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改名，争红利还是太功利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泸州医学院，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两易其名，先后改为“四川医科大学”和“西南医科大学”。

　　公开资料显示，教育部发布通告称，2015年至少有18所高校申请改名，大多从学院更名为大学。而相关数据显示，近6年来，中国共有472所大学更名，占高校总数的23%。

　　到底有多少“红利”让高校“更名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聚集多少资源？校名说了算

　　付伟（河北农业大学校友，现旅居荷兰）

　　我刚入大学时，就有其他兄弟院校曾先后向上喊话要求“摘帽”，原因很简单：校名中的“农业”两字已严重制约了学校发展，导致其在招生、就业等方面处于劣势。

　　一个颇形象的比喻是：一个家庭里，其他几个孩子被起名“龙”“凤”，只有一个被叫“狗蛋儿”，那么这个孩子就算再有能力，也会给人“没出息”的刻板印象。

　　农业、地质、矿业等行业类院校之所以执著于改名、摘帽，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校名在高校办学过程中凸显出强大的资源获取或排斥功能。

　　比如说，“学农没有出息”是长期形成的偏见。受其影响，只要“农业”的帽子还在，农业院校就很难在招生、学科建设和就业等方面公平竞争，学校就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而陷入困境。最直接的证据是，农林院校招生最低分数线比同层次学校要低许多。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以往高校与政府之间“统分统招”的高教体系裂变为高校、市场和政府三者共存的关系结构。高校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和教育服务提供者，必须独立应对各种市场需求。

　　不论承认与否，校名的资源意义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高校认同和市场检验，合理变更校名已经成为高校获取资源、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手段之一。

　　但升格更名后的行业性高校如何保持原有的办学优势与特色？这是个问题。当“学科和专业设置齐全”后，如果与原来行业部门的联系变弱，原有优势渐无，这对整个高等教育资源无疑是巨大的浪费。

　　一方面，改名可以释放高校办学“红利”；但另一方面，要避免改名陷入“功利”泥潭。如何避免“改名热”衍生出的人才培养目标趋同、专业设置同质化、行业服务能力变弱、办学特色不突出等问题，这就考量教育主管部门的智慧了。

　　改名谋“红利”大学折射评价机制之困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于学校领导而言，如果学校从公办专科升为本科，这意味着行政级别和相应待遇的提升，利益变化，还是“小儿科”的。

　　在目前的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中，大学相比学院，确实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设置、课题研究等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这和我国对高等教育的评价机制以行政评价为主有关。行政评价中，学校的身份、等级，与学校获得的资源有着某种对应关系。

　　这种评价体系很难让学校安于本身的定位和特色，容易把学校导向追求“高大全”的办学道路上。社会舆论总是拿麻省理工学院等外国高校校名几十年、上百年不变，来批评我国大学的“更名风潮”，可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机制以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为主，学校是靠办学实力和声誉获得资源，而我国部分高校领导花在改校名、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上的功夫，要多于踏踏实实办学的功夫。

　　另一方面，有的考生、家长完全冲着学校的“名号”填报志愿，缺乏对高校定位、办学传统、学科专业、师资力量等的理性分析，简单认为大学就比学院好，学院就比学校高，这种功利且盲目的社会心理“倒逼”高校办学的“迎合”心态。

　　有的高校在短短几年间改名多次，最后连校友都搞不清母校叫什么名字了。

　　高校频繁更名，是高等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大学办学模式、教育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要让高校安于定位，不在更名上做文章，就必须改革我国的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引导不同高校找准定位，办出水平和特色；要提高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健全高校的民主决策机制；与此同时，社会也必须摆脱功利教育价值观，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不能望文生义“以名择校”，而必须关注学校办学的实质。

　　更名并不能为教育资源配置纠偏

　　沈衍国（聊城大学退休教师）

　　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国内高校陷入“更名式发展”的怪圈，无非是想借力凸显高层次、综合性、研究型的校名为华丽的“外包装”，以博取优质教育资源。

　　通常来说，如果学院更名为大学，或学校更名为学院，就可以获得政府更多的财政拨款和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教育部以及社会各界对其办学水平的认可，学校在学科和专业设置、师资聘用及招生就业中就将拥有更大空间和便利，这无疑有利于高校的发展。

　　2012年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曾直言，全国有39个“985”高校、112个“211”高校，加起来151个优质教育资源的名分，河南只有一个。此外，这个拥有一亿多人口的大省没有一个中央财政支持高校，没有一个中央研究院所。

　　教育资源的地区、校际分布不均这是现实。高校的“更名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地方高校“自下而上”为教育资源配置纠偏的努力，但这远远不够，也很难获得社会理解。

　　曾有调查显示，64.9%的受访者直言高校改名是“换汤不换药”的“面子工程”，67.7%的受访者认为高校改名是为了增强招生吸引力，64.8%的受访者建议高校与其忙于改名，不如努力提升科研水平。

　　高校办学定位摇摆不定，总想着把学院更名为大学，追求学科专业的“大而全”，其中有浮躁功利亦有现实无奈。但无论如何，要想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结构合理、科学、高效布局，更需要着力于顶层设计和资源配置。

　　高校该分类设置、分类评估

　　赵璧（美国普渡大学政治系研究生）

　　更名与否，这应该是高校的自由。校名应该是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理想。

　　有雄厚的实力打底，学院未必就不如大学名气大。国内舆论津津乐道的麻省理工学院就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改成麻省理工大学甚至美国理工大学。

　　我相信，按照最初的政策设计，以“校名升级”为标志的高校升格制度旨在激励高校办学能够有所作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发展驱动力的“升格”制度开始暴露缺陷，助长高校办学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趋向。

　　更有甚者，一些在原有专科基础上新建的本科院校，虽然名称“升格”了，但办学思路和能力并不一定同步“升级”，有些甚至出现了就业难、招生难。

　　教育行政化的现实语境下，高校靠改名奔一流是舍本逐末；教育主管部门靠限制和审查治理改名乱局是治标不治本。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大众化和市场化，传统的依靠财政拨款来办学的高等教育办学体系已难以为继。

　　美国早期一些很出名的、以农科见长的学院或学校后来都陆续发展成为综合大学。他们特色化、精致化的高校办学模式的形成，跟寄希望改名来分割教育资源无关，而是立足于自身传统，不断沉淀和做大办学优势。

　　教育主管者是否该反思并寻找一种全新的评价和激励机制来更好地助推地方高等院校的发展？

　　要加快建立高校分类设置、分类拨款和分类评估制度。比如，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而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此外要着力增强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做强行业类专门院校的服务能力，以与国家和地方的人才需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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