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技王国”的艰难产业路

　　现行体制与机制的内生问题，无法将转制院团解放出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市场的洗礼。

　　2015年秋天，新一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石家庄举行。这是中国杂技演艺行业的“顶级赛事”之一，也是全行业最重要的交流与交易平台之一。

　　各杂技院团负责人聚齐的日子里，焦点话题依然是他们共同面临的、来自快速崛起的国内各大秀场的人才需求。

　　如万达集团先后在三亚、武汉、西双版纳斥巨资投建大型秀场。每一个秀场的开幕几乎都伴随着以国有院团为组织基础的杂技行业的一次地震：骨干演员流失，有的院团甚至已经难以为继……

　　“随着杂技被更多地纳入地方旅游商业地产开发计划，地产商就像猎鹰一样，在暗处盯着每一个尖子演员。只要演员一获奖，立刻就有电话联系。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高薪酬是年轻演员难以抵制的诱惑。”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杂技团”）总经理张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万达这样的企业出现之前，以前人才流动更多是在院团之间。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国有院团的赢利能力要提高，能留得住好演员。社会资本的介入对于杂技行业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边发吉说，中国杂技享誉全球，因为它是“杂技界难度突破最多的获奖者、杂技历史最悠久”的，但让杂技圈以外的人们发现杂技之美的，却并不是中国的杂技团体。

　　如今，处在改革和商业资本冲击下的中国杂技团，如同千百个面临相同挑战的国有文化院团一样，在焦虑和机遇中行进。

　　“杂技是兵败如山倒的艺术”

　　中国杂技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50年的中华杂技团，是1949年后成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也是第一个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访的艺术表演团体。

　　“当时，天桥摆摊的艺人们来到中南海，共同组成一台节目到海外演出，后来杂技和乒乓球一起被认为是‘人民外交’的两只翅膀。中国杂技团一共到访过125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外友人知道中国有两个奇迹，一是长城，另一就是杂技。”张红说。

　　中国杂技团的组建和发展，奠定了中国杂技行业以国有院团为主要组织形态的基本发展模式。

　　2006年，作为全国首批转制院团改革试点，中国杂技团率先实现了身份转变，成为了一家以杂技演艺为主营业务的公司。2009年北京演艺集团成立后，中国杂技团成为其旗下的龙头企业。

　　改革后，中国杂技团的经营收入和演员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企业身份的转变，在没有先例可供参考及配套政策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最终被万达等商业资本塑造的秀场触发。

　　2014年，万达在武汉打造的“汉秀剧场”揭幕，其投资的西双版纳“傣秀剧场”于2015年“十一”黄金周前一晚首演，广州“粤秀剧场”的计划也已公布。

　　“汉秀剧场”所在的武汉中央文化区，是万达集团投资500亿元人民币，倾力打造的以文化为核心、兼具旅游、环保、商务、商业、居住功能为一体的文化项目。

　　2005年，万达集团开始大规模投资文化产业、大型舞台演艺、电影制作放映、连锁文化娱乐、中国字画收藏五个行业。而在万达一系列可能与杂技有关的计划中，还包括在长白山、无锡、青岛等地的文化旅游设施。

　　“汉秀剧场”给骨干杂技演员开出的价格是3年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国有院团的三倍。

　　“它有资本、有剧场、有营运能力，给演员开的条件是目前的院团给不了的。”张红坦陈。

　　但她认为，杂技演艺是一门非常有特殊性的行业，它对艺术人才的培养有特定的规律，这种短期的人才挖掘和固定一戏的不充分使用，对于杂技行业长期的生态来说是一种破坏性行为。

　　她举例说，2011年9月万达曾投入巨资在海南三亚做了大型音乐制作秀《海棠.秀》，3年后宣告正式停演。

　　“停演后，演员们自动解散。当时被招聘制挖走的演员有想回来的，但是再上台，不一样了。”张红说，“一天不练功，将来就抽功。杂技是兵败如山倒的艺术。而在秀里，演员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环节、某一个动作。尖子演员到那里后就只秀几把活。”

　　顶尖演员跳槽不只是张红面临的问题。

　　边发吉告诉本刊记者，经常有地方国有杂技院团团长找他，“帮忙看看这个孩子跑哪去了，出国演出的签证已经办好，到机场找不到人了。”

　　“每一个国有院团都有自己背负的重任”

　　张红与杂技艺术结缘是从北京市杂技学校开始的。这所学校与中国杂技团组成了校团一体化的模式，后来学校更名为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学生毕业后继续升学，或者在中国杂技团开启演员生涯。

　　担任中国杂技团总经理的同时，张红还担任北京市杂技学校校长，后者比前者任期更久。对她来说，更多是“看着孩子练功、再看着他们学有所成”。

　　中国其实也被誉为“世界杂技金牌的储藏库”，但曾经的中国文化演艺行业市场化程度薄弱，大量优秀作品和艺术人才的市场化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在经济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大量资源分散割据、院团自身发展经济基础条件不佳、传统体制与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创新融合等，都成为束缚杂技院团当前发展的桎梏。

