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社保负担如何减？

　　张玲(化名)在北京一家通信科技企业担任人力资源总监，她正感受到这几年来人力成本升高带来的巨大压力。

　　2010年，招聘一名软件工程师，月薪六七千元足矣，但如今刚毕业的大学生市场价格也超过1万元。同样在2010年，一个客服人员的薪资只要3000多元，现在则涨到了五六千元。

　　张玲坦言，在所有运营成本中，社保比例很大，占到每月150万元人力成本中的30%。对于每个员工，企业需要承担的部分包含20%的养老保险、10%的医疗保险、1%的失业保险、0.5%的工伤保险和0.8%的生育保险。

　　加上12%的住房公积金，企业在发放员工工资之前，已经付出了44.3%，而这些还不包括个人的缴费支出。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等企业家代表诉苦社保负担重，认为社保影响到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以及产业转型。

　　目前，养老、医保、失业、工伤、生育这五险，由企业为员工缴纳的部分占到员工工资的30%左右。如加上住房公积金，企业负担增至40%左右。

　　随着民间有关降低社保费率的呼声走高，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社会保险体系。”2015年以来，政府多次削减费率，但养老保险作为社保的重头，由于政府对其收支不平衡的忧虑，始终未被触碰，因而社保总体未明显“减负”。

　　重压之下，部分企业和员工因种种原因缺乏对社保的缴纳意愿，逃费现象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社保制度内在激励不足，是企业与员工皆视之为负担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单纯降费只是权宜之计。

　　对社保负担的不同态度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5年11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54.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社保、税费负担过重，71.9%认为人工成本上升。

　　使得社保“痛感”明显的，是近年来高增速的工资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至2014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的年均工资名义增长均超过11%，最高时达到18%。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分析，平均工资的增长，导致了社保缴费基数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上涨，推动用工成本升高。

　　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两年下降，《劳动合同法》规制和管制环境的上扬，新一代农民工就业意愿的变化，都成为工资上涨的基础，同时宣告了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

　　提振经济需要拉动消费，但对企业来说，为员工加薪1元，就会产生0.4元左右的“政策附加成本”，员工一般关注的是工资，甚至是税后工资，实际上，企业打包的人力成本支出远不止于此。

　　尽管企业效益不错，但北京一家出版公司总经理也表示“养一个人的成本太高”。他抱怨近几年用工成本的增速远超过去。2013年底，这位总经理选择为员工上了每年1000余元的补充医疗保险，用以解决北京医保门诊1800元起付线以下的医疗费用。在他看来，相对于商业保险，“社保第一是不透明，个人不清楚交了多少税费，所有交的东西显现不出来，第二是待遇和缴费水平不匹配”。

　　企业对五险一金不乏怨言，实际上一些员工也将社保视作负担。

　　一名能源上市企业人力总监分析，她所在企业80%员工的工资处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10%约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倍到2倍之间，10%在2倍以上。收入和年龄不同，员工对养老保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该企业上述80%的员工中，30岁以上的固定员工对于养老保险比较在意，对他们来说，在职时拿着不高的工资，意味着退休后只能依靠养老金生活；而有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由于身体健康，距离退休还早，同时经济基础薄弱，租房等开支上涨较快，因此对于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工资较高的员工对社保也兴趣不大。上述人力总监回忆，部分高管在入职时会向企业表示，自己已经购买商业保险，企业能否不为其缴纳社保。在养老金计算中，社会平均工资会作为一个重要参数，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投保越高相对越吃亏。“他们不在乎交多交少，而是希望不交，因为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几乎没有作用，他们靠的是储蓄、投资等。”这位人力资源总监说。

　　相较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更具当期效益，收入较低的员工缴纳医疗保险时都较积极。但对于高收入员工来说，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力度并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更多地依靠商业保险，以满足其高端医疗的需求。

　　企业的规避之道

　　在盈利和维持生存的驱动下，不少企业开始寻求规避社保费用的变通之道。

　　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强制规定企业的缴费义务，意图保持社保的覆盖率。而各地的社保费率都有明确统一的要求，若要规避费用，可以“做文章”的主要通道就是缴费基数。

　　各地对社保缴费基数的规定不尽相同，较常见的是，最低为当地平均月工资的60%，最高为300%，若职工工资位于两者之间，则取上年的实际平均月工资为基数，地方政府每年根据新的社平工资调整社保基数。企业和个人以缴费基数乘上费率，可得到具体的缴纳数额。

　　51社保网CEO余清泉指出，由于税务部门和社保部门数据通常不互通，社保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具体发放的工资数额。一些地区由地税代征社保，则比较容易进行数据比对。

　　根据51社保网的调研数据，2015年，即使在北上广深等城市，也仅有38.3%的企业在缴费基数上完全合规。不合规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统一按最低基数缴纳；为员工分档缴纳，如经理级4000元、主管级3000元、员工级2000元等；按固定工资缴纳，将奖金收入排除在外。

　　2015年的情况好于2013年。余清泉认为，原因在于新三板上市提速逼迫企业尽快提高合规性，子女入学等公共政策要求提供社保缴纳证明，使得员工也更为在意社保的缴纳情况。

　　一名湖南食品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称，在长沙，除了特大型企业会根据员工实际工资去缴纳社保，八九成企业依据的都是最低缴费基数，如果实缴，企业难以维系。

