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为中越之战做外交布局

　　邓小平“旋风九日”中并未“遇刺”

　　近日，讲述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经历的电影纪录片《旋风九日》在中国公映，“邓小平遇刺”也随之成为了观众热议的话题。但据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曾出现美国三K党的党徒路易斯·比姆突然冲向邓小平的情况，但马上被警卫制服，并无“刺杀”发生。而邓小平此行，是为了之后的中越之战做准备，借访美恐吓苏联是他的主要目的。

　　“刺杀”是夸大描述

　　近日，因相关影片的播出，“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遭遇刺杀”的“解密信息”遍地皆是，某些报道甚至绘声绘色，说什么“蹿出一个穿黑皮大衣的高个男子，他越过警戒线，一边朝讲台上的邓小平冲去，一边从衣袖中抽出一把短刀……”噱头虽足，但考之史料，其实并没有“刺杀”发生，至多，不过是发生过一些疑似安全威胁的小事件罢了。

　　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曾以负责安全事务的“特别助理”的身份，随邓小平访美。据其回忆，当日发生了两件与安全事务有关的情况。一是在1月29日，卡特总统在白宫草坪举行欢迎仪式，“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卡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

　　二是在2月2日傍晚，邓小平应邀参加活动，走出宾馆时，“我方的随卫人员在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我的位置又在他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疾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人捉住了。邓小平在我方随从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瞬息之间，化险为夷。事后，据美方告之，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

　　从凌云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次的状况，只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抗议，与刺杀无关。第二次的状况，虽然可疑，但并无任何武器的使用，且同党在事后公开举标语抗议，也显示其并非见不得人的地下组织。至于“奔向邓小平”的“路易斯·比姆”，极有可能就是美国著名的反政府活动者Louis Beam。Louis Beam“奔向邓小平”，究竟是想刺杀邓，还是想借助这一万众瞩目的舞台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恐怕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借助美国恐吓苏联

　　更重要的是，对“邓小平遇刺”这一噱头的过度“解密”，反而湮没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背后真正的政治涵义。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着极为精准的解读。基辛格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吓苏联。邓小平在美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既是外交峰会，又是商业访问，外加巡回政治演说，还有为对越作战进行心理战。”

　　1978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本身就与苏联问题关系极深。据基辛格披露，当日双方谈判，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一再强调，“对莫斯科采取‘安抚’政策会使它‘如虎添翼’，但是联合一致对它施加压力必将奏效，因为苏联‘外强中干，欺软怕硬’。”黄华还提到了“地区霸权的问题”，提醒美国人，越南企图统治柬埔寨和老挝，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背后有苏联撑腰”。邓小平则警告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美国此前对苏联的让步和依从，“从未换来过苏联的收敛”。华国锋的言辞同样直接明了：“我们对许多朋友说过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做好准备……第二，必须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要夺取世界霸权，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好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努力打乱它的全球部署计划。”

　　所谓“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具体而言，主要是指在东南亚，越南倒向了苏联，并正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而积极采取军事行动，亲华的红色高棉首当其冲。基辛格说，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美国的积极配合

　　1978年12月16日，中美恢复外交关系，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访美，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对于此中关系，邓小平后来对基辛格有过简单总结：“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

　　基辛格认为，邓小平此行，采取了与毛泽东相似的策略——“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不愉快的北京之行三周后炮击金门马祖，（给外界）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邓小平采取同样的手法，在对越南作战前高调访问美国。”而事实上，“邓小平到达美国后，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但华盛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作用仅限于分享情报和外交方面的协作。”“这两次，北京都成功地使外界以为它的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

　　美国确实没有“明确表示支持”稍后的中越战争，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卡特政府也确曾积极配合中国，使外界误以为中国的行动得到了美国的认同。据布热津斯基披露，当时，国务卿万斯曾主张，当邓小平访美结束时，白宫的官方声明中，除大谈中美关系改善的必要性之外，还应接着再强调美苏合作的重要性。但“卡特决定不发表这个声明”——因为如果发表了该声明，无异于等于告诉世人，邓小平此行并没有取得美国的特别支持。（来源：腾讯历史）

　　延伸阅读

　　亲华演员让邓小平尴尬

　　邓小平访美，有大策略的成功，也有小细节的尴尬。为使邓小平感觉亲切，美方特意安排了立场亲华的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在宴席上作陪，后者曾于1973年访华，其间还拍摄了一部歌颂中国妇女解放的纪录片。

　　席间，麦克莱恩对邓小平谈起那次访华，说自己“曾访问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麦克莱恩的“感动”，曾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相当期望达成的效果，但对“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小平而言，这种“感动”却成了一种尴尬。所以，邓小平“脸上马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来源：腾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