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遇上反恐

　　反恐是一场注定要长期坚持的战争，而战争的激烈程度，往往又会影响到各国立法者的选择：是更多地保障公民的自由，还是更好地预防恐怖袭击？这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只能由本国公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去回答，并无标准答案可循。

　　近日，针对《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案，让法国社会大为震动，毕竟，相对于英、美而言，法国素来是太平多了。尽管案情还未最终查清，但已有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站出来“认领”了此案；随后，一场多国领导人参加的反恐大游行声势浩大，表达了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

　　要应对恐怖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国”（IS）的新一波攻势，必须拿出点实质性的东西来。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欧美各国政要纷纷表示，要促使本国立法机关修改法律，授予执法机关更大的权限，必要时可以对本国公民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这些举措，也引发了一些质疑：人权天赋，这么一来，岂不是侵犯了本国公民的正当权益么？为了安全，牺牲一部分自由，到底值不值得？

　　“别再回来！”

　　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曾在战争期间临时修改法律，最大程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减少被敌人渗透的风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比如，在二战初期，美国曾出台《敌国侨民登记法案》，强制德国裔的美国公民登记，并随时可能有军警登门检查；珍珠港事件后更是通过总统令，将日本裔美国公民迁移到中部贫瘠地区居住，说白了就是集中营；吊销日裔公民的各种执照，其银行存款一律收归国有。直到二战过后多年，美国政府方才对此表示道歉。

　　而如今各国的反恐行动，虽说规模比不上世界大战，但其影响并不亚于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只不过是敌人更加隐蔽、更加捉摸不定，其袭击目标不再限于军用而是常常针对无辜平民。二战是与成建制的法西斯军队作战，反恐则是与分散、隐秘的极端组织在战斗。

　　因此，面对反恐的严峻形势，各国立法机关采取类似于战争期间的做法，也算是有理可循了。9·11事件之后，美国制定了《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些拟采取的新措施中，较有争议的一项，是出入境控制措施。

　　去年以来，恐怖分子闹腾得“最欢”的地方，主要是叙利亚、伊拉克一带，而传统的恐怖分子聚集地还包括阿富汗、也门等地。一些出生、成长都在欧美的青年，受到了极端思想的蛊惑，千里迢迢地跑到上述地区去参加所谓的“圣战”，或者是在接受了恐怖活动的培训与洗脑，然后再悄悄地跑回本国去，常被称为“外籍恐怖分子”。

　　据国外媒体报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横空出世之后，约有500多名英国公民前往当地参加极端组织，而其中至少超过百人已经秘密回国。

　　事实上，这些人就是一颗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在祖国搞出恐怖袭击来。而他们熟悉当地环境与语言，身份也不容易引起怀疑，更容易袭击成功，特别是那种仅有一个人的“孤狼” 式袭击，简直就是防不胜防。

　　因此，一个解决之道呼之欲出：既然你非要去打“圣战”，好吧，出去就别回来啦！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企图前往恐怖主义高发地区活动，或接受恐怖组织训练的本国公民，一旦被查实，无论其身在何处，直接注销其护照或宣布护照作废。也就是说，您爱去哪去哪，反正别回来祸害就行啦！同样拿着被注销的护照企图进入其它国家，也会被拒之门外。

　　目前，新西兰已经通过立法，赋予了司法部门上述权力；而按照美国法律，国务卿有权注销任何人的美国护照（因为护照是以其名义签发的）。此外，英国首相卡梅伦、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近日分别表示，将会推动国内的立法改革，让上述“将恐怖分子拒之国门外”的权力尽快落实，卡梅伦甚至提出，立法赋予边境警察等执法部门一项权限，当合理地怀疑某人企图前往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时，可以扣押其护照，扣押期限最长可达30天之久。

　　而默克尔总理也向欧盟提出建议，希望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加强此类情报共享，包括建立一个欧盟级别的反恐情报机构。

　　是否过分？

　　除了在出入境上采取预防性的控制措施之外，其它加强版的反恐措施还包括：对被怀疑涉恐的个人更密切地监控，包括要求通信公司记录、提交其通信数据；赋予反恐部门更大的信息搜查权；各国安全机关加强情报协作等等。

　　比如，澳大利亚正在激辩的新法案，可能就会赋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ASIO）更大的搜查权：如果ASIO的官员发现，某个大学中的某个人在网上和极端分子频繁接触，拿到搜查令之后，不仅可以合法进入此人的个人电脑进行调查，甚至可以进入该大学的局域网搜集证据。

　　此外，一些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部分欧盟国家）还共享了一个“禁飞黑名单”，一旦某人被列入该名单，则在上述国家的任意一个机场，都会被拒绝登机。

　　而加强情报协作，不仅意味着前文提到的交换吊销护照信息、危险分子名单，甚至还包括提供特定人员在国外的通信记录等等，这是目前的反恐合作中还缺乏的措施。

　　尽管这些新措施目前大多仍处于立法前的辩论状态，但在目前风声鹤唳的国际形势下，预计闯关的成功率相当高，就像当年《爱国者法案》在参众两院的轻易通过一样。

　　然而，这些措施依然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它们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吗？它们会被司法机关滥用吗？

　　作为国家，当然有权剥夺公民出入境的权利，甚至可以褫夺某人的国籍；然而，这种措施必然损害到公民的重大权益，因而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并有必要的制衡措施。在现代的国家制度中，对于剥夺公民权益的措施，通常都交由法院进行裁决，法官得以审查采取这些措施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充分、处理是否合理，尽可能地避免行政机关的专断与疏漏。但是，上述剥夺出入境资格、列入禁飞黑名单等措施，则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作出，少了一道司法审查的程序，多少有些令人不安。

　　更重要的是，任何刑罚的决定，都必须以给被告人以充分的申辩机会作为前提，双方列出自己的证据，法官居中裁判。但是，怀疑一个人有涉恐嫌疑，或者怀疑他在国外参加了恐怖组织，是不太可能开庭审理来判定的，也不太可能公布情报的来源；同时，被采取这些措施的人，缺乏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另外，尽管各国政要都表示，上述措施只是为了打击恐怖分子而非侵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但谁又能保证它们不会被司法机关滥用呢？当年斯诺登携“棱镜计划”的机密潜逃至香港，美国不也吊销了他的护照嘛。

　　同时，对于发布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注意，不是恐怖言论本身）的人，法国警方也加大了惩治力度。

　　1月7日，法国喜剧明星迪奥多内(Dieudonne)就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句“我们都是库利巴利”（库利巴利即为巴黎《查理周刊》袭击案的两名枪手之一），已被警方传讯，如果罪名成立则可能被判刑。早前，法国北部一名男子，因为醉酒后公开为恐怖袭击辩护，已经被判处了4年徒刑。对此，迪奥多内表示自己只是开玩笑，而且也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范畴，但法国司法机关恐怕不会这么认为。

　　反恐是一场注定要长期坚持的战争，而战争的激烈程度，往往又会影响到各国立法者的选择：是更多地保障公民的自由，还是更好地预防恐怖袭击？这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只能由本国公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去回答，并无标准答案可循。

　　江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