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首次扩军面临三大困难 经费紧张让任弼时困扰不已

　　从1937年底开始，八路军开始大幅度扩军，两个月内兵力增长约6万人。但过于迅速的扩兵，带来了枪支短缺、部队素质降低、经费困顿等三大困难。任弼时特别强调：“如若筹粮，将引起摩擦。”经费紧张带来的摩擦，让中共高层尤为头疼。

　　迅速扩军6万人

　　众所周知，全面抗战爆发后，围绕着八路军的发展方针，延安党政军高层曾出现过较大的意见分歧。如彭德怀等主张“以打运动战为主”，毛泽东则坚持走“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路线，并明确强调这种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关于“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区别，毛泽东曾对彭德怀明言：游击战“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换言之，“运动战”强调的是“集中打仗为主”；“游击战”强调的则是“分散兵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

　　上述分歧在八路军内部持续时间较长，至1937年10月底，才算初步告一段落。该月29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向各兵团政治机关分配任务。对正规军（即八路军），要求“在两个月内扩大部队一万二千人”；对非正规军，要求迅速组织游击队，“每队至少三千人”，“一一五师应组织三个”，“一二0师应组织三个”，“总直三个”。各游击队“可采用抗日义勇军的名称”，同时须“保证党的统一领导”。

　　据任弼时1938年2月份的一份报告，八路军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上述指标。报告中说道：“部队出发时约三万四千（人），在最初时期九、十月部队减员，主要是战斗减员。十月后，便开始布置扩兵工作，特别是在太原失守后更积极进行扩兵。……经过十一、十二月，便收到大的成效，……到十二月底，共扩大约九万二千余人（新老在内）。”此外，“总共游击队约有两万五千余人”。

　　之所以能够超额完成扩军任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各部队严格执行了毛泽东所指示的方针，即“分散兵力”，“以发动群众为主”。按任弼时的说法，是“将政治工作干部及副职干部都调出组织工作团扩兵”，“当时山西到处有扩兵工作团”；按舒同（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说法，则是“把留下的部队放胆地分散，并抽出尽可能的干部来坚决执行这一工作任务”，甚至于“党的工作”的排位也因此后挪了，“那时党的工作，主观上没有抓的很紧，只注意扩大部队”。

　　队伍壮大后的三大问题

　　部队迅速壮大，不可避免会带来许多相应的问题。首要问题，是武器匮乏。据任弼时披露，此番虽扩军至9万余人，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枪支太少了”，全军“共枪约两万余支，短枪二千零七十支，手枪四百支，手花机枪五百十四支，轻机枪五百二十挺，重机枪七十四挺。”这“约两万支”枪当中，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占去了“七千余支”，聂部的枪“是收集溃军的，比刘（伯承）、贺（龙）师较好”。据此，任弼时在报告中提出：要解决武器匮乏，须借鉴聂部的经验，“只有向外发展，主要向河北发展，河北民间有很多枪。”

　　事实上，此一时期，不独八路军枪支匮乏，国军同样如此。据军政部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先后经历淞沪、武汉等百万兵力级别的大会战后，国民党部队减员近半，装备损耗亦巨，其中仅步枪一项，就损失了31.1万支。而同期国内兵工企业所生产的步枪，仅12.333万支，加上同期向国外（比利时、捷克）所购买的6.1万支，远不足以弥补损耗。

　　迅速扩兵所带来的第二个大问题，是部队素质的降低。按任弼时的说法，“（1937年）十二月前有许多不好的现象”，原因是“部队极大的分散”，“将军队政治干部及副职干部完全调出去做扩兵工作”，“只着重扩兵工作，忽视了部队本身工作”；军事干部则因1937年8-9月间的“运动战”伤亡很大，“现在连级多是长征后扩大来的战士”，“政治工作经验很差”。按舒同的说法，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极端薄弱”，以致“部队中发生了普遍的严重现象，不断地逃跑，扩大私人势力，拉拢勾结，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一支、一团、一连，多不等)，以及农民的保守与报复观念，极端民主化，游击主义等等严重的倾向。”

　　第三大问题，是经费的紧张。据任弼时计算，部队扩张后，除去国民政府拨款、自身收入及可预计的外部援助，经费“大约尚差一半”。如何填补这个窟窿，是比扩军更致命的难题，任弼时特别强调：“如若筹粮，将引起摩擦”——“筹粮”，实际上是1937年10月总政治部布置扩军任务时，所指示的经费筹措手段。指示要求：

　　“目前我军经济异常困难，……必须立即开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筹粮、筹款，方能解决这一困难。筹集办法如下：（甲）抓住我军胜利的消息及坚持华北抗战的宣传，到处组织募捐队募款、粮。（乙）已失地区则应直接向富有者筹粮筹款，但仍尽可能以劝募方式进行。（丙）没收汉奸财产粮食……（丁）在估计可能失掉的接近战争的区域，实行向富有者借款，各部队筹集的粮食，特别是没收的财物，可能时发一部分给难民。”

　　经费困顿带来阶级摩擦

　　上述指示，虽然富有策略性，但付诸实践后即发现，不但不足以解决经费的短缺，还造成了不必要的政治困扰。1938年4月，黄敬（冀中区党委书记）在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作报告称：“过去我们对于筹粮款方法非常紊乱，没有正规的办法，钱收得并不多，而引起许多不满。……过去合理负担等，因为没有法律的规定，办法不统一，致使地主说我们是实行‘和平共产’，甚至春耕也不愿耕了，甚至少数有钱的人不是把钱埋起来，就是逃跑，这在政治上实在是一个损失。”彭真（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也承认，“过去边区‘没有正确的财政政策，规定正常的税收制度；财政的来源专靠向富有者征收或募捐……而说服工作又十分不够’，因此才筹款极少而摩擦极多。”

　　由以上三大问题，不难看出，“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并不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这般简单的事情。要将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化为抗击敌寇的实际力量，中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节需要打通。（来源：腾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