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涌的呼兰河——萧红情感之路解密（二）

　　汪思甲见萧红屋里简陋，他取出一摞银元，摆在桌上玩弄，那神情，充满了满足。萧红瞅他一眼，不满地说：“收起你的钱！”汪恩甲说：“你知道一块银元，能兑换多少美元吗？美元现在贬值了，在哈尔滨不值钱了。”他又说，“乃莹，我这次来就是想接你回去，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萧红想了想，说：“我既然来了，当然最好还是继续求学。”汪思甲不客气地说：“算了吧，你连混饱肚子都很难了，还遑论什么求学！”他的话一语中的，萧红顿觉心情沉重，她跟命争，可最终竟被命运戏弄；她为了面皮，可面皮也禁不住现实的打击。这时她转而寄希望于他，就说：“恩甲，你有钱，帮我上大学吧。”汪恩甲明确地说：“得了吧，我准备结婚，生儿育女，不想让你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搂住她的肩，拍拍她的脸蛋，甜甜蜜蜜地说：“小乖乖，你这一走，就把我忘了，你也太狠心了，都想死我了！”汪恩甲的这番话，让萧红无所适从了。汪恩甲又说：“我郑重地与你商量婚事。上大学是件好事儿，但在这乱世之秋里却是不现实的。我为了找到你，真的费了好大劲儿。你想啊，我这心里一直都装着你呀！”他的话进一步让萧红感动了，她的内心里开始松动了，就捂住面颊，喃喃地问：“恩甲，你真的不想抛弃我吗？”“傻丫头，我娶你还要让你给我养个大胖小子呢！”他抓住她的手，又很亲热地将她拉在怀里，把她搂得喘不匀气息。两个有婚约的男女，尽情享受着空寂小屋带给他们的宁静与隐蔽。萧红的感情防线被突破了，她的脑袋里乱糟糟地想：认命吧，一个弱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能有什么作为？她好不沮丧。天已黑了，汪思甲就势将她抱上床，她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她的衣服被他剥掉了，汪恩甲终于得手了。

　　一番云雨过后，汪恩甲打开电灯，看一眼萧红的身下后，表情极为激动，说：“亲爱的，你真是我圣洁的女神！”他得意且又惊喜，拥抱着她。汪恩甲相信了萧红的纯洁，也相信了她的无辜。

　　仅仅五天时间，汪恩甲所带的钱已快花光，除了买车票的钱所剩无几了，他就想带着肖红尽快返哈。萧红有些惊慌了，问：“我还能回来吗？”汪恩甲说：“那就以后再说啵。”萧红内心里犹为不甘，挣脱了家庭的阻拦来北平求学，结果半途而废，现在又被爱情所俘虏，再重新返回那闭塞的北方生活，一切都白费劲了。唉，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了。

　　次日，汪恩甲携上萧红，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火车进入哈尔滨车站了，萧红和汪恩甲拎着柳条箱，随着人流出了站。汪恩甲沉思着，先在哪里落脚呢？思前想后，他遂领萧红来到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旅馆老板方德贵，与汪恩甲的父亲是同乡，有点儿交情，见汪恩甲领个姑娘进门，心里虽然打个哏儿，可脸上仍堆满了笑容，忙说：“汪少爷，稀客，送一位小姐投宿？”汪恩甲说：“她是我的未婚妻，准备在贵店暂住几天。”方老板赶紧招呼着说：“好嘞，茶房，给汪少爷开房间，二楼请！”

　　二人在旅馆里逗留了一个月后，萧红发现自己已怀孕了。又挨过一段时日，汪恩甲因已经欠了旅馆六百多元的债务，只好回家去了。他打算向家里人争取一下，把萧红接回他家去，暂时扔下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里。

　　汪恩甲以“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为理由，强调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萧红。而家里人则认为，一个女子轻易委身于男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反而遭到了更加强烈的反对。汪恩甲又说，他已与萧红在北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有证婚人和主婚人，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其兄汪大澄就说，你不经过家里人许可，就私自决定婚事，本来就是大逆不道，你还有脸说别的么？况且家里人早已给你另定了婚事，双城堡老包家，也算是大户人家，家风纯正，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汪恩甲依旧坚持着说：“反正我已经和乃莹成亲了。”汪大澄觉得弟弟太不晓事了，他说：“那个张家的丫头，整天疯疯张张没个正经的，不闹出点儿事来，她是不会罢休的，她简直就是扫帚星……”