　　目前该公司按照2426元的当地最低基数为员工缴纳社保，每人约在800元左右。假使按一个员工5000元工资为基数实缴，平均在一个人身上就要多花近千元。

　　对于员工来说，按照较低缴费基数，个人的缴费部分也会减少，意味着拿到手的现金更多。

　　上述人力资源主管表示，即便少缴，压力依然存在。“从2009年到现在，基数几乎翻倍，但企业效益是否增长翻倍是另一回事。”

　　“打擦边球”的企业并非个案。聂日明曾做过估算，重庆2013年的社会平均工资是4252元，按照去年职工养老的缴费收入和参保职工的人数，可以计算出平均缴费基数为2575元，刚好是社平工资的60%。

　　2015年以前，重庆规定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是社平工资的40%，2015年初升至60%，企业和低收入员工的包袱陡增。

　　根据北京某区的数据，2006年到2014年的退休人员中，90%的人员缴费基数在社会平均工资以下，这显然与真实的工资收入情况不匹配。

　　为少缴社保，企业还想出其他办法，比如，劳动合同上工资按照当地最低标准约定，其他的工资通过私人账户打款给员工或者以发放现金的形式给员工等。

　　种种规避行为自有风险，根据规定，如果企业漏缴社保，一旦被社保部门稽查发现，需要按照企业上月缴纳额的110%确定应缴纳数额，并按日加收0.05%的滞纳金。对于这一威慑，小企业往往心存侥幸，大企业则心有畏惧，罚款金额不少，会给企业短期的现金流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企业被曝光，损伤信誉。社保稽查对大企业也更为严厉，“一辆中巴带着会计师事务所的人一起来，查财务入账、台账，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一位上市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出台的规定，奖金、津贴、补贴等都属于实际工资，各地社保缴费基数的计算口径应与此一致。一些企业也在这方面想办法规避，常用之道包括对员工的保健、住房、交通等方面福利投入。

　　这些现象背后蕴藏的风险是，社保缴费率偏高，反而导致了实际缴费基数的降低，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社保收入水平。

　　对参保个人而言，缴费基数不实会直接降低刚退休时的养老金替代率，即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下滑。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珍的计算，现行养老制度的设计目标是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为59%，企业缴纳部分形成的基础养老金为35%。要想整体达到这一替代水平的前提是，按社平工资100%的缴费基数持续缴纳35年。眼下不仅缴费基数不实是常态，许多在非正式部门缴纳的群体选择只缴纳年限的下限15年。加之个人账户保值增值能力低等因素，养老金替代率已从1997年的76%下降至2011年的44%。

　　怎么降费是个问题

　　社保成本逐年上升，已有一些地方意识到问题并着手调整。

　　与企业不同，地方政府更多从调整缴费费率入手。比如，深圳市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部分仅为14%，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2003年，上海实施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允许郊区企业在养老保险上少缴11.8%，医疗保险上少缴9%。从2004年到2010年，参保的职工人数增加近2倍，超过城保参保人数的增长速度，人力资本较低企业的参保程度提高。

　　在全国统筹未实现、统筹层级仍以县市为主的情况下，下调社保费率俨然成为个别地区用于提高招商引资能力的“特权”，并引发争议。上海的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在2014年也退出了舞台。

　　来自更上层的措施也在逐步落地。

　　2014年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五险一金的缴费水平确实偏高。2015年1月下旬，人社部表态“我国社保缴费率将会适时下调”。

　　一个月后，领取条件严格、“进多出少”的失业保险费率首先宣布下调，由3%统一降至2%，预期为企业和员工减负400多亿元。此后，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

　　医疗保险暂无降费的消息传出。人社部官员近期指出，医保基金总体平衡，但风险不可忽视，如结余率减少，地方差距大等。“全国40%的结存来自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中西部的老工业基地比较困难。”

　　养老保险是比重最高的社保险种，也是负担的重心。考虑到当前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担忧，普遍的预期是，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可能性并不高。

　　不少学者认为，法定的社保缴费率太高，后果是遭到企业和员工的规避，实际征缴情况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的测算，如果将较高的缴费率下调5%，可以使实际缴费率提高0.48%-1.3%，反而可以增加基金收入。

　　但也有人担心，医疗和养老保险费率简单地下降，若不增加财政补贴或完成国资划转，可能会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社保基金更加紧张。据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公布的数据，2014年基本养老基金收入首次低于支出，差额达319亿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建议，可以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从而达到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目的。然而，国资划转社保的呼吁沸腾多时，始终无实质进展。

　　中国的社保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险严重依赖于政府强制征收的第一支柱，由企业年金和个人自愿购买保险构成的第二、第三支柱发展迟滞，且三者分工不明确，反映出“没有清楚地界定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聂日明表示。

　　白重恩认为，二三支柱的税负感弱一些，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扭曲会少一点。这实际上也是一些发展良好的企业所乐见的形式，“好的制度要强调多缴多得，否则就是搞大锅饭，大家都会逆向选择。”有企业人士直言。

　　中国现行的社保制度从法律层面固定了企业强制征缴的义务，但严厉的征缴和稽查手段意味着高成本的人力财力投入，而且压制了企业的发展。应该换个角度，从激励企业与个人出发改善社保制度，使之不再是一项沉重负担，而是更多发挥提高员工福利的功能。

　　相惠莲 编辑/张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