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的房产税和“泾原兵变”

　　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往往征收“屋税”，宋朝也征收“宅税”，其按照间架和等级进行计税的方式，差不多就是唐德宗时期流产的“税间架”的翻版

　　话说玄宗时期，唐朝进入极盛，皇帝和大臣们大概也是得意忘形，于是乐极生悲，发生了安史之乱，差点要了大唐皇朝的命。后来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平叛中崛起的地方军事力量已经坐大，皇帝当得相当不爽。到了李适（死后的谥号是德宗）当皇帝的时候，他想重树中央权威，就拒绝了两节度使儿子继承职位的要求，结果导致河朔四镇（幽州、恒州、魏州、青州）联合起兵，宣布脱离中央；接着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趁机宣布独立，甚至自行称帝。唐德宗诏调全国兵马，先行讨伐妄自称帝的李希烈。战争需要花钱，但这时候的朝廷囊中羞涩。此时，户部侍郎，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的赵赞向德宗上书，建议征收“除陌钱”、茶税和“税间架”即房产税，以解燃眉之急。“闻税则喜”是多数统治者的自然心态。皇帝听说有可以来钱的办法，自然乐于采用。

　　“除陌钱”比较复杂，现在也很难几句话说清楚。而房产税则是今天人们很容易理解的一种税收，不过当时叫做“税间架”。对城市房屋征税，在历史上或许很早就有，但是具体细节不清楚，而且也从来没有大规模普遍地实行。所以，“税间架”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成熟而普遍征收的房产税。历史记载，“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也就是说，两个并列的屋架之间的空间为一间，以此为征税单位。此外，还将房屋分为三个等级，“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这个税率是很高的。一般人家至少总会有两三间屋子吧，家境好一些的，也可能有数十间房屋。如果最一般的人家按照三间计算，又按照最低等级的税率计算，三间屋子一年的税收是1500钱。唐朝的1500钱的购买力，可能还是比较高的，肯定比今天15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要高。对于非常穷困的人家来说，这无异于突然增加一笔沉重的额外负担。史载这两种税收实行后，“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有房子就得纳税。有些居民本来就只有居住的房子，并无其他什么营利收入，房产税显然让他们陷入贫困。历史记载，当时“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十万，人不胜其苦”。意思是说，有些已经家道衰落的衣冠旧族，没有别的什么财产，不过是祖上传下来的房产多一些。征税的经过计算，随便就需要缴纳十万钱的税钱，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

　　当然，不止是负担沉重，征收的方式也让人十分反感痛恨。税吏“秉笔执算，如人之庐舍而计其数”。所谓“算”，就是税吏计数的工具，《资治通鉴》注解：“算，所以筹算也，其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税吏拿着计算的工具，挨家挨户去住户的家里计算房屋的税负的时候，其不得人心完全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与此可以比较的是，欧洲历史上曾经征收炉灶税（其实也是一种房产税），税吏入户数炉灶征税，引起人们强烈反感。后来不得不改成窗户税，税吏不必入户数炉灶，直接在屋外数窗户计算税负。我想，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大概也不乐意税吏们登堂入室去数间架计算税负吧！

　　这个房产税是非常随意地制定出来的，肯定没有经过调查论证，当然更没有听取房主们的意见。征税需要取得被征税人的同意，在后来的英格兰，成为一个原则，也成为西方国家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说皇帝向臣民征税还要取得臣民的同意，那肯定会被笑掉大牙；谁如果真的这么主张，一定是大逆不道。征收“税间架”当然不可能向房主们征求意见，而且实行之中也是弊端重重，比如贪官污吏在计算数量和评估等级方面也会上下其手，翻云覆雨。因此，这个房产税制度出台后，人们非常惊恐，纷纷通过隐匿等手段予以逃税。但是，对于隐匿房产的，国家规定了严厉的制裁措施：“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

　　这个处罚措施，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处罚一样，是把一般的违法行为按照刑事犯罪进行惩罚，而且使用极其凶横的肉体刑罚：打屁股。隐匿一间房屋就可以被打60大板，肉体的疼痛和精神的羞辱叠加在一起，其威力一定是巨大的。历史上打屁股的经验证明，很多人可能挨不过这60大板的刑罚。不但如此，国家还通过奖赏告密的方式，鼓励亲戚邻里告发。告发立功者可以得到50缗的奖赏。古代１缗是1000钱，50缗是５万钱。在以后银子作为货币使用的时候，一般也规定一两银子与1000钱或１缗钱的比价大致相当。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50缗也就是相当于50两银子；而50两银子在当时的购买力或许不止于今天数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这就是说，赏格是非常诱人的。更早时期的汉武帝就通过“告缗令”鼓励人们检举隐匿财产不纳重税的人家，将中产以上的人家一扫而光。唐德宗或许是想学学汉武帝的手段。

　　不过，唐德宗却没有汉武帝的运气。汉武帝通过“算缗钱”和“告缗令”的方式几乎没收了有产人的所有财产，成功地使中产以上人家完全破产。但是唐朝的这个房产税却流产了，因为当时发生了“泾原兵变”。

　　唐德宗为解除被李希烈围困的襄城之围，诏令泾原（也就是现在甘肃的泾川县一带）各道兵马援救襄城。当时天寒地冻，士兵又累又饿，京兆尹却只赏赐士兵粗茶淡饭。泾原兵大为不满，扬言：“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于是哗然兵变，占据京城。哗变的军人为了得到城里百姓的支持和理解，还喊出口号：“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这些口号自然能够获得被苛税弄得痛苦不堪的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

　　泾原兵与李忠臣、张光晟等拥立朱泚为主帅，攻入长安，与河北各藩镇遥相呼应。唐德宗狼狈出逃到陕西的奉天，又被叛军包围一月余。此事史称奉天之难。

　　唐德宗为了挽回人心，只好发布诏令，反思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朕嗣甫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赉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他还承担责任说，“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

　　他还决定进行大赦：“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繁囚见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他还决定废除房产税等苛税：“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唐德宗的罪己诏可能是历史上所有皇帝自我检讨的诏书中最为谦卑诚恳的。他不但自称“小子”，探讨他轻率发动战争，增加赋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深挖导致自己罪错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根源。如“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皇帝的自我批评当然是形势所迫，被哗变的军人赶出首都又遭受叛军围困，他不深刻检讨就会失去江山，甚至小命不保，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放低身段，乞求谅解。尽管如此，他能够放下皇帝的尊严，亲自给人民谢罪，实属不易。为他起草诏书的陆贽深知如果不深刻检讨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天下的谅解和支持。陆贽坚持这份罪己诏书必须“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以不广，润泽不可以不宏”。因为有这样诚恳的态度，又赦免了参与叛乱的军人，而且取消了人们深恶痛绝的房产税，史书记载，赦书颁下，“四方之人大悦”；“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成德等藩帅见赦令，皆如王号，上表谢罪。朱泚也很快失败，长安被收复。德宗还京，再次大赦天下。

　　这次与强征房产税有关的兵变，就这样解决了。

　　唐德宗心血来潮开征房产税，引起民怨兵变，差点丢了江山。后来由于做自我批评，诚恳认错，并且废止了不合时宜的房产税，终于渡过难关。虽然房产税就此取消，但是，这次不成功的征收，却给后来皇朝的房产税踏平了道路。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往往征收“屋税”，宋朝也征收“宅税”，其按照间架和等级计税的方式，差不多就是唐德宗时期流产的“税间架”的翻版。

　　（作者为文史作家）

　　梁发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