　　一直困在东兴顺旅馆里的萧红，天天等候汪恩甲快点儿回来。他若拿回了钱，家里承认了他们的事实婚姻，一切都云开雾散了。可接连十几天过去了，并不曾有他的音讯，萧红变得失眠、烦躁、坐立不安，不祥的预感像噩梦一样纠缠着她。

　　1932年4月，于万般无奈之下，萧红只好奔赴到顾乡屯法庭，状告汪大澄扣留汪恩甲，破坏他们年轻人的自由恋爱。之后萧红经历了艰难的诉讼，但由于汪大澄从中做了手脚，用钱贿赂了法官，也因汪恩甲的退缩，萧红最终败诉了。听到法庭的宣判，萧红痛苦地倒吸一口凉气，捂起脸痛哭起来：“天哪，天理何在？”

　　旅馆的老板见肖红与汪家闹上了法庭，而且官司又输了，就立刻变脸催债，并扬言再不还清店钱就要把肖红卖了抵债。萧红感到危机重重，旅馆南面就是圈儿里（妓院），萧红知道老板说卖她的潜台词。现在，她正面临着茫茫苦海，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她忽然想到，在中学读书期间，她对《国际协报》印象很好，于是她给《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这也是她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唯一的办法。

　　时任《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的裴馨园先生打开萧红的信一看，心突然缩成一团，眉毛皱起来，半晌也没言语。他是位颇有正义感的文人，很有忧患意识，尽管自己的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却时时牵挂着更困难的人。萧红在信中写道：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而抛家出走，因上当受骗而被困在东兴顺旅馆里，已欠下旅馆住宿费六百多元，无力偿还，希望获得报馆的同情云云。那流畅的文字和较有功底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个受过一定教育的女性。裴馨园看罢信，心里格外沉重，他暂时还没想出好办法来，便找到东兴顺旅馆的电话号码，给账房挂了个电话。有人想替萧红还债，这正是方老板所期望的，他忙说：“小旅馆偏遇行业萧条，张小姐身无分文，敝人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他又唤来萧红接电话。萧红从话筒里听出了关切的声音，她克制不住泪流满面。这位裴先生，轻声慢语地劝慰她，使她如同见到了亲人一样痛哭起来。裴馨园得知家庭对她的遭遇置之不理，便落地有声地说：“张小姐，别伤心，这件事儿我管定了！”

　　裴馨园搁下电话，决定在文化人圈子内搞一次募捐活动，恳请众人捐一点儿钱，聊以支持萧红的生计。随后裴馨园先邀请了业余作者孟希、三郎（即萧军）、方末艾等，决定一起去东兴顺旅馆探视萧红。没有想到，萧军对此事并不感兴趣。他给裴馨园“打工”，替他处理稿件和编辑儿童副刊，以挣点儿稿酬为生，手头并不宽裕。裴馨园每月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二十元酬金，聊以解决萧军的吃住问题，合作得还算愉快。萧军过去当过一年宪兵，对社会丑恶现象见怪不怪，曾见过很多青年女人沿街乞讨，或者沦落风尘，谁能管得了？他连自己的妻子孩子都养不起，全送回老家去了，怎么会管别人的事？裴馨园说：“这个女人不同于其他女人，她很有灵性，看她的字和语句，很不寻常。咱们去探望一下她，万一遇到不讲理的，你会武术，也能帮我们站脚助威。”萧军总算答应下来了。

　　他们来到东兴顺旅馆，上了二楼。萧红住在那间阴暗的小屋里，除了床上的被褥，破旧的书刊纸张，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她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大衫，赤脚穿着一双皮鞋，二十一岁的脸上，没有任何光彩，只有因受到打击而失神的大眼睛，露出迟疑、沮丧的神情。裴馨园说：“我们收到了你的信，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请你放心，旅馆不会为难你的，也不敢把你卖掉，有什么困难，你就尽管说。”

