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

　　第一、共享经济发展趋势和理论基础

　　共享经济，对应商业模式是以租代买，理论实质是什么？是产权革命，而且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产权革命，表现为产权的核裂变，把所有权分裂为支配权（ownership）、使用权（access）。区分ownership和access，这个依据是奇美尔曼（Eilene Zimmerman）的说法，在对分享型经济估值的时候，他这么认为：The new sharing economy values access over ownership。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两权都是合一的。今天为什么分离？因为商业效果非常明显。

　　支配权对应物权法第一句话里面的“归属”，使用权对应的是物权法第一句中说的“利用”。物权法就是研究财产的归属和利用的关系。我们认为二者权利正好相反，像阴阳一样，是完全相反的权利。

　　我们把支配权比喻成行驶证，使用权比喻成驾驶证。行驶证和驾照是相反的，行使权是车归属我所有，但是我可以不开，就是不利用、不使用，但是驾照是可以开，但是车可能不归属于我。现在流行以租代买，按使用收费，或者我们叫做云计算模式，就是SaaS，两个a之前的是支配权，两个a之后的是使用权。云服务机制，就是产品支配权免费，但是使用、服务收费。对应产业结构形态，一个产业区分为产品和服务两种业态，结构重心从产品业态转向服务业态，由此带来“互联网+”的业态变革。这是我们归纳的共享经济的实质。

　　在工业化期间，两权分离一直没有人谈了，实际上它是古罗马法的常识，罗马法按照使用权和支配权分离，对所有权进行界定。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戛然而止，不再谈两权分离，而改谈所有权，一直到当代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

　　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如果资产不可以复制，或者具有排他性，资产具有独占性，两权分开还是合一，收益完全相等。租房子和买房子，收益完全相等，自己房子租出去，没有地方住了，还得花同样的钱租。但是资产可以复制就不同了。资本可复制指什么？阿里巴巴可以把柜台和店铺，无偿地复制，并且免费赠送。在这种情况下，复印六千套生产资料，只花了0.001度电；通过收使用费用，补偿固定成本投入。资本不可以复制，变成可以复制，产生300倍溢价，迫使资本家完全出于赚钱，承担普遍服务义务（即像公共产品那样免费提供生产资料）。这是这个问题的理论本质。

　　康德对此有进一步解释，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指出两权的区别在于感性占有、理性占有的区别，是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的区别。现在对共享经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达到康德当时的深度，还没有从法学、法哲学角度，从所有权基本变革角度认识问题。

　　第二，共享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产业水平上，中国将会获得26.4万亿元左右的直接收益，它主要来自（以共享平台为特征的）世界性支撑服务平台的出现。现在一个互联网平台上市，就可能达到一个国家的GDP的水平，中国这方面深具潜力。

　　过去两权合一的产权主要适应产品业态，共享经济的产权更适合服务业态。今天在服务业中，第一次出现类似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大分工，即服务业分轻服务业、重化服务业（也就是平台业、支撑性服务业）的大分工。一个平台基本上等于一个苏格兰GDP，每个平台相当于深圳和广州GDP，这样的平台至少可以出现14.7个。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展出世界级的支撑服务平台，在追赶德国的时候，在制造业中间环节的专业化上打一个平手，跟美国在技术创新上打一个平手，但是我们会通过市场的创新，在追赶美国和德国的过程当中，在市场服务上反超，通过发展重型的支撑服务业——不止是生产性服务业，而是支撑型生产性服务业——造成服务业的扩大再生产趋势。就是因为资本可以随时拷贝。这一点将对于中国做大做强，甚至反向超车，产生深远的意义，这是我在互联网上观察到的趋势。

　　而发展重化服务业，只有共享经济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平台免费共享，增值应用服务创造超额附加值。由此产生的增值业态，将成为超越美国、德国等国家的价值来源。

　　第三，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深层次原因

　　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暴露出内在矛盾，突出表现在，国资委企业代表央企、国有企业，存在一个很难克服的矛盾，把普遍服务和商业竞争对立起来。这不符合国资委的初衷和要求，事物发展规律导致国有企业承担普遍服务和商业竞争相互矛盾，以致许多企业要求将国有企业分开，或单独提供普遍服务，或单独进行商业竞争。

　　但是共享经济正好是反向趋势，通过学雷锋做好事来赚大钱，资本家出于贪婪，必须学雷锋做好事。因为资本可以无偿复制，导致可以源源不断按照使用收费，又补偿了普遍服务的固定成本（平台）投入。彻底解决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引起的搭便车问题。

　　这就出现了“国有和民营悖论”，民营更加像社会主义，国有更像资本主义，这是当前马上将面临的突出矛盾。

　　第二个问题，深层原因是什么？网络是以社会为核心配置资源的方式，超过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互联网模式最主要提供社会机制，在只有国家和个人，资本不可以复制条件下，争夺支配权，造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歧，但是如果资本可以复制，可以通过社会调解，使矛盾转化，具体指互联网免费形式提供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当初承诺的普遍服务、福利义务；另一方面，增值服务引入资本主义式的完全竞争，通过租金这种机制（云计算按使用收费）解决了搭便车问题。这是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更进一步说，市场配置资源之外，出现一种新的配置资源方式，网络可以一对一，以社会协作方式配置资源。这种方式超过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三个问题，矛盾的解决。以往都是强调国企惠民，现在看来，以民营的这种平台为代表，可以承担更多的惠民责任。比如说就业，比如说增加收入。创客独特的地方是没有人雇佣，无所谓就业，大众创新，自我就业，有工作机会，并且有很高的收入，并且直接可以获得剩余价值，不需要国家转移支付。在一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

　　这种情况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指国资委管理国有资本在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难以兼顾的形式），有可能地位下降。

　　第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公共政策建议

　　首先是对资本论进行反思。资本论是在工业生产力下产生的。工业生产力和信息生产力最大区别，在于资产可不可以复制。共享经济机制可以对生产资料进行复制，这对理论带来什么影响？到了考验真信还是假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

　　其次正面的意见是实行“数字化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都是把使用权和支配权分离，邓小平包产到户也是两权分离。这两次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即中国土地改革、农村改革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天在资产可以复制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每个人分享一套（虚拟的、可复制的）工厂、一套田地（如SaaS、PaaS、IaaS、DaaS、AaaS），以分享生产资料实现大众创业和菲尔普斯说的大繁荣。

　　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