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去哪儿

　　如果你是或者即将是一位创客，这几个人一定得认识，这几个地方一定得去坐坐。

　　王盛林：创客先行者

　　黑框眼镜、络腮胡子是王盛林初次见面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记。1988年出生的他，身上还有着更多的标签：作为背包客去过30多个国家，在巴黎做过服装设计师，在乌克兰当过英文老师……但最为人们熟知和念叨的便是“创客”，王盛林是中国创客运动的第一批发起者，目前是北京创客空间联合创始人、CEO。

　　在香港做期货交易员，应该是与自己的大学专业最贴近的一份工作——王盛林在大学时期主修金融专业。“每天只是在交易所里盯股盘走势，很没有意思，总想着自己能创造一些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王盛林说。

　　回到北京的王盛林遇到了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的高中同学，俩人做了一个与增强现实技术相关的APP，“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产品虽然很酷，但应用体验不是很好，于是就转做一些与硬件相关的事情。毕竟，增强现实技术是离不开硬件的。”王盛林说。2011年1月份，王盛林与三两好友在宣武门附近租了一间20平米的小屋，成立了FlamingoEDA开放空间，一来可以有个专门的地方供大家一起做东西，二来大家可以凑钱买一些设备。开放空间有定期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逐渐变成了一个真正开放式的社会化空间。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王盛林与“中国开源硬件第一人”肖文鹏共同出资，注册了“创客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而把“Maker”翻译成“创客”，也正是创客空间其中一位创始人的灵光一现。“如果当初不做增强现实APP，就不会认识肖文鹏，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北京创客空间’，更不会有‘创客’这个词。”王盛林说。

　　创客空间成立之初就是一家具备标准商业化运作性质的公司，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司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创客的产品也多是出于自身爱好兴趣生产的。与此同时，公司遇到了所有初创公司都会遇到的难题：资金。这期间，创始团队中的一些成员也因为各种原因陆陆续续退出空间的运营管理。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创客空间的第一个关键时刻来临。2011年下半年，王盛林想到要办一场大型的创客活动。但在整体成本核算下来后发现，成本至少需要700万元人民币。在考虑到场地有人免费提供，所有展品都可以自己生产后，成本最后控制在了60万元人民币之内。最终，王盛林自己筹借了60万元，独自承担成本。

　　2012年4月份，“创客嘉年华” 在北京世纪坛数字艺术馆拉开序幕，来自十几个国家近80名创客与前来参观的人一起体验创客产品。这场“嘉年华”不仅让更多的创客相互结识，也让“创客”概念第一次为大众所认知。活动之后，创客空间被列入中关村创新型孵化项目，公司也在当年9月份正式入驻中关村国际数字中心，面积从以前20平米的小屋扩大到200多平米的开放式办公楼层。在拿到外部的一笔天使投资后，创客空间变身为亚洲最大的规模最大的创客组织，只在北京就有了超过500人的创客会员，辐射影响的创客超过了10万人。而此时，创客空间的模式也逐渐清晰起来：组织创客群体、做活动、做孵化。

　　创客活动是北京创客空间一贯坚持的。2013年4月份，公司举办了一场“创想马拉松”。23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创客，通过自由组队的方式，要在规定的48小时内碰撞创意，并完成产品原型制作。当时，一个建筑师在自己的团队中做出了一个用脑电波控制的MP3，并惊叹“太神奇了！”。

　　因为有了足够的空间，更多的创客及创客团队聚集到创客空间来办公、做产品，这就让空间具备了“孵化”功能。“从20平米到200平米，也是创客空间从纯粹的兴趣小组式的俱乐部组织，慢慢变成具备孵化功能的公司的过程。”王盛林说。从2013年9月份到2014年年底，从北京创客空间走出去的团队，总共的融资已经超过1.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家做虚拟现实的的初创公司蚁视，已经获得红杉的千万美元投资。

　　2015年是北京创客空间的第二个关键时刻。王盛林正在调研成立创客未来学院的可能性，“主要是研究什么才是更好的创客思维，怎样才能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空间运营、活动、培训体系。”王盛林说。创客空间还在深圳、香港多处布局设点，希望通过一套体系都关联起来。

　　从2011年一路走来，无论是商业化运营，还是引进外部投资，亦或未来学院，王盛林及其北京创客空间似乎总走在别人的前面，“大概提前了两到三步吧。”王盛林说。

　　李大维：创客平台搭建者

　　作为中国的第一家创客空间，“新车间”的成立纯属偶然性。2009年，李大维同一群朋友在一个名为“新单位”的共享办公空间成立了一个开源硬件兴趣小组，随着工具和硬件产品的增加，需要找一个专门的场地。2010年时，新单位搬家到上海永嘉路与陕西南路的交界的一栋小楼里，李大维同小组里的几个人就在2楼15平米的空间内拼了两张桌子，成立了“新车间”。新车间的“新”沿用了“新单位”里的“新奇、新颖”含义，小组成员又都喜欢聚集在一起自己动手做喜欢的东西，就像个车间，最后确定取名“新车间”。

　　可以说，新车间是新单位孵化出来的第一个团队。“新车间其实就是一个发烧友俱乐部，是完全开放、非营利性质的。起初，没有人会先考虑商业模式，所有项目没有预算，也没有完成期限。”李大维说。但房租还是要大家分摊。最开始，新车间的会员每月要交500元会费，等会员多一些时降到了300元，最后降低到每人每月100元。新车间里的发烧友不乏少年“天才”。2012年时，一群中学生会员制作的群体性机器人，在美国的“AFRON 10美元机器人挑战赛”上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来自哈佛的团队，有美国国防部支持的背景。赛后大家调侃获得第三名的麻省理工团队：“你们究竟是愿意输给哈佛，还是更愿意输给中国的中学生呢？”