　　萧红当下如同见到了亲人一样，一口气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接下来，大家就为解除她的困境想尽了办法。这么一位良家女子，竟然这样蒙冤受屈，落魄江湖成为漂泊者，萧军觉得真是可悲又可叹也。大家又说了些安慰的话，也就一起回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萧军对萧红很好，她住在旅馆里，整天闷得慌，他就不厌其烦地给她送来报刊，鼓励她坚持继续写作。萧军比萧红年长四岁，萧红对他的豪爽性格很欣赏，尤其年轻男女，所谈话题就无拘无束，心情也放开了许多。萧军感到，能与这位落魄的女人相识，十分庆幸与荣幸。她不仅文化程度高，言谈充满了智慧，又善于把单调的话题赋予风趣的成分，性情豪爽，情趣也很有品位，他着实喜欢上她了。

　　6？郾颠沛流离显才情

　　1932年8月，正值淫雨连绵季节，松花江流域的第二松花江、嫩江和呼兰河，在特大暴雨的肆虐下，水位在不断上涨。历史上的哈尔滨，因地势低洼而深受水害之苦，居住在南岗区的居民与商家，因地较势高而高枕无忧；而那居住在低洼处的道里区和道外区的百姓们，可就望江兴叹了，人人都惊慌失措。

　　松花江在特大暴雨的作用下，土堤被风浪冲刷着，不断剥落坍塌。商会和慈善机构，组织抢险人员奋力垒着沙包，但也无济于事。日本人一心只顾剿灭反满抗日力量，对于大江涨水，他们不管。渐渐地，萧红患上了忧郁症，原因有三：其一，洪水果真淹了道外，她将没有存身之地；其二，她眼看就要临盆待产了，手里没有钱，后果也无法想象；其三，自从萧军常来旅馆陪她，裴馨园、舒群、孟希、琳郎等人几乎不再探视她了，她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她一直设法在朋友圈里保持平衡，可惜她做不到。爱情让人忘乎所以，让人变得自私。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在她的内心里，善良的念头时时冲撞着她那孤独的欲望，想到一旦改善了命运，说什么也要好好报答他们。可靠什么去报答？爱情这个须臾不离的话题，让萧军捷足先登了，一个女人还有什么奢望呢？她思来想去，感到只有脚踏实地写出一些好作品，让大家正视她存在的价值。

　　萧军有时开玩笑说：“悄吟，我们的爱真的有点儿快吗？可我说，人生苦短，爱就要爱得直来直去！爱不是任何程序化的东西，某个时期该接吻，某个时期该拥抱。你的脸颊儿依偎着我的胸膛，你会听到我跳动的心，在呼唤——我爱你，是不是呀？”萧红含笑不语，在霉味儿的房间里，她体味到了快乐。但倏忽，她又不安地说：“三郎，我们这样……错了，我们不该有这种关系……”“为什么？”萧军问。她感觉到他强悍有力的手搂得她很紧。她注意到他的眼里含着快乐，充满着男人式的兴奋。她又自卑了，说：“唉，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吔。”“听我说，从你画的画，还有写的文章，我发现了震撼人心的东西，我看到了你的诗人潜质。你也知道，我的爱如火焰，我被你的才华征服了。真的，我已经忘乎所以了！”“真的吗，爱情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我真没感觉到呢。”萧红微笑着，心头鼓噪起新一轮的冲动。她的思维又如飘飞在苍穹里的火鸟，这给了她很多灵感，让她成为一个从废墟里重新复活的女神，让她心灵勃发出某种潜在的激情。她伏到床边，写出了一系列的诗，其中她在《春曲（二）》里写道：

　　我爱诗人又害怕了诗人。

　　因为诗人的心，

　　是那么美丽，

　　水一般地，

　　花一般地，

　　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但又怕别人摧残。

　　那我何妨爱他。

　　就在那天夜里，洪峰到来了。终于冲破了江堤，肆虐地吞噬着市区。夜晚，整个市区停了电，只有凶猛的洪水在一个劲儿地为所欲为。这场大洪水，是当地有记录以来的一场巨大灾难，从而也改变了萧红的命运。

