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莫非是上帝的语言？

　　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文主义者，试图探寻一种叫作初民语言或者自然语言的东西。他们设想，当初在伊甸园里，上帝与亚当、夏娃和蛇对话时使用的语言，就是这种东西。据《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看见人类联合建造的巴比塔就要通到天庭，感到人类的力量实在可怕，于是，使用法术，让众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讲72种不同的方言，互相之间难以沟通。这个故事留给后人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人类的初民语言？

　　那么，汉语是怎么与此事搭上边的呢？这与400年前（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出版的一本叫《字汇》的书有关。作者梅膺祚，安徽宣城人，清代著名历算学家梅文鼎的先祖。

　　《字汇》是《说文解字》之后、《康熙字典》之前，最重要的一部汉字字典。梅膺祚的最大贡献是首创了汉字的部首、笔画检字法。《字汇》收入33179个汉字，被归并为214个部首。这些部首依笔画多少为序，从1画到17画，分类排列，按部首、笔画检字，十分方便。清代的《康熙字典》，以及民国至今的《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新版《辞海》把部首改为250个），都采用了《字汇》首创的按部首笔画相结合的方法排列单字。

　　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是20多年前旅欧时，在柏林国立图书馆的中文善本书库中。这本保存完好的《字汇》，可是有一些来历。它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1657～1713）王家图书馆的藏品，而且在西方早期汉学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腓特烈是普鲁士的第一位国王，本为勃兰登堡选帝侯。他野心勃勃，想发展东方贸易，成立一家东印度联合公司，于是向荷兰人取经，并通过荷兰人弄来了一批中文图书，就包括这部《字汇》。根据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3记载，明末清初，《字汇》是一部很通行的字典。荷兰人号称17世纪“海上马车夫”，在远东做生意的时候，获得这样一部书并不难。

　　《字汇》到了欧洲，立即成为汉学家解读汉语文献的助手。

　　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最早向欧洲介绍汉字，说汉字很像古埃及象形文字。还有人推测汉语可能是巴比塔的72种语言之一。

　　1667年，德国学者基尔谢根据在华耶稣会士提供的资料出版的《中国图志》，是欧洲书籍中第一次印刷汉字的著作。书中有专章讨论汉语问题。他认为汉语是初民语言后裔的一支。有记载说古代一位埃及的法老，曾经产生奇想，让人观察刚出生就被隔离、还没有听过人类说话的一对孪生婴儿的对话，不给他们喂食，想以饥饿“逼”他们开口。结果婴儿悲惨地被饿死，“实验”失败。据说17世纪也有人做类似的“实验”。这样做的根据是，既然孩子为上帝所赐，在被当今人类语言“污染”之前，一定会说出“初民语言”。偷听的结果是，孩子在大喊大叫，“Ma Nou”！这是什么东西？有人说，这不是犹太人出埃及后，在沙漠里跋涉时的食物吗？更有到过中国的人说，嗯，这就是中国人的常用食品“馒头”呀！

　　勃兰登堡选帝侯中文图书馆馆长门泽尔，曾借助王家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字汇》，编纂出版过一本“中文—拉丁文小词典”（1685年，距《字汇》初版70年），并且利用《字汇》等文献，找到关于伏羲和女娲的记述，并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相比附。

　　梅膺祚《字汇》释“媧”：“女娲，《说文》：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或云伏羲之妹。又云：女娲始制笙簧。”释“咼”：“咼，苦乖切，快平声。口戾不正也。”从字形看，“媧”的左半部“女”是女人的意思。耶稣会士都说伏羲就是亚当，那么女娲自然就是夏娃。门泽尔还不满足于这类历史推断，他仔细解读了“媧”字的结构特征，从中居然找到了夏娃偷吃禁果的信息。

　　门泽尔对“媧”作出了拉丁文转写：“Kuai keu kuai po chim ye。”18世纪有一位研究门泽尔的德国学者巴耶尔解释说，“Kuai keu kuai”，大约分别是关于“咼”、“嘴”和“咬”的字，至于“Po chim”，大约是“不正确”，即违法，一项罪；而“ye”似乎只是最后的虚词。并由此判定，女娲是伏羲的妹妹，并发明了许多东西，与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很接近。

　　总之，门泽尔从《字汇》中得出，“咼”的意思是“咬”（口戾不正也），正是一个人吃来自树上之物或树上的果子时的动作。再配合“女”字，可知这个女人是通过一条秘密途径来到这树下，这个途径不合法也不正确。这个女人不是夏娃又能是谁呢？

　　与从“媧”字中发现了亚当、夏娃的原罪类似，耶稣会士和早期欧洲汉学家，把在汉字中寻找基督教含义的工作，当作一项严肃事业去做，认为汉字是上帝所造初民语言的遗存，包含丰富的圣迹。他们寻找中文古书中以隐喻方式包含的基督教信息，最常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拆解汉字。比如从“公”的古体“Δ”字，读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信息。从“船”字读出了诺亚洪水的故事：诺亚一家八口，制造方舟，逃避大洪水，你看，中文的“船”字，不就是由“八”、“口”、“舟”组成吗？从“婪”字发现夏娃的原罪：树林里一个女人，偷吃苹果，因为贪婪而犯罪。总之，研究汉字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揭示出大洪水之前的人类记忆，证明中国人是诺亚子孙最接近的传人。

　　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同样热衷于从汉字中研究普遍语言。他在青年时代就憧憬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文字，精确的语言，它应该是类似于微积分解答算术和几何问题那样的东西，“它也许属于希伯来哲学的文字、毕达哥拉斯哲学的算术，或者东方大哲的实践函数吧”。

　　他听说柏林教士米勒“发现了”解读中文的“钥匙”（大约就是《字汇》创造的部首检字法），特地写信提出14个问题，询问中文结构之谜。例如，是否中文所有的文字也由相同而准确的元素构成，如同字母abc和数目字一样，可以诵读，或者还必须借助于其他来表义；如果将西方语言逐字译成中文，是否能保留原文的韵味及意义。他为米勒的著作未能出版惋惜不已。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字是一种精心构筑的系统，所以给远在北京的传教士白晋写信说：“由数字次序及相关性的表达来看，中国字是较富于哲理和智慧的。”他鼓励一位朋友从事中文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对我们十分重要。假如我们能够发现解读中文的钥匙，就能够发现用于思想分析的一些形式。”三年后他在一篇杰出的语言学论文中断言：“如果上帝真教过人类以语言的话，应该是类似于中文那样的东西。”莱布尼茨一生设计过多种普遍语言的符号方案，汉字吸引他的注意，是因为汉字系统可能存在一种可简约的内在规则，一种按照理性构造起来的形式系统。

　　然而直到去世，对于莱布尼茨来说，汉字的神秘世界，依然是个谜。究竟是不是《字汇》的部首检字和汉字形声字的规律性排列，误导了那个时代苦苦寻求理性语言的欧洲学人？这给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张国刚

　　（陈方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