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性腐败

　　历代皇帝为了治理腐败，可谓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用尽了激烈手段。

　　腐败是传统社会的顽疾，历代皇帝为了治理腐败，可谓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用尽的激烈手段。

　　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10万—15万名之间。由于诛戮过甚，有些衙门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虽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良好吏治也没能出现，洪武一朝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在他死后，腐败更是迅速发展，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治腐无效

　　为什么这些反腐措施不能取得治本之效呢？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到根本。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古代中国是一个“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而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

　　这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第一个基础：权力支配一切。

　　第二个基础则是权力不受约束。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御史台、都察院在历代都是朝廷重要的衙门，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

　　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它排除外来力量的参与，特别是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所有官员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受到“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同样的游戏规则的左右，监察官员打“大老虎”，随时可能为其反噬。所以传统时代，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打打苍蝇”。

　　第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因为皇权专制的早熟，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些官僚队伍历代以来随着皇权专制的发展又不断扩张，导致大多数时候他们的俸禄支出对朝廷构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

　　比如西汉末年，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上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而且历代王朝在遇到紧急情况财政紧张之际，最喜欢采取的措施就是扣发甚至停发百官薪俸，这就更造成官员们生活压力巨大。

　　薄俸致腐

　　传统社会的低薪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离满足基本生活相差多少？

　　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为608两左右。赤字480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不仅大部分王朝都采取薄俸制，有的王朝甚至还采取无俸制，不给官员开工资。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

　　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朝廷赏赐的战利品。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

　　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出任机要，而家贫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平是何等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者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北魏前期的皇帝们在反腐上可谓机关算尽，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俸禄制度是一个根本制度缺陷。直到孝文帝时期，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开始制定俸禄制度。孝文帝结束了北魏100多年无俸的历史，然后再厉行惩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且为他的汉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朱元璋反腐未能治本，也有俸禄制度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小气的。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以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

　　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作为县令，还要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这就给官员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这种低薪制造成两种结果。一个是奉公守法的官员，生活极为清苦。比如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经常在朱元璋率直发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不过对这个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是清廉之员，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仅没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翻开明史，这类清官生活困苦甚至饥寒的例子，随手可见。

　　另一个结果是大部分官员不得不想“歪门邪道”弥补自己的亏空。贪污腐败当然就不可避免。

　　文｜张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