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他们失去了什么

　　什么叫人格魅力，说白了，就是一个人情商智商都高到爆表，高到就算他把谁卖了，恐怕对方还要心甘情愿替他数钱。

　　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是个共产党，不用说，国共之争共产党已经胜了。

　　1、先从人人都爱的中石同志说起

　　崔中石是何等人？

　　三十一岁进央行，七年工夫，从小职员做到独当一面的分行金库副主任，管着所有的黑账本。一无煊赫家世二无雄厚根基，唯一的“上层路线”还是个见不得光的共产党，崔副主任靠的是什么？

　　崔中石一登场便全明白了：只见他风度款款，周旋于权贵之间，轻声慢语，句句是要害之言。一支烟摆平徐铁英，一把椅子摆平马汉山，一块剩饼搞定方孟伟，一甩袖子便撂倒曾可达。收伏老婆孩子领导小弟自然不在话下，同是为理想抛弃爱情，梁大教授被多少人骂成禽兽，崔副主任一句“碧玉吾妻”，全体女观众的心都要碎了。至于在敌人眼皮底下传个情报搞个反侦察，统统小菜一碟。

　　什么叫人格魅力，说白了，这就是个情商智商都高到爆表的人物，高到就算他把谁卖了，恐怕对方还要心甘情愿替他数钱。

　　就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是个共产党，不用说，国共之争共产党已经胜了。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能让崔中石这样的人为之献身？

　　2、中国式精英的政治理想

　　从古到今，理想社会大体都是一样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最多再加上个国际上有地位有尊严。所谓路线斗争，略去争权夺利不谈，也就是实现这些理想的方案不同罢了。

　　然而民国末年的现实，恰恰是把这个理想翻了个面：凋敝动荡，民不聊生，大小贪官赚得脑满肠肥，老百姓和军队要吃上饭还得仰美国鼻息看美国脸色。能甘心吗？当然不甘心。

　　不甘心怎么办？改。怎么改？两套方案。中石同志和他的组织要的新中国和共产主义过会儿再谈，先看看另一套方案：建丰同志（蒋经国）和他的铁血救国会要的币制改革。

　　按剧里的说法，币制改革就是反贪腐，反贪腐为的也是币值改革。简单说，就是运用政治力量劫富，把贪官和其他有钱人的真金白银换成金圆券，强迫财富进入流通，再辅以价格管制，同时争取美援增加供应。政府拿了真金白银好去打共产党，老百姓拿了金圆券能买到粮，也就不与政府作对，大家齐心协力打跑共匪，再慢慢建设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

　　看起来不错？那当然，燕大经济学教授写的嘛。留美博士梁经伦，得了贤明太子的赏识，于是皓首穷经，格物致知，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士为道死，为知己者死，梁经伦更进一步，竟然放下读书人的身段去当双面间谍，所为的就是这个币制改革，大概也是醉了。

　　问题是，这个方案是一套组合拳，光能印金圆券不行，关键是要管住物资。某地调多少，什么时候卖，卖给谁，卖多少，谁说了算？建丰同志说了不算，建丰同志他爹说了也未必能算。建丰同志以为靠北平分行发了金圆券，靠刘兰芝争取到了美援粮，靠焦仲卿把粮运到北平，这粮就能卖到老百姓的手里，实在是太理想化了。

　　真看明白了的，还就是何其沧和方步亭两个老经济学家，“愿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可是看明白了又怎样，币制改革真推出来，还不是一个抛家舍业去美国化缘，一个连太太的戒指都拿去换了金圆券。梁经纶说，中国的妇女从来都不觉得饿，或许应该再加上一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委屈。

　　委屈的也不光是他们。徐铁英背后的二陈，方步亭背后的孔宋，哪个是建丰同志动得了的？币制改革就是要从这些人的嘴里夺食，靠着国防部一个糊涂少将，保密局一个油条站长，外加一个愣头青飞行员，还是个共产党，搞不掉徐铁英不是怪事，能搞掉才是怪事。

