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柯：音乐该被互联网的阳光照耀了

　　一个做服务的平台应该为人着想，而不是存了版权赶快卖掉。这个思路不是不好，而不是全部。

　　20年中，经历了麦田、华纳、太合麦田、恒大四家不同时代里最有名的音乐公司。如今作为阿里音乐CEO，宋柯把自己定义为职业经理人：“我不是搞艺术的，一直都做管理。”对他来说，这也是最近10年钻研音乐与互联网关系的结果。

　　宋柯的举动总会被解读为中国音乐行业的走向，就连他2012年辞职选择开烤鸭店，也被媒体与“唱片已死”的论调关联。

　　这一次，宋柯选择了互联网。在此之前，宋柯一直试图探索互联网与音乐产业的关系，他告诉本刊记者，“加入阿里算是有了实现的机会。”

　　2015年7月15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成立阿里音乐集团，宋柯出任CEO。

　　而在他的版图里，阿里音乐的模式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不是互联网+音乐，而是音乐+互联网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现在的双APP情况？

　　宋柯：双APP是版权战争之后的结果，我们认为它有积极的影响。大家各自下架了没有授权的曲库，几十万、几百万首的下。我认为这证明了两点：第一，音乐版权是有价值的；第二，政府对音乐版权保护的重视。

　　基于这两点，其实迈开了未来数字音乐正版化或者完善商业模式的第一步，是朝着健康的路径上发展。现在阿里与腾讯之间的版权界限分明，基本上消费者装两个APP就可以。虽然一开始大家觉得麻烦，但是与视频相比还好。我自己都下了几个视频APP，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就是因为它有版权壁垒。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5年开始，你就有意识地去做数字音乐。从刀郎到太乐网，以及太合麦田转型为传统版权管理和数字音乐开发公司。做了这么多互联网与音乐相关的事情，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版权环境吗？

　　宋柯：好问题。当时没有做成并不是版权环境的原因，而是所处的位置。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的结果是，如果停留在一个内容制作商的心态去整合行业，终究会失败。虽然当时太合麦田已经是国内第一大唱片企业，也尝试帮别的公司制作单曲，但是毕竟没法做到行业垄断。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对运营商没有话语权。

　　简单说来，全世界没有一家唱片公司大到可以开辟一条销售渠道。也没有任何一个艺人强势，可以拓展到做一个大的演出商。这都是不可能的，永远不会有100个刀郎、50个李宇春同时在一家内容生产商手中。

　　但是如果作为平台方，首先要划清界限，不染指到内容，让更多的内容商进来，这样的路径是可行的。如果当年有一家互联网公司以开放心态给所有内容提供方进行服务，音乐行业不会是现在模样。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一直觉得，网络音乐做到付费就可以了，你怎么看？

　　宋柯：音乐现在确实在反哺互联网。直到这两年版权价值才开始回归，大唱片公司可以拿到版权收入。播放器市场虽然积累了几亿用户，但是没有用户价值，对行业的帮助微不足道。

　　阿里巴巴CEO张勇曾经跟我说过，应该叫“+互联网”。不是互联网想去加谁就去加谁，而是有传统行业经验的人在明白了互联网的作用、好处之后，利用互联网。

　　具体到音乐行业，互联网这10年来只给用户提供了一个MP3，这称不上红利。除了付费这条用脚都能想出来的路径以外，是不是还可以通过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音乐去掏钱。

　　我希望阿里音乐是一个人人可加的平台。一个做服务的平台应该为人着想，而不是存了版权赶快卖掉。这个思路不是不好，而不是全部。

　　平台为王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你和高晓松就职阿里音乐，你自己有何感触？

　　宋柯：如果仅仅是做一个特别互联网思维的播放器，阿里其实用不着请我们。算法、技术、思路全世界都有，用得上我们是因为对播放器之外的东西更感兴趣。阿里看上的是我和高晓松两个加起来40多年的行业经验。

　　我们也更希望给行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何炅加入就是如此。主要会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未来音乐可视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未来不光是听音乐，看音乐肯定是一个趋势。我们就得有专才，何老师毫无疑问是。第二，阿里音乐未来不只关注作品，更关注人。

　　我所说的人肯定不只是歌手也不单纯是音乐人，而是整个音乐行业链条上的人。从音乐生产的上游包括了写词、写曲、录音、编曲、唱片公司、演出商，一直到最下游的听众、粉丝或者是音乐消费者。

