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先生

　　山东卫视《我是先生》开播了，这是国内首档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综艺节目，邀请了国内的一些名师，为观众开课，主推的理念的是：“有先生，中国强”。在娱乐大潮汹涌的今天，有这样一档节目实属不易。看了第一期节目，形式新颖，既有马未都等组成的“好学团”，也有一些传统文化功底不错的老师以展示才艺的方式亮相节目，寓教于乐，节目气氛轻松快乐。

　　这一点是与儒家所强调的教育精神是一致的。《论语》开篇强调“悦”“乐”“不愠”四字，可以说就给教育定下了一个快乐的基调。孔子并不是一个刻板、无趣的老学究，而是个深谙快乐精神的先生，所以他会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取瑟而歌”唱卡拉ok。儒家思想对快乐的肯定，明显多于其他各家学说。孔子对教育有个重要观点：“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孔子看来“乐之”比“知之”“好之”重要得多，只有快乐的求知与谋道，知识和大道与人的生命才变得没有间隔，圆融贯通。他不仅重视快乐教育，还期望学生“举一反三”，为让每个人都学会反躬自省，他小心翼翼地不为后人制定任何死板的规则，极少规定学生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孔子不仅把快乐作为教育的目的，也把它视作一种生活理想。《我是先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传统教育精神。

　　如今谈起儒家教育，总认为它与西方现代教育有很大不同，这是对中国儒家最大的误解。《我是先生》节目对这种误解，显然负有正本清源的使命。中国当代教育的主要危机，是把教育和知识工具化。教育和知识对人类生活，确有工具价值，但它的本质却是精神性的，源自人类渴望真善美的天性。而工具性不过是知识的一个附属价值，但在如今的教育理念中，却成了一种主导价值。因为对知识本质的认知错误，知识或沦为财富的奴隶，或沦为权力的奴隶，或沦为利益的工具。有了这个前提，生产与传播知识的教育体制，自然会成为人们追求权力和财富的工具。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君子不器”，这里“器”就是指器具、工具，要人们把人文之“学”与工具性知识分开。“学”在孔子的字典中，更多地指修习一种人文精神。孔子并不把“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生命的目的，他更看重的是学者如何通过学来使生命变得更为丰富。所以他说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所以他说，学而能不想着俸禄，是不易得的。“学”在上古时代，就有“觉”的意思，和今天“学习”的意思有很大不同。

　　这和当下西方现代教育的很多理念是一致的。如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就对传统大学体制的工具化，有过非常深刻的批判。在他看来，传统大学体制已成为社会一切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场所，只不过它借用了文化和知识这个符号系统。人们大多认为大学是知识的中立者，学者的使命是追求真理、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但事实上，大学异化后的功能，往往只是为了实现权力体系的合法传承。它通过一种貌似公平的竞争方式，掩盖了对权力关系的传递。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统治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子女，比一般民众子弟，进入名牌大学及出国升造的条件和机率都要大得多。当一个社会奉行“学历至上”时，就是通过对人贴上“优”“劣”的标签，使那些在名牌大学出身的特权子弟，在社会权力分配中能轻易获得理想的地位和职业，以方便他们继续待在社会上层。那些学历不够的人，自然沦落社会下层。与血统论对权力的必然传递不同，现代大学机制采用的是一种大机率传递，来实现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在布尔迪厄看来，传统大学体制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不平等权力的工具。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是为了获得培养个体自主能力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而是期望拥有一张进入社会上层的的通行证。于是严酷的考试和知识灌输机制，在忽略了年轻人人格教育的同时，将轻视个体自尊、强化社会等级的观念反而彰显了出来。那些高学历者，往往成了有专业知识无人文情怀、只关心个人利益并无公共精神的群体，他们多是权力和名利信徒，成为稳定特权阶层的主导力量。原本为了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与文化系统，也被异化成了维护权力垄断和社会等级的工具。这种教育理念只会把人教育成工具，一方面它只重视技术教育，将知识视为工具，用知识灌输取代对知识的发现与创新；另一方面，它忽视人格教育，强化的是对权威和权力的服从和接受，将绝大多数学生培养成了对权力驯服的工具。这也是当代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将人矮化成工具的教育理念，不仅形成对人格的异化，让工具凌驾于精神之上，更使得崇尚个体尊严和理性质疑的现代社会精神，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对这些问题，儒家早有反思，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思。“为己”的意思，不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说为了自己的人格，也就是学问的目的是指向自我的。完善自我，成就一种理想的人格，是学问的最终目的。“为人”的意思，则将学问的目的指向了外在或他人的认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学问。在孔子话语中，“古”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今”则为现实。从这句话看出，从那个年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学问，一种是为了社会性需求，即为了作官、谋生的求学；另一种则为了使自己人格得以成长的求学。我们今天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只是完成了第一种功能，即求学的社会性功能。

