齐普拉斯组织他的高中同学，在学校发起占领运动。数个月内，他们守着教室的大门，在教室里吃饭、睡觉。

　　当时也是学运参与者的Matthew Tsimitakis在回忆起齐普拉斯时称，“他非常聪明、冷静、充满激情但也很清醒。他的在场，是成千上万不太确定自己在抗议什么的学生的一种平衡”。

　　同时期的希腊，有很多学生都卷入政治，而齐普拉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对希腊现行的教育体制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与总理谈判，也懂得如何应对媒体。这场占领运动最终成功赢得政府的妥协，也带来齐普拉斯人生第一场政治胜仗。

　　激进左翼联盟内部的“连环杀手”

　　2006年，他正式从学生政治跨越到城市政治，代表左翼进步联盟（激进左翼联盟党的前身）参加雅典市长选举。该联盟成立于2004年，由一批毛泽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社民主义者以及绿党联合建立。

　　齐普拉斯的结果出人意料：一个来自新政党的业余竞选者挑战一批老牌政客，最终名列第三，并为左翼进步联盟斩获了3倍于以往的选票。齐普拉斯谦虚、直接的风格，也赢得了党务工作者和选民的支持。他到处巡视雅典社区，并尝试与潜在的选民保持密切联系。

　　两年后，齐普拉斯被选为激进左翼联盟党主席，成为希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会党派领导人。他在党内的作风强硬，曾无情地开除了许多建党领导人。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联盟内部称他为“连环杀手”。

　　2009年后，经济危机肆虐欧洲。2010年债台高筑的希腊更是带头引爆欧洲信贷危机，也致使希腊经济陷入困境。齐普拉斯多次谴责所谓的“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希腊金融复苏的援助计划。他坚持认为，裁员和减少服务是失败的政策，当国际债权人要求更多的裁员和私有化，齐普拉斯讽刺，“很快，他们就会告诉我们废除民主制度”。

　　从2010年开始，齐普拉斯就承诺将重新协商希腊2400亿欧元的援助协议，以及扭转许多欧盟债权人的要求，以换取希腊的经济逆转。这些主张开始与德国发生冲突，默克尔就曾公开强调，希腊别指望能减免债务。

　　在2012年那场竞选中，齐普拉斯在希腊各地进行广泛的访谈，并在欧洲最大的报纸开专栏写文章，不仅为获得海外希腊人的支持，也为获得那些同样因紧缩政策遭罪的国家的支持。

　　有评论称，左翼政客在希腊的胜利不仅鼓励了紧缩政策的欧洲反对者，而且暴露出欧洲在过去60年力图建立更紧密的民主联盟时，所面对的根本忧虑：当不同国家的选民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要求时，该怎么办。

　　中国会被拖累吗？

　　援助是有条件的，贷款方需要希腊政府收拾烂摊子，走上复苏道路，这样才有还钱的保障。因此希腊开始实施一系列紧缩措施，削减医保、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预算。

　　目前希腊经济开始展现出复苏迹象，预计今年GDP增长0.6%，但失业率仍超过25%，国家债务占GDP的175%。

　　而齐普拉斯执政之后会激进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个疑问，既然齐普拉斯承诺不退出欧元区，那激进更多的是一种筹码，为了在谈判中获得更多优势，这跟德国时不时表露出的“希腊你退出也行”的态度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希腊政府真的免去一半债务，最上火的肯定不是中国，贷款援助中绝大多数钱来自俗称“三驾马车”的欧元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欧洲多国不会放过它。当然中国也不会轻言放过，按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资比例计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325亿欧元中，约有10亿欧元来自中国。

　　从经贸方面来看，希腊的动荡会影响中国出口和投资。2014年李总理访问希腊时，签署了47亿欧元的合同，扩大在能源、贸易、海运等方面的合作。此前中国也曾投资希腊的港口码头，从长远来看，中国希望把希腊作为中欧贸易的一大渠道，这些投资的战略意味更重，港口之类的项目在希腊海运依旧强大的背景之下，其实也是优质资产。

　　希腊带来的欧洲市场恐慌可能是中国短期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欧洲经济继续下滑，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欧元资产可能贬值，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可能削减，中国对欧洲出口减少，拖累中国的增长速度。

　　不过目前从金融市场来看，希腊选举的影响还有待观察。选举之后，欧元对美元汇率虽然开盘跌幅近1%，创下2003年9月30日以来新低，但很快变为上涨。

　　陈智勇 邱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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