　　如果关注人的话，何老师是这方面的专才。在娱乐行业多年，不管是对上游音乐人的了解还是对粉丝用户的理解都有独到之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音乐的可视化，还是对人的关注，何老师无疑与我们很搭。

　　《瞭望东方周刊》：与你刚才所说的阿里音乐的平台战略相关，如何解决音乐人的问题？

　　宋柯：阿里音乐明确向各种合作方表示，决不介入内容，不会签传统意义上的唱片约、经纪人约。总的来说，阿里音乐不会成为一家唱片公司，也不会去做唱片公司或者经纪公司应该去做的事情。作为一家平台公司一定要把界限划分清楚，如果总想去获得一些近期看来很容易获得的利益，不考虑长远，就不是一家平台公司该做的事。

　　虾米音乐人在当年就看到了人的重要性，现在只是需要停掉一部分应该由唱片公司完成的事情，把制作唱片、版权、艺人经纪的项目切出去。

　　未来要做的事情是帮助唱片公司介绍更好的人，但是我们自己不去做。索尼的老总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老宋，如果你碰上非常有才华的歌手、艺人，你难道会忍住不签？我三次都很严肃地回答，我肯定不签，我希望唱片公司签。这样他们才踏实，我们未来和合作方合作的基础才会有。

　　《瞭望东方周刊》：你经常提“痛点”这个词，但在音乐行业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信息不对称，上升通路很小。

　　宋柯：音乐行业确实需要大的唱片公司推动，但也只能照顾到金字塔的塔尖，塔腰和塔基也应该需要关注。说实话，这个行业能到我和晓松的真没有几个人，不是说我们俩高，而是这个通道是很细的一条。如果你想找一个制作人，一个大演出商，你会发现这条线非常细，这说明行业发展的动力不足。

　　第二，这个行业又极其分散。分散意味着中间程序烦琐，A想找到B，就得通过C，这必然带来大量的灰色收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个行业90%以上的收入跟互联网没有任何关系。互联网阳光还照不到，这就是阿里的机会。

　　你会发现播放器在这个市场里面占比非常小，我们要做的是把大而无序且分散的市场归拢，让中间环节减少一些，这是互联网最能做到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的描述，我能想象到的路径是：某个处于金字塔底部的音乐人想要做一张音乐作品，他要寻找制作人或者唱片公司可以在新的平台上做到。

　　宋柯：一定会有这样的路径，但也不止如此。互联网行业讲究对标，但我们没有可以对标的对象，我敢说在全世界都没有阿里音乐这种模式。

　　唱片公司需要休养生息

　　《瞭望东方周刊》：互联网时代让唱片公司有些无所适从，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出现，唱片公司的重要性是不是会进一步消解？

　　宋柯：我不这样认为，我相信这个行业里机构的力量。之前的唱片机构拥有一套体制，只是面对互联网这个新兴事物唱片公司需要适应。另外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音乐平台也没有找出好办法帮助到唱片公司包括个人。

　　所以，我个人希望一旦阿里音乐新的平台上来，唱片公司会发力。但是不能只有唱片公司发力，单打独斗的人也应该有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与唱片公司有这样的沟通吗？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他们已经不怎么出新歌了。

　　宋柯：唱片公司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所有的唱片公司都经历了互联网前期野蛮的掠夺，实际上伤了近10年。唱片公司会修整一段时间。

　　据我了解，这些大的唱片公司都在开始做大的修理。比如滚石2015年在做原创大赛，2016年可能会做乐队大赛，他们也要通过这些方式去获得新人。与阿里音乐合作的这几家都在推出庞大的新人。你可以把前两年看成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马云曾经对阿里音乐说过，5年可以不考虑盈利。你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期限？

　　宋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5年不能盈利，我觉得他在描述一个战略的方向。

　　我们要做好服务，就不能先去考虑赚钱的事，只要先想着赚钱一定伤害服务本身，所以赚钱的事儿我们先不考虑。最终赚钱的时候，你得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盈利的平台，而是说在整个行业都有关系。就像淘宝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有媒体说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宋柯：我不认为机会主义者是个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我在这个行业20年没有动，行业里很多朋友现在转型去了影视，也有人来拉我入伙，但我还是很坚定。20年中，麦田、华纳、太合麦田、恒大，换过四家公司，我觉得还好。

　　现在来到阿里，我和晓松都希望是我们职业经理人生涯的最后一站，在探索了互联网与音乐十年之后终于有一个机会实现，机会主义者肯定要把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海博|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