　　天亮之后，萧红才发现东兴顺旅馆早已人去楼空了。她趴在窗口张望着，天色阴沉，一眼望去，到处是发亮的水，整个世界都浸泡在水里。她见有人站在楼顶上，可她根本没有能力攀爬上去，洪水就快把二楼淹没了，她真的着急了。她拖着笨拙的身子，呼叫着三郎，根本没有人来救她。萧红依着窗口，心中越发害怕，渐渐觉得脊背上有些阴冷。她的腿沉重得像是用两条木棍做的假腿、或是别人的腿强接到自己的身上了，没有感觉，极不方便。还好，后来她到底还是被船工给送到了岸边。那些被洪水赶到岗地上的人们，惶惶如面临世界末日一样，他们几乎都挤在那里。她缓慢地向索非亚教堂走去。她走得很累，浑身冒出了虚汗，只好坐在街边的台阶上歇歇脚。她始终在漂泊着，连她的心都在漂泊着，似乎注定她将要漂泊一生。

　　终于，萧军在混乱的人群中找到了萧红。两个人像久别重逢一样，紧紧地拥抱到一块。萧军乐观地说：“这回好了，你自由了！”萧红忧虑着说：“我是脱离了东兴顺旅馆，可今后咋活呦？”

　　裴馨园对萧红的命运十分关注，尤其萧红在《国际协报》上刊登的几篇短文，他格外欣赏。萧军陪伴着萧红，来到裴馨园的家里落脚。两个人衣着寒酸，身无分文。裴馨园并不计较，并为萧红能逃出一劫而举行了小小的宴会。为了让妻子能暂时收留他俩，裴馨园还个别做了妻子的工作。他的妻子眼见萧军对萧红的感情这般笃厚，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也就完全同意了。

　　末后，萧红与萧军又几经周折，终于在道里商市街25号找到了一处住处，他们搬了过去（萧军教房东孩子武术，房子可以白住）。接着萧红临产了，生下一个女婴。他俩根本没有能力拉扯这个孩子，萧军想想说：“还是送人吧？”萧红没有表态，泪水流出来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谈何容易，她为这孩子付出了多大代价？她与汪恩甲分手后，唯有这女婴是留给她的一份信物。

　　最终，孩子到底还是送给他人了，真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否相见了，萧红心里流着血。为此，在她的《弃儿》一文里，写出了当时的情景，为她无奈的心态，留下了难以抹掉的伤悼……

　　萧军也是凡夫俗子，他也需要衣食住行，也有喜怒哀乐。他对萧红的喜爱，执迷不悟。萧红也深深感受到，一个女人能自主活下去，确实不容易，萧军是在她最艰难的时刻，拯救了她的灵魂，二人生活在一块儿，尽管贫困和寒冷依然挤压着他们，可他们已能追寻着希望，这又是很难得的。思来想去，萧红长叹一声，罢了，日子也就只能这样接着熬下去吧。

　　萧红面对现实，她要重新设计自己，就对萧军说，你独自一个人到处瞎闯，莫不如两个人一起去闯荡，那样也许机会能更多些。萧军不愿意让她出去瞎闯，她像个大孩子样的性格，阅历又浅，且刚生过孩子，身心俱疲，社会也挺乱的，还是他来挣钱养活她吧。可萧红不甘心等他一个人赚钱生活，她要靠自己去找生路，也好挣些钱过日子。于是他俩曾当过街头卖唱的歌者：萧军穿着单薄的衣服，弹着六弦琴，萧红唱着民间歌谣，向一些店家送去祝福，乞讨几个铜板。在这期间，萧红遇到了她当年的美术老师高仰山先生，通过高仰山先生的介绍，她认识了革命志士金剑啸（萧军早就认识），然后金剑啸介绍萧红去试着给电影院画广告，但因萧红的画技不过关，同样也没有成功。金剑啸告诉萧红，他们有个文艺沙龙，地点就在“牵牛房”，希望她以后也多去那里聚会，都是年轻人，又都喜欢文学，大家可以切磋文艺上的一些问题。

　　“牵牛房？那是个干什么的地方？”萧红觉得很新鲜。

　　金剑啸原名金健硕，笔名剑啸、巴莱，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绘画，并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刊物《满洲红旗》与共青团满洲省委机关刊物《满洲青年》（后改名为《东北青年》）负责美术设计和插图。他当时以画广告为掩护，团结地下党员和爱国文学青年，从事反日爱国文艺活动。

