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有瘾：衣裳翘楚之曼妙旗袍

　　旗袍源于古代蒙古系游牧民族女子的袍服，清满族承袭此装，是为衬衣和氅衣。衬衣不开叉，氅衣左右开叉至腋下，开叉尽头各饰云头纹，称如意。满族旗人女子常穿，因而有了旗袍或旗装之说。

　　1929年，蓝色六纽旗袍成为女礼服。20世纪30年代，旗袍经洋装裁缝改进肩袖上法，腰身加省缝使之合体，以显示人体三围的曲线美。40年代，张爱玲带着她那敏感于常人的色彩、节奏和情绪登上文坛。她也同样钟情于旗袍，她的旗袍观中总是潜伏着满清时的审美意识。因而，这个乱世中的女子，周身胶合着满清和现世的情调，一如照片中她的神情那般，疏离而落寞。

　　钟爱旗袍与文相伴

　　20世纪40年代，旗袍走完30年代的黄金期，开始进入成熟期，既不是满清为彰显地位一味地繁缛华丽，也不是当代旗袍那般面目全非。那时侯，张爱玲正爬着格子，乐此不疲地念叨着旗袍，从面料、色泽、式样到衣角琐碎的声响都不放过。现实中，她更是对旗袍极为上瘾。1943年，她走上文坛，穿“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一改在圣约翰大学的奇装异服去见了当时《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平头百姓家的女子不会像富贵人家那样，执着地延续30年代的喧嚣，她们穿的就是这种简约的旗袍，并用上拉链和垫肩。不过，简约只是张爱玲的幌子，她最爱的还是那些惊艳别致的旗袍。1945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张爱玲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她穿了“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同样是1945年，在华懋饭店，《新中国报社》主办女作家聚谈，到场的张爱玲身穿“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眼睛里的眸子，一如她的人一般沉静”。

　　用色彩成就华美

　　张爱玲曾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中，一边是父亲的遗少家，那里弥漫着鸦片烟、颓废和一点点死气，一边是母亲的开明家，那里有钢琴、油画和西洋礼仪。因此，张爱玲身上糅合了两边的气质，穿旗袍时会搭上前清夹袄，甚至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母亲教她油画，使她对旗袍的色彩相当敏感。清刺绣喜好冷暖对比和明艳色系，因此那时的旗袍色彩对比大胆，常用不同色系的蓝对比不同色系的红，无比艳丽华贵。张爱玲后来说：“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和‘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会使人不安。而红绿对照，则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可见，张爱玲喜好满清时对比鲜明的色彩风格。定居美国后，在很多场合，张爱玲仍是一身旗袍打扮，不过已不及当年那般惊世骇俗。据说，她死前最后一件衣裳是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像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却平和闲淡的一生。年轻时，她就曾寓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时尚漩涡里的“别裁派”

　　在独特的个人特征背后，张爱玲的旗袍还蕴涵了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20世纪40年代，一个乱世，古时的、外来的、本地的文化忙乱地冲击着中国，人们更热衷并更有能力对旗袍进行不断的丰富。正如张爱玲所言：“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因此，形式多样的“张爱玲旗袍”本质上是现代的，要么表达情绪，要么表现曲线美——所有都是个人的充分发泄。在那个年代，这些相差甚远的形式拼凑在一起，还不是相当融合，故而突兀得惊世骇俗。4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张爱玲蜗居的地方，也是整个中国时尚漩涡的中心，其他各地的时尚脉搏随之起伏不定。那时在上海已有了旗袍的“别裁派”，即中西合璧式剪裁。一种是局部西化，或西式翻领或荷叶边或开衩袖，一种是旗袍与西式服饰搭配，一件古朴的旗袍搭上小西装或针织背心，既复古又新颖。

　　繁缛之后的时装革命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写道：“在满清300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不过失踪之事也仅止于20世纪20年代，从政治层面到衣服层面，中国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旗袍褪去了服装制度的假皮，镶滚简单了，色泽也淡雅起来，刚摆脱封建束缚的中国女性，猛然醒悟身体曲线居然沉睡了至少300年，于是诞生了现代旗袍，至关重要的是，腰身开始收紧了。30年代，旗袍必经的一个黄金甚至疯狂的年代，像个大小孩，目空一切，一年又一年，变着法地改变领高、衩高、袖长、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