　　新车间的路径是世界创客运动的一个缩影。2009~2010年间，创客运动就是单纯的制造、玩票；大概从2011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国际上的创客组织形成规模，有创客通过众筹的方式把自己基于开源硬件的原型变成产品，开始创业。此时，李大维与几个朋友开始思考以创客为代表的开放式草根创新方式如何与现存的商业产业、社会大众发生互动，创客式创新如何影响到别的地方。

　　2011年，李大维与几个人成立了Hacked Matter智库，“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调研、论坛和其他研究方式，深入调查创客和中国，做创客与中国创新、草根创新的研究。”李大维说。智库吸引了很多人，并从2014年开始吸引来了诸如富士康、英特尔之类的很多大公司都来寻求合作，“这些大公司想要看清楚民间草根创新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力量是如何积累到一起的，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李大维说。

　　如今，李大维把自己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创客大爆炸”上，他的新名片上印着“创客大爆炸联合创始人”。“‘新车间’还是会作为俱乐部长久存在，而‘创客大爆炸’则是帮助创客创业的平台，但又不是通俗意义上的那种平台。”李大维说。

　　创客大爆炸是整合效用的协助平台，一方面整合创客资源；一方面整合诸如英特尔、富士康这样的大公司所能够提供的商业资源，包括众筹、投资、生产制造产业链、市场营销等；再一方面提供创客创新的方式。“几者结合起来后，让更多的创客实现自己的理想。”李大维说。

　　潘昊：“公共”服务者

　　潘昊广为人知的身份至少有两个：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CEO、创始人，柴火创客空间创始人。

　　先有矽递，再有的柴火空间。创立于2009年的矽递是国内规模最大、全球排名前三之内的开源硬件制造商，2014年的营业额已过亿元。矽递是由公司的英文名Seeed Studio音译过来的，在英文单词Seed（种子）里多加了一个“e”的“Seeed”，意味着公司是一颗蕴含了电子（Electronics）的种子，与电子硬件有着天生的渊源。在潘昊的逻辑里，这颗种子能加速创客创业者从创意到原型再到商业产品的过程。

　　从创立之初到现在，矽递超过95%的市场都在海外。公司创立初期的2010年，潘昊首次参加在纽约举办的全球开源硬件峰会，看到会议上很多人对中国硬件山寨产品多有指责，登台演讲时就主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I’m from China.”有趣的是，矽递最大的竞争对手SparkFun当时极力向观众介绍自己与矽递的合作经历，并一再重申矽递“是一家真正理解并遵循行业道德的中国创新公司，非常值得信任”。“这对我触动很大。如果没有这一幕，如果在一开始就选择站在西方公司的对立面，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走得这么远。”潘昊回忆时说。

　　在美国的另一个触动就是参观由“创客教父”Mitch Altman创办的Noisebridge创客空间，潘昊被那里的开放、自由，创意四射的氛围和环境深深吸引，回国后与一群深圳本土的创客商议，最终成立了柴火创客空间。“希望有更多的创客在这里把自己的创意变成实物作品，并分享给更多的人。”潘昊说。柴火取“众人拾柴火焰高”之意，算是深圳第一家、中国第二家创客空间，定位为会员制的公益组织，目前拥有会员近1000人，其中活跃会员超过100位，日常运营费用由矽递提供。

　　“引进并举办Maker Faire，是我们的另一个关键节点。”潘昊说。2012 年4 月，潘昊向美国O’Reilly 出版集团提出申请，想要获得在深圳举办中国首届“Maker Faire”的官方授权。O’Reilly 联合创始人之一Dale Dougherty当时毫不犹疑就答应了。每年6月份在深圳举行的Maker Faire，参会人数在3万到5万之间，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创客聚集的年度盛会。

　　Dale Dougherty还是美国杂志《Make》的创办者。《Make》最先定义了“Maker”，并推动了创客运动的发展。而潘昊对“创客（Maker）”有着自己的理解：“第一，有与众不同的想法；第二，能把与众不同的想法动手实现出来的人。”

　　如今，在“创客”已经由一个名词变为动词，创客运动逐渐由小众圈内活动变为“公共”活动时，潘昊也更坚定了自己的定位：做为创客服务的创客，“就是Maker for maker。”潘昊说。

　　矽递坚定一点：绝对不做自己的终端硬件产品，而是做为创客服务的科学创新服务商。“创客在创客空间做出来的作品如果想要产品化，矽递就会提供相应的服务。”盘好说。矽递会把包括硬件开发公用模板、产品制造、仓储运输在内的产业链节点打成一个服务包提供给创客，从中赚取利润。矽递有属于自己的工厂，接单量级从1个到1万个不等。“如果超过1万个，我们就会外包给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工厂去做。但创客的订单量级很少有达到1万个的。”潘昊解释说。工厂就在矽递的楼下，有50~60个人负责运营生产，每天可以做超过20种不同的产品，其中个别的制造标准在三级以上，比军用级别还高。

　　“矽递的角色，就是为软件公司提供硬件服务器的角色，创客的产品相当于服务器上运行的各种应用，矽递能保证各种应用稳定、长久的运行下去。”潘昊说。

　　文/赵建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