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鼓浪屿

　　9月回鼓浪屿，我爹跟我一样瞎。挤在各地口音的长裙草帽和单反相机中，我踮脚探探望望，不知道登船的口在哪儿，转头看我爹，他蹙眉板脸，显然也发蒙。我们跟着轮渡人潮涌动的方向缓慢挪动，挪了好久，终于到检票口，掏出E通卡，检票小哥说：“市民有专门通道啊。”

　　我爹是鼓浪屿土生的，他在岛上度过了完整的童年。后来全家搬到了厦门本岛，现在一年上鼓浪屿一两次。

　　我爹小时候格外淘，“皮痒欠打”的那种。岛上的孩子自然跟海熟，我爹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被大男孩们往海里扔，呛几次水就学会了游泳。刚懂事就掌握了潮时，知道在退潮的时候到礁石上撬鲜甜的海蛎。撬开壳，吸溜吞进肚里，啊——贫困生活里的高级美味。代价是没鞋穿的脚板被牡蛎壳划得鲜血淋漓，混黏着沙粒，回家也不敢讲，自己龇牙咧嘴地洗净包扎。但再熟悉，海也深而莫测，隔三岔五就要淹死人。日光岩下的一片海域，不时有小青年游泳溺死。那儿曾是郑成功练兵场，岛民说将军年年要招兵买马挡台风。我爹也亲眼见过溺死的尸体被海浪送回岸上，赶来的亲人“跪在地上哭的呀”，死人闻声“嘴角鼻孔血就流出来了”。我听得怔了，直到后来在《鉴证实录》通过小棠菜溺死的情节懂得了其中科学道理。

　　我跟我爹回了他小时候住的房子。老旧的小平房，厨房的屋角露出碎砖，濒塌状态了。几间房当年分住着几户亲戚，现在只住着一个我记不清楚亲缘关系的老头，捡破烂为生。我爹小时候戏弄过他，把鞭炮卷进烟纸里“献殷勤”，炸了他的嘴，招致爷爷一顿胖揍。我爹以前是老挨打的，上树爬墙，打架斗殴，弹弓差点射瞎挑粪老头眼睛之类的烂事数不胜数。他惹是生非被人追打，会跑回来喊邻居“屋伯”家的大儿子阿嘉出头。阿嘉是个话不多的哥哥，长几岁，身量大出一圈，怒目便能吓退来“报复”的小子们。

　　屋伯后来在码头做麻糍摊子，他家的生意十几年做下来，成了知名的鼓浪屿标志小吃。小时候我跟爹妈上岛，一出码头就看到他家的麻糍摊，掌摊的已经换成阿嘉了，顾客络绎，他几乎不抬头，用手包麻糍，用筷子夹钱，一个接一个，利落熟练。我们也去买，阿嘉夹钱抬头看见了我爹，闭紧的嘴咧起了笑：“欸，阿强，好久没见了。哇，小孩都这么大了。”继而又合上嘴，埋下头，捏糯米团，包入花生馅，团好扔芝麻粉里滚一圈，多做了几个装进袋子里推给我爹，“给小孩吃”，又埋下头工作。

　　大概从高中起吧，鼓浪屿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小清新旅游胜地。我们厦门孩子好像天然占据这段鄙视链的顶端，“鼓浪屿被小清新攻占了”、“不要再来鼓浪屿了”、“你们根本不懂真正的鼓浪屿”之类论调的文章每年旅游旺季都会见诸各个社交网络页面。我很快就不敢发这种牢骚了，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脑子里装着一把我爹的鼓浪屿记忆，我总是产生自己与鼓浪屿有奇妙连接的错觉。

　　去年男朋友来厦门，因为不去下鼓浪屿好像说不过去，就一块去了。8月中午热死人不偿命的太阳晒得我俩一身大汗无精打采，路经一家当地人开的小卖铺，男朋友开口跟老板娘买一瓶矿泉水和一包面巾纸。老板娘是个面无表情的中年妇女，转身拣出东西，冷脸说：“17块。”我有点生气起来，瞪着她，却很怂地不知说啥。她白了我一眼，坐下，继续面无表情。还好马上急降了一场暴雨，空气凉爽下来。我们在潮湿的笔山洞里找了块干台面坐下，抽烟，百无聊赖地看黑黢黢的山洞里往来的人影，听拖车轮子滚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带回音的声响。直等到天色暗了才走出山洞，吃了顿麦当劳，回家。

　　前年上岛是陪从北京来的朋友。她想买个无论土产店、小卖部还是咖啡馆、工艺品铺子都在门面支个小摊卖的手绘地图，估摸着本土店要比文艺铺子便宜，就挑了家卖干货的小店。店里阿婆报价不低，我学我妈的手段，祭出闽南话大招讲价。阿婆一听倏地扬起眉毛提高声调，飚闽南话数落我：“阿你本地仔怎么帮外地的占我们便宜……”我一惊，落荒而逃。

　　三滴

　　（何永华摘自《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