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了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全球经济一体化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整个世界将在“新经济格局”的背景下找寻新的平衡点。

　　一般而言，世界经济从里根、撒切尔时代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1970年。那时的世界基本遵循着“四化”方向发展。所谓“四化”指的是：经济格局全球化、经济制度私有化、经济运行市场化、经济管理自由化。最典型的特征是：放松金融监管所形成的“金融大爆炸”，它预示着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金融资本日益强势

　　放松金融监管使得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金融运行更加独立，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空转”，而使得整个世界经济逐渐“脱实向虚”，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也随之不断弱化。从过去40年的统计数据看，全球实体经济增长4倍，但基础货币却增长300倍。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与全球GDP之比，1980年为109%、1994年为218%、2005年为316%、2013年为350%。

　　在此背景下，金融自我循环，金融期限不断趋向于短期化；而与之相伴的是：产业资本日益稀缺，金融资本日益强势。这是怎样一个逻辑？首先，金融自我循环的目的是金融套利，金融套利的资金期限无所谓长短，长有长的做法，短有短的做法，都可以套取相应的利润。基于人类之天性和金融之特性，期限越短、风险越小；期限越短、收益相对越高越吸引人。从而必然导致“金融短期化”。

　　金融短期化使得实体产业融资发生困难，尤其是需要大量债务周转的传统产业。因为，金融投资者不愿意把资金借给“使用期限长、回报比较低”的实体企业。这正是实业资本不断走向稀缺的重要因素。在1970年之后，大量实体企业自办金融，其核心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为本企业融资服务，并通过金融盈利降低自身的融资成本。比如，到2008年，美国的GE公司金融利润占到其总利润的50%。这恰恰是专业金融无法充分满足实体企业融资需求的体现。实业资本的稀缺衍生出另一个结果：金融资本强势。原因是，所有实业资本必须依赖金融资本获得成长，但能够支持实业资本发展的金融工具不仅越来越少，而且大量实业资本逃离实业，转向金融。所以整体而言，实业资本不得不越来越急切地求助于金融资本，这必然导致金融强势。

　　投融资期限的错配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世界各国看到了问题：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实业资本，经济金融化、空心化，就算你有强大的货币霸权也难以逃脱危机的厄运。实际上，过去40年，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不断提高。从1945年到1970年，也就是世界执行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世界总共爆发金融危机39次；而1970年到1997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39。

　　为什么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会频频爆发金融危机？我认为，无论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还是债务危机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投融资期限错配，即金融方向可以提供的资金期限越来越短，而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的期限无法随之变短。就是说，短期的融资支撑长期的投资，必然导致重大风险。而许多的危机都是这样发生的。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以短期国际借贷支撑石油投资导致的危机。所以，这场金融危机之深刻，关键体现在它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使金融资本主义进入了其否定阶段。

　　同时，我认为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势必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整个世界将在“新经济格局”的背景下找寻新的平衡点。但在新平衡达成之前，金融全球化和国家本位利益最大化将形成更大的矛盾和冲突，各主要经济体对实业资本的争夺更加激烈。由此而演化出：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以及货币贬值竞争势必长期存在。

　　二、金融强势依然存在。在实业资本争夺的过程中，更多的金融手段将被利用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定义下一个时代为“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新工业革命时代的主要原因。但是，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是：由于政府经济政策的引导，金融将更多地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而金融短期化趋势将获得一定程度的“逆转”。

　　三、发达国家在实体经济方向的投资增加，实体经济在GDP当中的占比开始回升，但进程缓慢，不会立即取代金融资本的利润强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实体经济发生困难，难以找到新的定位。就算找到了新的定位，也会因为技术实力的差距而显得举步维艰，很容易掉进衰退的陷阱。

　　四、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是“债权债务不断扩张”的时代，而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则是“股权融资比例不断加大”的过程。这与这个时代必须修复传统实体经济、助推新的实体经济密切相关。尤其对于“新制造业”的投资而言，债务融资的风险与之风险不匹配，所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一定是股权资本具有相对的主导地位，因此而推动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现在实际已经出现苗头，比如机器人、3D打印、可穿戴设备、传统消费品的个性化定制、物联网等等。

　　全球经济“新常态”

　　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上述特征恰恰吻合了所谓全球经济“新常态”的表述。2010年初，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如期举行。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首次提出全球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并引发与会者强烈反响。此次会议专门研讨了这个问题，并形成了会议的初步结论。具体表述分为不同的经济领域。

　　会议认为，在宏观经济方向，经济恢复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大多数美国人都在慢慢适应经济形势的“新常态”。现在，“新常态”经济增长缓慢已经变成大多数人的共识，但这恰恰是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更加强调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特质。因为，实体经济投资没那么简单，首先要看清方向，然后才有尝试性的投资，然后会出现投资热潮，很多年以后才会有成功和新的产业，整个过程中失败的投资比比皆是。所以，这个时代的经济增长一定是缓慢的。这完全吻合我对“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认识。当然，这次会议上，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则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这种“新常态”，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犹存。那萨默斯为什么这样讲？我的理解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认知依然存在，金融恢复要比实业增长容易得多。原因是，烂资产变成新的钱，一分钟之后就可能产生赢利。

　　在金融领域方向，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新常态”的金融体系代表着“更低的金融杠杆与更多政府干预的结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解释说：“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金融系统，它的‘新常态’将被严格监管，资本需求会很高，银行系统会更有效。”我理解是：所谓监管强化两大结果：其一，金融自由化时代被修正；其二，监管会更多推动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这不正是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

　　在商业领域方向，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商业环境也发生改变，全球企业界需要拨开“经济不确定性”之迷雾，思考在新常态中的定位，以适应这种变化。我理解是：企业不只是思考，而是已经开始行动，“互联网+”、新硬件、新能源等等都是企业家在行动的产物。这同样符合我们对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特征的认知。

　　中国所面对的机遇

　　2008年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危机，它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并开启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一过程的经济特质，这是中国政府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次重大机遇。

　　上一次机遇中国抓住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以改革开放为先导为中国铺就了坚实的工业基础，那么这次我们应当如何？我认为，中国首先需要倚重原有的工业基础和优势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巩固和拓展中国的实体经济优势。首先要加快传统产业兼并重组，并着力于升级改造，更重要的是：第一，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都必须着力于商品定价方向的努力，为中国实业赢得更为宽阔的利润空间；第二，需要加快新型产业培育，尤其是“新硬件”方向的努力，尤其需要在如何获得中国成本优势方面下大力气；第三，趁此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之机，中国应当尽快着力于“新经济学理论”研究，并逐步树立中国经济学在国际舆论当中的权威地位和影响力，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和舆论霸权，同时通过回答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如何避开华盛顿共识，从而走向全民共同富裕——为世界指出一条新的、合作发展的共赢之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崛起才有厚度，才能真正树立起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的重要地位。

　　（作者系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中国证券投资放心工程发起人）

　　钮文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