　　那天萧军又很晚才回来，他们谈到了“牵牛房”。萧军说：“那是哈尔滨市文学艺术青年的一个沙龙，全是圈子里的朋友，大家探讨文艺中的倾向问题，讨论每一个人的作品。对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沙龙……”萧红本来就不甘寂寞，就说：“干吗不早点儿领我去开开眼界？”萧军说：“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去的！有两个条件：其一必须是在文学艺术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其二必须是忧国忧民的进步人士。你看，你够哪条标准？”萧红说：“我也发表了一些东西嘛，也是爱国的嘛！”萧军说：“乖孩子，你的那几首小诗和文章不算什么，充其量只是一种爱好。文学到底是什么，你还不太清楚，你还差着哩！”萧红任性的脾气又来了，质问：“我的东西哪里不行？你说！”萧军就说：“‘牵牛房’的客人，全是文艺界名流。”弦外之音，萧红还没入流。她当然很委屈，就又说：“裴先生还称赞我的诗写得好，有发展，咋就不入流了？”萧军说：“不能说你发几首诗就成为名流了，要那样，名流也太好当了。依我看，想当名流就要从头做起，扎扎实实地写出些好作品来。”他的话刺痛了她的自尊，她是个要强的女人，她暗自想道，那好吧，我写给你们看看。她下定了这个决心，开始写小说了。

　　1933年元旦，尽管中国人风俗上不看重阳历年，但“牵牛房”的青年人们，还是欢欢乐乐地在此一聚。“牵牛房”位于道里水道街，一幢俄式平房，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住在西侧单元里的黄田夫妇喜欢种植牵牛花，到了夏秋之季，藤蔓爬满篱笆与房山墙，到处开着各种颜色的喇叭花，非常艳丽。文化界人士便戏称为“牵牛房”。黄田是萧军在东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又是哈尔滨市伪香坊区警察署的署长，暗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牵牛房”不仅是左翼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也是中共北满省委的秘密联络站之一。

　　常来“牵牛房”的有罗峰、金剑啸、舒群、李文光、白朗等人，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更是常客。萧红来到“牵牛房”，与这里的人们在接触中，感到浓浓的真情与同志般的关爱。更让她高兴的是，很多颇有名气的文艺界人士，差不多都经常来到这里，品着茶，谈着文艺动态，让她获益匪浅……

　　第二年春天，“牵牛房”中的几个活跃分子成立了一个半秘密性质的“星星剧团”，罗峰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作，金剑啸任导演兼舞美设计，萧红、萧军、白朗、刘毓竹等皆为演员。排练出三个独幕话剧：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小偷》、白微的《娘姨》、白涛的《一代不如一代》。

　　这期间，萧红的写作激情亦很高，每天都伏在油灯前写作，饿了啃一块冰凉的面包。她的胃病又犯了，她一边强忍住疾病的折磨，一边熬夜写作。她相继在长春《大同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小说《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渺茫中》，散文《中秋节》《烦扰的一日》，诗歌《八月天》等。同时很快，她与萧军自费出版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也问世了，萧红苍白的脸上浮出了满足的微笑。

　　就在这时，有一个女孩儿涉足了他们的生活，这真叫萧红不胜烦恼。那是《跋涉》一书出版后的某一天，他们的W朋友，领着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来到他们家。W君对萧军说：“她叫陈涓，我朋友的妹妹，听说你们出了一本书，特来讨教。”萧红当时很高兴，就热情地请他们坐下，说：“言重啦，怎么说是讨教呢。咱们一起研究，小妹妹！”而后她爽快地送给了陈小姐三本书，上边有“三郎”和“悄吟”的签名。

　　从那以后，陈小姐经常来他们的家。她快言快语，笑声爽朗，给萧军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萧红的眼里露出了疑惑与担心的目光。萧红发觉陈小姐与萧军无拘无束地开玩笑，这让她感到一种压力。陈小姐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甘苦哀乐，她把萧军当成了可以谈天说地的好朋友。萧红敏感的毛病出现了，她觉得陈小姐和萧军两个人的友谊暧昧起来，她十分反感。后来有一次，陈小姐又来萧红家，萧军不在。她还没和萧红说上几句话，萧红就说：“你以后别来了，他挺忙的！”陈小姐解释说：“我要等三郎先生回来，我就要回上海了，我要告诉他，一定要见到他的。”萧红阴沉着脸，说：“你是不会见到他的。他打工去了！”陈小姐遭遇冷落很失意，她也有想当作家的打算，与二萧来往，只想从中学点真本事。萧红使小性子，刺激了她的自尊心，她只好告辞出了门。