　　一条路走不成便只有换一条路走走，这另一条路便是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简单说，就是先夺政权，再分产权，让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谁也不比谁更卑贱更高贵，如此过了数十年上百年之后，便可以迎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唯物主义者不信上帝，他们要在人间建一座天堂。

　　这么好的事情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代价是什么？是为它工作的人，需要全心全意服从组织领导，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生命。当然，加入全凭自愿，只要组织肯接受你。

　　对于那些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委屈的精英而言，还有比这更诱人的纲领吗？老刘说，他见过不怕牺牲的，没见过喜欢牺牲的，只能说，他还算不得知识分子。谢培东、崔中石、严春明、何孝钰、谈判先背段古书的刘云同志，还有开口就能讲英文的方孟敖，这些先生、学生在任何社会都本可以衣食无忧过逍遥日子，要是不喜欢牺牲，参加革命干什么？

　　于是，我们看见，在没有战事的北平，无私的铁血救国会与腐败的国民党保守派捉对厮杀，而比铁血救国会更加无私的地下党组织正冷冷地看着。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老刘这样的工农，是国民党部队里潜伏着的张月印，是北平城外大兵压境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当到处都有共产党的时候，谁是共产党就已经不重要了。

　　3、这个故事的结尾在说什么

　　与同类题材相比，《北平无战事》的真正深刻处，不在方孟敖，不在徐铁英，甚至不在建丰同志，而在编剧自己可能都忽略了的严春明和刘初五。确切的说，在编剧没有过分讳言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前者更守纪律，后者则个人能力更强，更肯献身。革命胜利当然离不开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可是革命也需要领导。谁领导谁？工农阶级并不满意知识分子的傲慢和“小资产阶级情调与封建思想”，知识分子对工农阶级的明智程度也大有疑问。这种矛盾在短期内可以掩盖，比如何孝钰第一次见老刘同志，说“我要向您学习，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而老刘的回答是：“我也是抗大毕业，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然而到了长期工作中，乃至革命胜利后的故事当中，就无法回避了。

　　当谢培东崔中石们作为青年学生加入革命的时候，恐怕也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公开身份，会成为自己秘密身份所属于的那个组织的革命对象。他们在黑暗中为理想而行走于刀锋，而这理想，恰恰是要推翻他们所在的现实，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天堂，可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和永远割不断的联系，注定是必须背负的原罪。当光明到来时，将要以怀疑的目光反复审查他们的，将要凭着毫无瑕疵的出身来领导他们的，正是为革命胜利所必须动员和依靠的，工农群众。

　　建立了天堂而要被拒之门外，明知道要被拒之门外还是要去建立天堂，这才是绝对的，极致的牺牲。如果方孟敖留下来，他将是驾机起义的英雄，只有他走了，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严春明到死也没有发自内心地服从过他的上级刘初五，而想着“打下江山好做官”的老刘，也始终没有理解严春明“热爱牺牲”的行动。可是，老刘最后还是为救严春明死了。让老刘跳上沙包的，一定不是组织纪律，而是更温暖更接近人性的江湖义气。

　　同样，当严春明哆哆嗦嗦揣着枪爬到沙包上演讲时，当崔中石把四十七万美元汇给民主党派时，乃至当方孟敖一次一次做出不明所以的举动时，他们想的都不是组织纪律，不是服从指示，而仍然是，传统的，精英式的，救生灵于涂炭的人文情怀。

　　铁血救国会看上去是纪律严明的铁板一块，可只要有一道裂缝，立刻就要出问题；地下党看似一盘散沙，却是星星之火，愈扑愈旺。

　　于是崔中石死了，他保护了朋友，保护了家人，保护了组织，自己觉得死的很值；严春明死了，殉了道也谢了罪；刘初五也死了，他以为自己保护了下级和组织。方孟敖和何孝钰没有看到新中国，这牺牲算是肯定了他们的价值。老少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只有谢培东一无所有，可他看到了新中国。

　　为什么是这样？

　　历史是个演戏的台子。戏完了，台下的人想想，其实自己也在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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