　　孔子并不反对“为人”之学，但他无疑更看重“为已”之学。二千多年来，“为己”之学一直被看作儒家的核心，儒家被称为“身心之学”“性命之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说的。在孔子看来，如果只做“为人”之学是缺乏根基的，容易使人生成为一座空中楼阁，这时学问反而成为了生命的一种负担。而只有以“为己”为一切学问的根基，一个人才真正能够找寻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当在人役于物、工具超越于价值之上教育大环境中，重提“为已”之学也变得有了特殊的意义，它至少让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当代教育精神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在儒家的知识系统中，使自己获得一种完善的人格，不仅是首要问题，也是一个终极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学问的目的，都要指向这个目标。“为人”之学只有指向了这个目标后，才能有自己的创造或发现。儒家对自我人格的看重，体现了这种思想体系的宗教属性，它对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远远超过了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关心。当然，儒家的“己”，并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个体，更多地是指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中心点。这种个人观是由个人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角色构成的，始终与社会和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己人格的实现，也需联系到他人人格发展。这就是孔子说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意思。

　　《大学》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的就是个人的人格如何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儒家对学问和人格的发展，可以说构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传扬出来。这里，中学、大学等教育机构有责任，各类媒体和文化机构同样有责任。山东卫视的《我是先生》节目，显然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会通过综艺的方式，把传统文化中对学问与人格的认知作为一份珍贵的思想资源传播出来，这样，民众才可能真正认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有先生，中国强！这里的先生，除了要是个快乐的先生，还需像孔子那样，成为一个强调人道主义的先生。孔子崇尚的不是神道，不是君道，而是完全的人道。他说的“仁”是人心的境界，两人为仁，仁者爱人。只有在充满仁爱的礼乐之世，才会君臣有义、父子有恩、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所以他教的是如何修身、如何为人。他把教育分为四科，德行为首，主张的是“尽性成德”，尽性就是追求自由，成德就是发展自身的人格。从孔子开始，课堂便成了中国人心灵的教堂，他使教教育拥有了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在这座教堂里，信的不是上帝圣灵，而是谁都能做尧舜，人人可成佛陀。儒家不仅塑造了传统国人的价值观，也成为每个人终身的必修课。

　　有先生，中国强！这里的先生，还要像孔子一样是个懂得宽容哲学的先生。孔子期望每个人都学会反躬自省，他小心翼翼地不为后人制定任何死板的规则。他说的“道”，就是个人自己的主张，所以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他说“朝闻道夕可死也”。他希望人们把求道、谋道、为道、行道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中心。他也梦想着他的教育，能给个人和国家都带来一种大道，它包括了所有的德行、真诚、正义、慈爱和喜好。

　　有先生，中国强！这里的先生，还需像孔子一样，是个追求平等的先生。孔子来自平民，也把教育带给了平民。在他眼中，贫贱者与富贵者永远平等。他教学的方式不是强制，而是说服。他不在意对错误的惩罚，而强调对正确的奖励。他不尚空言，要求知行合一。他随时随地可以施教，没有后代老师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孔子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弟子们成为“君子”。“君子”不仅指一个饱学之士，还肩负着一种使命：宁可牺牲自我，也要冲击强权，以民众的名义和利益掌管国家。

　　有先生，中国强！这里的先生，还需像孔子一样，是个对中国社会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先生。孔子期望政治统领社会，学术统领政治；他期望学术源于公众，不受政府钳制。孔子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真正的好政府。所以子贡问政时，孔子回答“如果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国家就不能成立。”他还告诫后人：“国家有道，贫穷与卑贱是一种羞耻；但国家无道，富有与做官都是令人耻辱的事情。”他强调不以出身，要以德行和才能选择从政者；他认为统治者不应为自己敛财和攫权，而要设法给民众带来福利与幸福。在他的思想引导下，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内，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从中国的大地上消亡了。

　　只有让这样的先生，成为中国教育与文化的血脉，教育才能为每个中国人构筑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希望山东卫视的《我是先生》节目能更好地完成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使命。

　　文/叶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