　　可没走多远，她就见到萧军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他喝多了，并且他已知道她就要回上海的事了，就喊她：“陈小姐，我正要找你呢，你想回上海了吗？”陈小姐站住了，她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他那激情燃烧的渴望。他递给陈小姐一封信，嘶哑着嗓子说：“今生今世，兴许再也见不到你了，这封信你一定要在没有人的时候看！”

　　陈小姐回家以后，拆开那封信，意外地发现，除了信还附有一朵枯萎的玫瑰花。萧军用意何在？信中字里行间勉励她要不懈努力上进，没有一句话说到这朵枯萎的玫瑰花。陈小姐想，我对你敬重，完全是出于对一位作家的尊重，并没有想跟你有任何瓜葛，原来这是自己下的苦药啊！她觉得事情有点儿严重，有点儿对不起萧红了。

　　次日，陈小姐喝了很多酒，当她坐上南下的列车时，心情也十分沮丧。列车开到了双城堡，她才擦干眼泪，喃喃地说：“再见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

　　岂料祸不单行，很快剧团里的一位演员突然失踪了，接着舒群也被日本当局传讯，怀疑他是共产党。尽管没有可靠的证据，还是着实难为了他一番。待舒群走出伪警察署后，思量一番，觉得此处不可久留，就亡命天涯，远去青岛了。此后不久，萧红、萧军的集子《跋涉》，又遭到了日伪文检部门的查封，罪名是有反满抗日的思想倾向。如今灾难又临到他俩头上了，逃生的念头，不可遏制地占据了他们的内心。很多朋友都离开了哈尔滨，远走他乡了，他们如继续留在这座充满血腥的城市里，难免也要像其他革命志士一样，早晚有人头落地的危险。

　　这时，舒群从青岛给萧军寄来一封信，说他已在青岛落脚，并在一家报馆里谋到一份工作，邀请他们夫妻也去青岛。生存的希望在萧红、萧军的眼里闪烁着，他们觉得远去青岛，躲避日伪人员的搜查不失为上策。于是他们怀着凄凉的心情，匆忙离开了哈尔滨，而后由大连再至青岛。

　　7.满怀仰慕见鲁迅

　　萧红在青岛期间，可以说是文思如泉，喷涌而出，几乎到了难以克制的状态。萧军在舒群的介绍下，接办了一家私营的《青岛晨报》担任主编，有了固定收入，生活也渐渐好转了许多。接着二萧又与舒群夫妇在关象一路一号合租了一座二层小楼的两套房间，各居一套，生活走上了暂时的正轨。

　　萧红每天给自己规定了写作时间，再抽出一定时间为萧军誊抄他的《八月的乡村》。因为萧红做不好饭菜，常常遭到萧军的抱怨，二人为此又争吵不断，给他们的爱情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萧军主编一份报纸，对他来说，还是游刃有余的。但这时他还兼顾他创作的《八月的乡村》，能把两者有条理地结合起来，那就不太容易了。他深感时间不够用，每天的写作计划一拖再拖，叫他苦不堪言。他十分渴望萧红能帮他一把，或者帮他再多抄抄他的文稿，或者替他校对一下文字。只是他的希望常常成为泡影，他发现萧红一直徜徉在她自己的文字里，早把他的嘱托忘在脑后了。萧军为此极为不满，这也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日子就这样过下来了。但造化所致，这时他们的创作却颇有激情，两个人都写出了不少作品。这时，在《青岛晨报》当编辑的梅林，常与二萧来往，见他们两个人的创作劲头不减，就提议他们去找鲁迅先生给介绍出版作品，那样取得成果会来得更快些。萧红对鲁迅先生一直怀有崇拜心理，她尤其喜欢鲁迅先生的《野草》等散文，读了再读，甚至都能倒背如流。

　　萧红、萧军都在想，如能与鲁迅先生联系上，获得他的帮助支持，那真是巴不得的好事。但如何联络，鲁迅先生收到信后能否回信？实在没把握。他俩连想都没有细想，仅凭一时的冲动，按照梅林提供的地点，萧军就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内山书店了。二人在焦急中等待着鲁迅先生的回信。阿门！终于福音来了，大约在十月十几号，他们意外地收到了鲁迅先生的来信，上边写着：

