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X”的时代历史特征

　　近日有两个机缘，讨论“互联网+X”的时代历史特征。昨天，在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学博士班的一整天专业选修课上，我讲了两个小时以“互联网+X”为代表的技术经济的时代特征，作为第一节课；今天，游敏先生与我打了两个小时电话，讨论《3%》一书中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历史特征。巧合的是都是在谈周易与互联网的相通之处，合在一起，正好对“互联网+X”进行一个“通古今之变”的透视，与大家分享心得。

　　一、“互联网+X”：技术经济的时代特征

　　博士班的课上，我首先提出一个怪命题，认为技术经济是有时代特征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其技术经济范式有不同时代特征。如农业技术与小生产的结合，工业技术与大生产的结合，信息技术与大规模定制（大生产+小生产的结合），会形成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互联网+X”，可以理解为“技术+经济”，是在互联网这个特定时代下组合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

　　我分技术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来讲解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互联网技术范式的时代特征，突出表现在复杂性上，以variety（多样性）为外在特征；技术经济范式的时代特征，突出表现在复杂性经济上，以variety（品种）为单位计量复杂性经济不经济，例如多样性、差异化到底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智慧的本质就是复杂性与成本呈反比。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我给博士们讲解了“0、1”计算的思想源头。首先是周易。我介绍了微积分创立者莱布尼茨在论文《论中国伏羲二进位制级数》中对周易0、1编码的再发现，以及周易原理对于莱布尼茨发明世界上第一台0、1编码计算器（第二代帕斯卡尔计算器）的决定性影响。接着通过年图灵奖得主Judea Pearl 的理论，解析了大数据的核心概念variety，及它与莱布尼茨思想的内在联系。

　　我的结论是，信息革命的当代特征（以variety形式表现的复杂性，以及使之在经济上能为可能的智慧化）实际上具有比我们想像的远得多的历史伏笔。我认为周易之所以在500年前被莱布尼茨看中作为计算机的原理，在于周易的核心就是用极简的“象”（0和1）处理复杂性（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复杂性（变易）中利用智慧求得生存和发展（生生之德）。今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核心思路，仍然在围着这个元问题转。

　　如何将互联网的时代特征，整合进“互联网+X”体系呢？这需要对+号的两边，即互联网和X（各行各业）的经济实质，有一个富于穿透力的解释。看出“互联网+X”到底是什么与什么相加。

　　我引述杨小凯对斯密的一个解释对此加以说明。在《经济学原理》中，杨小凯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 。我查过斯密的原文，发现这是杨小凯在斯密原意上的引伸，但很有道理。杨小凯说：“当分工随交易效率上升而发展时，不同专业的种类数n上升，……不同专家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这也从另一方面增进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另外，n也是买卖n种贸易品的市场个数，它的增加也会增加市场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按：n指品种，即variety）

　　其实，“互联网+X”可以直解为这里的“多样化+专业化”。对应产业发展，专业化对应产业化，指各行各业的产业发展；多样化对应服务化，代表互联网推动X向多样性、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业态发展。多样化对应品种，专业化对应规模。“互联网+X”带来的转型，要求处理好批量和品种的配置关系，实现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向小批量多品种转变。使X的工业化时代特征与互联网的多样性的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

　　二、“互联网+X”：技术经济的历史特征

　　今天一大早，游敏老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讨论《3%》，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本研究“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新常态的书。游老说的角度正好反过来：他认为“互联网+”经济反映的是周易的历史特征；周易反而具有未来时代特征。

　　我不讳言《3%》就是谈中庸之道的。书里开宗明义就讲要“形成经济学的中庸价值观”。不过游老认为，“中”的思想，早于儒家，是周易的核心。他认为《3%》可以解读为用周易在改写西方经济学，形成中国的经济学。这本书的核心概念“自然率”就是“中”。我吃了一惊，不过一想也在情理之中。构思这本书时，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想到周易这么深），但确实提出要“超越东西方对峙”，说过“包括东西方在内的整个经济世界，一直存在着物质与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本书试图调和这种冲突，将价值观建立在物质与文化之间的中点上”。

