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出乎意料的表达

　　有时面对收视率反映出来的数据，曾海若就想，是不是因为没有别的纪录片可看，只有《第三极》，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收视率？如果有更多的《第三极》可以选择呢？

　　三环路上的汽车像是罐头里的沙丁鱼，这是北京暮春的一天。累了的城市旅人坐在路边的椅子上，闭着眼睛朝向太阳，修鞋摊撑起了遮阳伞。

　　比起高原，城市里的天空没有颜色分明的白和蓝，柳絮刚刚起飞，太阳处在午后的位置，这也是北京美好的一天。

　　走过沙丁鱼、旅人、修鞋摊，曾海若到达东三环附近的办公室。站在他23层的房间里，有时能看得到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国贸三期。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即使在世界商业地理的版图上，也能寻到它的位置。

　　2013年开始，历时一年多，拍摄了涉藏纪录片《第三极》，2015年初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后又重播，接着有电影版。网络上的评分、人们的热议，所有这些与拍摄《第三极》时的预期相比，让曾海若“出乎意料”。

　　几乎所有人都说“不可能”

　　关于要拍摄《第三极》这样一个纪录片，“应该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一拍即合”，曾海若说。

　　这个“大家”，包括不少人，分别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电视台以及曾海若所在的北京五星传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传奇公司）等机构。

　　所有一拍即合的根基，“应该是大家感觉到了观众有这样的需求，但需求究竟是什么，我们能表达什么，最终能有什么样的效果，所有的一切在当时都是未知。”曾海若回忆。

　　官方层面对于活跃在民间的西藏文化传播逐渐有了松动，不得不说是大背景之一。从201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阿来编剧、傅育东导演的作品《西藏天空》频频获奖开始，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迹象总结出让人放松的结论。

　　2013年3月的一拍即合后，作为投资运营方、制作责任方之一的五星传奇公司去找商业合作伙伴，“主要是汽车企业”，因为“在西藏，交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执行制片人、五星传奇公司副总经理杜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找了很多家”，最后“沃尔沃成了我们的首席合作伙伴，给我们提供了十几辆车”。这也是曾海若后来说的，“其实可以说没有沃尔沃的商业支持，纪录片《第三极》的最终完成不会那么顺利。”

　　2013年6月开始调研，作为导演的曾海若派出6个带着调研问卷的小组，分别伸向藏区不同的地方。渐渐地，信息回笼了。

　　根据“对能找到的与西藏有关的书籍、刊物、电影、纪录片等两个多月的咀嚼、消化”，曾海若写了纪录片脚本，拿着它去找与藏文化有关的专家、学者，“听他们的意见”。

　　曾海若对他们的表达是，“我们想用一年的时间，拍一些这样关于西藏的纪录片，以普通个体的真实故事来体现人类与自然的相处。”

　　当时，“几乎所有拜访过的人都说，不可能”。

　　“他们不是说想表达的内容不可能，而是说时间上根本就不够。越了解西藏的人越觉得不可能，他们说西藏太大了。但他们对我们采集过来的故事都很感兴趣，因为即使是他们，都没听说过。马丽华也问我，为什么有些地方我没听过？为什么这事儿我也没听过？”曾海若说。

　　故事的采集、寻找，其实“比想象中的难”。用来寻找线索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发现“与西藏有关的书籍，要么是历史，要么是游记，而当下日常状态里的西藏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内容极少、几乎没有，尤其是2010年后贴近西藏生活的内容。”

　　最终，还是媒体的报道让他找到了可以剥下去的洋葱，比如“新华社几年前有一个新闻，写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村庄推村的牧民赶着羊群的景象”。

　　“那个村庄我们真的找到了。”他也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其他线索，再去核实，“车刚老师推荐我们去拍门口丢弃了很多拐杖的温泉，我问为什么是丢弃？他说，因为泡了温泉以后，病真的就好了，不用拐杖了。”曾海若开始不确信，去了以后，“真的有很多拐杖丢在温泉门口”。

　　《第三极》里的养鹤人、造香者、坛城、石锅传承、耄耋之年双胞姐妹的故事，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被曾海若串了起来，像是从偌大的海边捡回来的珍珠。它们形成了曾海若以及他的团队通过自己的观察想向外面表达和传递的西藏。

　　什么是“准备好了”

　　“它承载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它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达，没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没有深刻的哲理深思。”为了突出自然地理上的特点，曾海若说他们“排除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等名字，用了与南极、北极相并列的概念：第三极”。

　　2013年9月因拍摄《第三极》去西藏，是曾海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双脚踩在西藏的土地上。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文艺青年，“喜欢西藏，也有西藏情结”，这也是他给自己作品寻找的群体定位。

　　人们总希望能够寻找到同类，这样他们就不会认为自己那么孤独。能够通过作品寻找，这是曾海若作为导演向这个世界表达的快速通道。

　　这也是当初他选择电视行业作为职业方向的原因之一。也因为这个选择，2003年青藏铁路修到可可西里时，当时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工作的曾海若在可可西里呆了一段时间。在对藏族文化憧憬的前提下，第一次接触了高原。