　　目前大多数杂技院团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在进入市场深水区之际，更需要强有力的资本支持。但是市场资本的逐利性质要求资本的运作快速高效，我们繁冗的论证与审批程序往往容易让自己错失良机。”张红说，现行体制机制的内生问题，无法将转制院团解放出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市场的洗礼。

　　大型秀场项目的崛起，对中国固化60余年的杂技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对当前一代杂技从艺者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整个杂技演艺行业艺术人才的续接，将产生深远影响。

　　杂技这门需要沉下心来扎实钻研创新功夫的艺术行当，如何与“快餐式”的娱乐文化结合？杂技从业者是否也会憧憬“明星化”？杂技行业中是否还会涌现出成果丰硕且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家？

　　这些都是张红思考的问题。

　　她介绍说，一个合格的杂技演员至少要培养10年以上的时间，“这不是能用钱来计算的，更何况现在不好招生。”

　　她承认中国杂技行业有自己的弱项，“创新、运营能力不足”，但令同时又对“每一个国有院团都有自己背负的重任，首先有政府任务，还有离退休老干部”而感到无奈。

　　在人才问题上，杂技行业曾一度探讨是否要向体育产业学习，设立“人才转会费”，以期对演员流动有制度以及成本上的约束。

　　这种想法最后不了了之。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杂技从业人员太多，但是整个行业规模又没有体育产业体量大，更没有那么深的市场化程度。”边发吉解释说。

　　他认为，尽管中国被誉为“杂技王国”——基础好、从业人数多、技术水准高，但同时却缺乏产业化理念，没有市场意识，不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结合，不走进流通领域，现在远远没有达到产业化的程度。

　　“但是，中国企业家才刚刚开始对文化的支持，企业家与文化、艺术相结合起来，可能走得更高更远。”他说。

　　“有掌声，但为何没有笑声？”

　　一如边发吉所说，提起杂技，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被称为“加拿大国宝”的太阳马戏团——它将杂技、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是全球最大的舞台剧制作公司之一，其剧目在纽约百老汇、拉斯维加斯的剧院里都是最受欢迎的表演。

　　实际上，当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杂技已经进军国际舞台时，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太阳马戏团还是加拿大的街头艺术。

　　1988年左右，太阳马戏团的艺术总监吉尔斯来找边发吉学做道具。

　　“具体学怎么做自行车、怎么做伞。当时武汉、广州一些地方都给他们送去了学生。”在边发吉看来，太阳马戏团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一个重要原因是背后有财团支持，“所以太阳马戏团在学会了一些中国杂技的技巧以后，就不按中国路线走。不断加内容、加故事、请电影导演、全世界招聘演员。”

　　“与中国杂技不讲故事只讲技艺的格局相比，太阳马戏团在接受度上更胜一筹。”边吉发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杂技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太阳马戏团。

　　“整体有所改观，但投入不足，与太阳马戏团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开了。它每年几十亿美元的营业规模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原来杂技也可以成长为支柱性产业，我们粗放式发展的短板越来越明显。”边发吉说。

　　他认为，除了强大的市场运营能力以外，太阳马戏团给中国杂技的另一重要启示是，人才一定要掐尖。

　　张红认为：“国家要加强对资本的引导，让他们投资国家级或者地方院团，共同帮助这一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相信肯定有这样的良心资本的存在。”

　　这与边发吉看法一致：“我们希望大资本进来，同时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推动场馆建设。几十年来中国杂技一直在恢复、疗伤。国家应该像扶持工业企业一样扶持文化产业。”

　　在他的设想中，每个省杂技团如果都能在自己的脚下有一个驻场的地方，培育自己的市场，打自己的品牌，中国杂技会有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随着中国文化演艺市场的开放与活跃，中国杂技界开始出现了一批尝试不同发展路径的院团，如正在寻求产业规模化的中国杂技团、有社会资金进入的上海杂技团、民营资本白手起家的广东长隆集团、有明星剧目的黑龙江省杂技团等。

　　以杂技出名的地方，除了河北吴桥，还有江苏盐城、河南濮阳等地。

　　边发吉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绝活。已经形成地方性支柱小产业，但是因为机制和体制的原因，大部分还是小作坊，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链。”

　　还有一些人致力于杂技的国际化、市场化，如四川德阳杂技团团长周小衡在柬埔寨办杂技学校。

　　“国家也在杂技教育上给了一定的支持，但是还不够。全国至今都没有专业的开设杂技学习和研究的大学和研究所。在整个大舞台演出领域，没有杂技的话语权。”边发吉说。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2009年的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期间，新华社曾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杂技的问题——中国杂技：有掌声，但为何没有笑声？

　　边发吉觉得，中国杂技不该如此。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莉莉/北京 河北石家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