　　《3%》中的微观经济学数学模型，核心就是把variety（品种、多样性）作为经济学范式，引入均衡框架。我在博士班上也讲了这个模型，大意是，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框架是数量-价格均衡，对应简单性系统；网络经济学新增了一个品种-价格均衡，对应复杂性系统。Variety就是代表复杂性的品种轴。两个均衡平面，通过数量-品种底平面相联，互联网的长尾曲线就处在这个底平面上，是简单性均衡与复杂性均衡之间的等均衡线。“互联网+”的秘密就在其中。我向博士们介绍，我作为《互联网周刊》主编观察互联网近20年，互联网战场上胜利回来的战士（只有3%），就是踩在这条钢丝绳上，“在持久的摇摇欲坠中保持平衡”，活着走回来的。没有发现这条活路的，都掉下悬崖成了“革命先烈”。

　　我发现按游老的周易思想，完全可以解释得通。如果把西方数量-价格均衡比喻为阳（同质性），“互联网+”代表的品种-价格均衡则是阴（异质性）。阴阳（异质与同质）是围绕“中”而相互转化的。西方经济学没有异质性（经济学同质性假定），而周易和互联网都看到了还有异质性（世界的丰富多彩性即variety）这另一面。

　　品种-价格均衡实质上是一种反均衡，因为据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包括克鲁格曼）的研究，品种（variety）值每增一分，就会拉扯均衡价格偏离一分，偏离的值固定等于AC（平均成本）-MC（边际成本）。对应到经验上，大数据中的variety（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每前进一分，就会拉扯均衡体系，向个性化、多样化的不确定性方向偏离一分。按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P=AC高于P=MC的部分，也就是通过个性化、定制（如3D打印）赚的钱，只能短期稳定，如果市场可自由进入，长期是不可能稳定的，只有P=MC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从周易的角度看，这个P=AC属于在控制与失控之间的平衡（“在持久的摇摇欲坠中保持平衡”）。这可以很好解释为什么“互联网+”最终会走向结构优化，走向高附加值的新业态，而不会得鲍莫尔所说的“成本病”。

　　“互联网+”与周易的最大共同语言，就在于对variety的拥抱与欢迎上。生命演化靠的就是variety（如生物多样性）。三生万物，这个万物也是variety。计算机与周易最大的本事，就是有了二（0和1），可以轻松搞定万物多样性（中国称智慧，印度称为佛，西方称为爱智慧）。我向博士们介绍海尔“以变制变”，就是组织以低成本的复杂性，对付市场需求的复杂性。符合Allen(2001)提出的“足够多样性原理”(the Law of Excess Diversity)，即应对变化的方案，一定要多于变化。智慧的用途就是，要使系统有足够多的复杂性应变能力，成本不仅不能高，还需要越来越低。越复杂成本越低，就叫Smart（灵）；越复杂成本越高，是迟钝。

　　游老给我另一个惊喜，是他对三的解释。在二和万物之间有一个三（三生万物）。他说就是《3%》中特别强调的流动性（如货币、信息、信任）。三就是中介之“中”，是对立的二元得以相互转化的桥梁。而太极阴阳中的S线，就代表转化的速度和速率。书中常提的V=1（V指货币流通速度），就是指速率不变。而V>1则代表速率可变，例如通过调节利率，改变流动性的快慢。S中的弯度就代表速度的快慢。游老还进一步解释，书中提到的流动性陷阱（利率为0后不能再进一步下调），就是速度为0，失去了中和，中和的反面是崩溃。一开始排除矛盾（无视资本过剩），最后都掉进矛盾（经济危机）。真想不到中国的周易中，竟有如此奇妙的机理。

　　《3%》本质上讲的就是一个三生万物的故事。通过均衡体系上的“三”（品种-数量-价格三个维度）将互联网（品种-价格）与X（数量-价格）很好地“+”在了一起。

　　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