　　冻土路段，铁路修到那里有诸多难度，曾海若感受到自然界里的生存。曾海若遇到了高原上的牧民、帐篷、酥油茶等等，“人这一生中，不会有太多事情，有过第一次相遇，就会一直记在心里”。

　　可可西里那段时光被他一直记得，“可能很多与高原相遇过的人都会这样”。

　　有一晚，曾海若住在唐古拉山脚下。牧民帐篷里的灯火在穹窿之下，微弱但坚韧，“翻过这座山脉就是西藏，真想翻过去”。这个夜晚成了记忆与当下以及未来联结的触点。

　　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间，曾有多次去西藏的机会，无论是私人还是工作，包括后来纪录片《电影传奇》也需要去西藏，曾海若特别想去，“但都止住了。总觉得不是时候”。

　　其实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是时候”，就是觉得“没准备好，就不要去触碰”。

　　什么是“准备好”？就是“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资金，还要有很好的纪录片生长环境。”曾海若说。

　　“这个地方怎么又大又高？”这是曾海若到西藏的第一感觉。

　　10年前那一夜的冲动落了地，“噢，原来它在这里等着我呢”。

　　干嘛这么着急

　　2014年9月完成拍摄，后期制作期间，《第三极》就曾去加拿大等地展映。2015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首播。

　　“后期完成算是快的，这部片子没有被耽搁，因为涉藏，很多因素都得考虑，开播前一晚，我们还在改，包括现在，我们也是边播边改。”曾海若说。

　　《第三极》的收视群体中80后占比超过50%，90后占30%多，这是曾海若和杜兴都没想到的，“他们并不是电视的主流群体”。

　　“实际上，片子里没有传统意义上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只是平缓地讲述西藏普通人的故事。但就是这样表达真善美的平和的内容通过主流纪录片来传递，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曾海若认为，这是整个过程中他最受鼓舞的地方。

　　这个感动像是他到西藏时产生的熟悉感，就是“接近于我小时候看到的很乡土的感觉。父亲怎样对待子女、邻里如何相处，人们对河流、大山怎么爱护和敬仰，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你说这些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很淳朴的人本来有的。它们就在我们身边，不难以到达。有时产生思考，你寻找真善美，为什么自己不做一个真善美的人？比如一个温暖的眼神，比如堵车时不那么着急地按喇叭。”

　　拍摄时，曾海若不能不保有在城市里的节奏，每当他跟同事说现在做什么，等会再做什么时，“西藏的人就说干嘛这么着急啊？什么都不会丢的。”他们拉着曾海若“喝喝茶、聊聊天”。

　　有时正拍摄，“他们会转身离开说，我走开一下啊，我要去找我的牦牛。”曾海若不由得产生比较，“我们太讲究效率了，太以获取不同目的为目的了”。

　　“我看到他们喝一碗酥油茶就满足得不得了，但是我并没有传递要收紧欲望的概念。其实第三极上的人们也在享受物质文化带来的好处，也喜欢好的车、手机，甚至是牛仔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把欲望当作毕生的追求，他们有丰富的物质，但不为物质所困”。

　　怎样才能有更多的《第三极》

　　一年的拍摄，加上后期制作，《第三极》项目已经花了2000多万元。“现在还在继续花钱。”杜兴说。

　　以前最多接触过500万元拍摄经费，曾海若“想想都后怕的事情。关键是怎能赚回来？”

　　这些年中国的纪录片市场有了《故宫》《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虽然各种环节都在试图形成良性的纪录片市场体系，但还没有形成良性的商业环境，我们也笨拙，与商业环境不会很好地接触。”曾海若说，“这已经比10年前好多了，如果是10年前，不会有《第三极》”。

　　没有纪录片的国家，就像是没有相册的家庭，刚入行时，曾海若认为纪录片是神圣的事情，“电视台里最有思想的人在做纪录片。但后来发现，好像在考验你的品德似的，做纪录片似乎就要经得起折磨和清贫”。

　　这也是曾海若认为“纪录片导演人才流失的原因”：他们要么改行去其他领域，要么改拍电影或者电视剧，如拍《苹果》《观音山》的李玉，以及拍《匹夫》的杨树鹏等。

　　有时面对收视率反映出来的数据，曾海若就想，是不是因为没有别的纪录片可看，只有《第三极》，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收视率？如果有更多的《第三极》可以选择呢？

　　“纪录片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的钱才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愿意看的人特别多。真正良性的市场应该是让喜欢看的人能看到更多的产品，让能做的人做更多的作品。像BBC、国家地理那样，不断地出产。”

　　作为内容生产者，负责花钱的曾海若似乎完成了《第三极》的全部。负责赚钱的杜兴和他的同事们愈来愈忙碌。

　　“我们主要的回收还是靠版权”，不断迎来送往的杜兴说，“很多人来找我们谈合作，包括海外机构，从一开始我们就瞄准了国际市场。不管怎样，我们始终认为只要作品真的好，市场自然就会很好。一切运营围绕产品展开”。

　　坚信内容为王？

　　“当然了。”杜兴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莉莉/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