　　萧军先生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过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去哪里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稿子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颓唐了，因那是我碰了很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讯上？摇？摇？摇

　　十月九日夜

　　鲁迅先生的回信，对萧红、萧军来说，简直是精神上的极大鼓舞。这位旷世大文豪，不仅向他俩指出了写文章与做人的标准，还表示愿意帮助他俩走进诡秘莫测的上海文坛。萧军马上把一份《生死场》手稿，和他俩自费出版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以及一张他俩在哈尔滨的照片，连同他们美好的愿望，一并挂号寄给了鲁迅先生。

　　1934年10月23日，萧红、萧军两个人正在家里，几个戴礼帽、穿便服的家伙闯进舒群的家，将舒群夫妇抓走了。萧红、萧军找到朋友，才知道这次行动是国民党蓝衣社搞的一次大搜捕，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朋友劝萧红、萧军，要尽快离开青岛为好，以免受到牵连。萧军想想，就说：“咱们只能去上海找周先生去了。”萧红默默无语，仔细想一想，除了这条道，也别无其他办法，只有扑奔上海，求助于鲁迅先生了。当年10月31日，萧军、萧红、梅林三个人结伴，搭乘一艘日本海轮，离开青岛前去上海了。

　　鲁迅先生对萧红关怀备至，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传为美谈。鲁迅先生对这二位文学青年的呵护，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萧红非常直爽，在她与鲁迅通信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于孩子撒娇般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了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了，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姐姐，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鲁迅是中国文坛泰斗，很多人用恭维的语气与他说话，只有萧红是个例外。她的率真往往让鲁迅先生感到格外开心，对刚来上海的他们的处境十分关心，通过书信忠告他们，上海的政治环境险恶，各种派别各种势力明争暗斗，要小心上当受骗，被坏人利用。一次萧军给鲁迅先生写信，诉说了他们的苦闷，说他俩是东北人，到上海就如同到了“异国”，一切都很生疏、不习惯，如同行走在茫茫人海的漂泊者。鲁迅先生就写回信，耐心劝慰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鲁迅先生对二萧更加了解了，便决定接见他俩。那是11月30日下午两点，二萧心情十分紧张，又格外兴奋地按时到达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早已到了，见到萧红、萧军进了书店，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走出来问：“您是刘先生吗？”萧军马上点点头答：“是。”鲁迅先生把桌上的书与信件包进一块包袱皮里，夹在腋下，走在前边，二萧尾随其后。鲁迅先生没戴帽子，走起路来十分利落。过了一条马路，来到一家咖啡馆门前。鲁迅先生带着二萧，推门进去，拣了靠门边的一张桌子坐下来。

　　萧红、萧军向鲁迅先生介绍了他们从东北到上海的经历。先生静静地听着，偶尔插话问一些东北沦陷后的政治、社会和人民抗日反满斗争的情况。鲁迅先生瘦矮的个头，森森直立的浓发，两条平直浓黑的宽眉，眼睑有些浮肿，但眼神儿明亮，没有刮胡须，脸色显得苍青灰暗，有些憔悴。鲁迅先生也向二萧简单介绍了国民党当局对左翼作家的迫害，还有上海文艺界的矛盾与斗争。

　　鲁迅为推荐他俩的作品颇费心思，而萧红的直率，更让先生在与“敌人”论战的疲惫之际，感受到浓浓的暖意。萧红、萧军给鲁迅先生的信，大多是以萧军个人名义写去的，先生的回信也只写“刘先生”，信尾附上一句“吟女士均不另”，或“令夫人均此致候”。当他们通到第四封信时，萧红认为称她“夫人”、“女士”均不妥。萧军认为鲁迅先生年长，他又太年轻，似乎不该称他为“先生”。鲁迅先生在回信中解释说，首先是称呼问题，中国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则即使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现在有不用称呼的，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式者，所以我不用……当年l2月19日，鲁迅先生拿钱为胡风的儿子做满月，酒宴上把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叶紫、胡风等，扩大了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当天萧红穿了件红色旗袍，十分引人注目，鲁迅先生以后就常称她为“红姑娘”了。

