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河连起澜湄两岸合作

　　“澜湄合作机制”是次区域国家突破发展瓶颈、深化区域合作的创新和尝试。

　　2015年11月12日，中国与湄公河下游五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在云南省景洪市举行了外长会，正式启动新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

　　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主轴的次区域合作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目前已经形成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和湄公河委员会（MRC）在内的多个合作机制。

　　在本地区已存在众多机制的情况下，创建澜湄合作机制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未来有可能成为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开展深入合作的重要平台。

　　“澜湄机制”的发展历程

　　1992年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最早倡导，并由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六个国家共同参与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本身以经济合作为主，较少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合作；二是它是中国参与时间最早、成效最显著、机制化程度最高的次区域合作形式之一。

　　过去20多年来，各国在交通、能源、电信、旅游、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贸易便利化和投资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对次区域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近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是经济合作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关税效益大为降低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深化经济合作；二是在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将次区域经济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以及社会领域来加以有效应对。

　　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一些关于次区域合作的新想法是水到渠成的，而“澜湄机制”无疑是最有可能变成现实的一个。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关于“澜湄机制”的提法来自于2014年11月。当月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的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李总理发表讲话指出，“为促进东盟次区域发展，中方愿积极在10+1框架下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

　　2015年4月6日，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在北京举行。8月21日，各国在泰国清迈举行了第二次高官会。

　　2015年11月12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正式举行，一致同意正式启动“澜湄合作”进程，宣布“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并发表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

　　公报的三点实质性内容值得关注：一是外长们对“澜湄合作”概念文件表示欢迎，决定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打造更为紧密、互利合作的“澜湄共同体”，建议未来建立多层次的“澜湄合作”架构，提议于2016年各方方便时举行“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

　　二是会议讨论了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提出的“澜湄合作”早期收获项目，涉及水资源管理、扶贫、公共卫生、人员交流、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各方期待有关项目尽早实施，给地区人民带来实惠。

　　三是外长们一致同意，“澜湄合作”项目及其资金来源将由相关国家政府通过协商确定，同时不排斥其他金融机制和国际机构提供资助。

　　“澜湄机制”的积极意义

　　首先，“澜湄机制”是次区域国家突破发展瓶颈、深化区域合作的创新和尝试。

　　当前，次区域内的国家除泰国之外，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普遍落后，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长期面临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缺口较大、贫困人口众多、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突出等诸多难题，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可谓任重而道远。

　　相比原有合作平台，“澜湄机制”具备多重创新。在主导权方面，“澜湄机制”将是次区域内首个由六国共同主导、共同协调的机制。在合作领域方面，“澜湄机制”开放包容，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备受关注的水资源合作也可能被纳入合作议题。在合作目标方面，“澜湄机制”致力于加强政治互信和相互理解，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缩小发展差距；提升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对于次区域国家而言，这将是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重要机遇。对于次区域内现有合作机制而言，也将是提升合作层次、提高合作水平的新动力。

　　其次，“澜湄机制”有助于中国与时俱进地发挥建设性作用。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区域，包括下湄公河国家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但是，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现状来看，中国尚未发挥出与其国际地位、综合能力等方面相“匹配”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过去几年里，中国先后发起或参与成立了“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专项基金”、“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个资金和金融安排，可以成为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资金来源。

　　此外，中国也表现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的意愿。“澜湄机制”是中国在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之外的一个新选项，并非抛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合作机制“另起炉灶”。“澜湄机制”在短期内不可能取代这些相对成熟、各具特色的合作机制，应与现有机制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探索和周边有条件的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文/卢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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