　　萧红、萧军此间发表了一篇篇的文学作品。萧红的短篇《小六》《三个无聊人》，在《文学》《太白》杂志上刊出后，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萧红自费出版《生死场》后，鲁迅对二萧的了解更深了，他与他们的情感也日益加深。鲁迅不仅在1935年11月6日邀请他们第一次来家做客，而且以后，他们就像早与先生是老朋友一样，可以随便到先生家里去交谈。赶上饭时，就一块儿吃，他们还一起去看过电影。这一切，许广平皆在尽力操持维护着。

　　鲁迅先生头一次邀请二萧来家做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俩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然后就在客厅里喝茶闲聊。他们向先生谈了很多伪满洲国的事情，一直谈到晚间11点钟。鲁迅先生一直谛听着东北发生的各种大事情，忽而皱起眉头，忽而沉思，显然对被日军控制下的东北的命运在担忧。萧红看出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又听许广平说，先生患伤风有一个月了，刚有点儿好转。萧红就打算告辞，但被鲁迅先生留住了。萧红劝鲁迅先生在藤椅上休息一会，鲁迅先生挥挥手说，不要紧的！天开始落雨了，淅淅沥沥的雨滴敲打在玻璃窗上。萧红起身告辞，穿上雨衣，推开门。鲁迅先生执意要送他们走出大门。萧红说，外边下雨，先生小心受凉。鲁迅先生说，没关系的。走到门口，先生又指着隔壁那家挂有“茶”字的招牌说，下次来，记住那个茶字，就找到我家了。接着先生再指着铁门旁的九号的九字说，下次来一定要记住这个九字噢。

　　萧红、萧军走出弄堂，又回过身子往院子里看了看，两个人心里都暖乎乎的，一种未曾有过的感动，让他俩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萧红、萧军一旦写作上出现疑惑，便要去找鲁迅先生请教。特别是后来他俩搬到北四川路了，他们每天晚上必要到大陆新村来拜会鲁迅先生，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鲁迅的家里，自从有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常来常往，也跟着增加了欢快的气氛。萧红的坦率，让鲁迅领会到东北人开朗的一面，他十分喜欢萧红的性格。萧红把鲁迅当成自己的老师和长辈，原先她那对人世充满了怀疑的眼睛，一下子明亮了许多。岂知这时，二萧的感情又发生了新的变故。

　　8.二萧有意修旧好

　　此时萧军的心思，却并不在萧红的情感上了，他的心思又跑到陈小姐的身上了。怎样与她联络，再怎样与她进一步交往，萧军想得很细，小心地瞒着萧红。一天，萧军又推说他要去书店里逛逛。萧红正忙她的《商市街》，头都没有抬，只“嗯”了一声。萧军出了门，仿佛又找到了初恋的感觉，他住的北四川路离陈小姐家并不远，他极力想象着陈小姐见到他时的惊喜样子。真是世界之小，从哈尔滨至青岛，再至上海，他们就又会面了！萧军在一条阴暗的里弄里找到了陈小姐的住处，通过陈母，他又与陈小姐联系上了。他的这种做法，对萧红伤害极大。

　　其后萧红《生死场》的出版遇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在鲁迅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决定自费印刷出版。那一次，叶紫的短篇集《丰收》，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都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刊印出来，上边还都有鲁迅先生的“序”。出版前，萧红给鲁迅先生写信，不仅让先生给作“序”，而且还要有他的亲笔签名才好。鲁迅在附信中写道：

　　我不大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生死场》刊印出来后，对萧红的鼓励很大，她的创作热情日益增强。

　　萧红一直企图呵护她的爱情，力求与丈夫相爱，过平静的日子，为她的创作拓展想象空间。可她始终被感情所伤害着，究其原委，是她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家庭主妇，而是想当征战文坛的勇士，少了女性的温情。尽管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对她注入了很多关爱，但她与萧军的感情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萧红在鲁迅先生面前从不流露出怨艾的情绪，只有当她独自一人时，她才无比纠结。尽管萧军一次次地伤害着她，可她又矛盾地觉得，萧军对她是多么重要。一旦萧军从外边回来，见他喜滋滋的样子，她又疑心顿生，立刻逼问他去哪儿了，是不是又与“她”在一起了？感情问题属于夫妇共有的，互相都要为其负责，共同承担义务，他在外边找了女朋友，属于不负责任，她有权责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