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 曼妙旋律在故宫

　　记者身边的小伙伴们最先知道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被朋友圈刷屏。纪录片开头是被放大的刺金文字：青铜器、木器、陶瓷、钟表、漆器、百宝镶嵌、刺绣……犹为尊贵且神秘。乾隆皇帝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唐三彩马、《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故宫现存最久远的绢本山水画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一一出现在修复者手中，让人叹为观止。当采访该片导演叶君，记者试图表述原来作品背后是一位很年轻的导演时，他忙笑着说，你不觉得这个片子很年轻有活力吗？这让记者感受到他非常在意的部分。

　　这部由央视与故宫共同合作的纪录片，得到年轻人的喜爱，部分原因是叶君在揭开文物修复神秘面纱的同时，还带来了轻快的旋律。采访叶君的地点蛮有意义，768创意产业园的千寻咖啡馆，他曾在这里完成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全三集的解说词。如果只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去作答，他形容这为闭合式问答，他习惯也喜欢有灵感式的表达，激动之处激动，想跳跃时就跳跃，“故宫淘宝”、“豆瓣儿”、“踢球战术”、“特种兵”、“林冲”、“甄”、“自动脑补”，时不时蹦出的字眼表现了他的兴趣点，虽然接受过精英教育，却将目光投向更有生命力的市井生活，也让记者看到了他的创作状态，应付繁多冗长资料的能力，一部纪录片的性格特点是在拍摄过程中逐渐伸向更加准确的那个地方。

　　5年前，叶君从上海广播电视台辞职之后，回到北京，成为自由职业者，接拍各类影视作品。直至接拍《我在故宫修文物》，甚至接受本刊采访，他对职业的困惑依旧没有消散。

　　他把对职业的思考带入到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过程中，无论是16岁便进入故宫文保科技部，一晃30多年，全部职业生涯都在故宫度过的资深文物修复专家，还是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院等毕业的年轻人，叶君在纪录片的镜头里，时不时地捕捉着他们对职业的理解与情感。

　　在文物修复现场，人们工作中的状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战战兢兢，而是更加云淡风轻，举重若轻。这是纪录片呈现出的面貌。叶君熟悉他们之后，发现文物修复工作相当繁琐，工作内容可以连续很多天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的工作性质需要较为缓慢的节奏，需要精力高度集中，更要求他们不能轻易动手。“因为文物修复需要良好的精神状态，他们5点以后就不允许工作了。”他说。就因为这样，他们需要一些方式让自己放松。“有的人生活中可能很贫，但是他一旦工作起来就很认真，眼神就不一样，手势也不一样了。”叶君说。

　　那些学艺术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之后，需要把“想创作”的情绪收敛起来。叶君把他们对这种情绪的抒发也剪辑到纪录片当中。不过，叶君在撰写纪录片旁白稿件时，多次提到了修复一件文物所需要的审美能力，其实，在深入交流中，叶君明白了没有创造力是做不好这份工作的。“包括片中提到的屈峰本人，他刚工作时也认为自己是搞创作的，后来待的时间久了，就发现，修复工作对悟性的要求非常高，甚至比原创对悟性的要求还要高，就像高鄂续写曹雪芹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有明显差距一样。每个人会把对文物的思考、对自己人生的体验、甚至对当下的理解都融入进去。”纪录片中，年轻人对待这份工作的困惑，前辈们对工作内涵的很多深刻体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起名为《故宫心传》，寓意手艺用心往下传，5年前，该片制片人，清华大学老师雷建军带着研究生就此做过调研，形成了不到10万字的调研报告。因为曾作为《故宫100》的分集导演，当《故宫心传》启动时，叶君成为导演的不二人选。当他接手时，每个工艺的名称，历史上最有名的修复，工艺的最难点，适合视觉表现的部分等一系列问题在他面前展开，因为总是问问题，一名修复专家笑称他为“叶问”。不过，与专业相比，叶君为纪录片带来的却是与普通人更近的距离。与其说人们的情感是藏在专业与职业之中，不如说，观众对专业的体会是通过修复师的情感传递的。

　　6年前，叶君历时1年在上海拍摄有关世博会的视频，很多国家馆的表达方式给他启发。“那些作品经过现代审美趣味处理之后，无论男女老少都很容易接受。比如有个国家馆做的是一本书，谁都能感受到。”他说。

　　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观众会质疑，为什么他们说话的感觉那么松弛？其实，叶君在剪辑时更倾向于他们把更加专业的内容讲得通俗易懂的部分。“我们在拍摄时也会有意让他们把技术中的key points调整到外行人能听懂的状态，用口语形式说出来，这样观众一下就明白了。”他说。

　　叶君说：“很多人说，这些人的词说得特别好，是不是编剧编的，其实再好的编剧也不如生活中迸出来的鲜活，我们在拍摄之前已经有大致方向和框架了，花几个月时间拍摄就是要去捕捉这些鲜活的姿态。”当摄影师与文物修复师们相处时间长了之后，镜头中他们生活的质感与自然的状态才会表现出来。“后来摄影机器架在那儿，师傅能跟你什么都聊。为什么大家看这个片子亲切啊，有时就像胡同里大爷在跟你说话一样，就是长时间磨出来的。”他说。于是，大家看到了，在故宫种树养猫，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骑单车，放松时弹几曲吉他，没事儿互相拌个嘴，这些极具生活气息的细节。

　　“too young too simple”叶君如此形容自己当初辞职。叶君本科与硕士均毕业于清华大学，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他还会表现出孩子气，与之对应的是特别纯粹的气质，极适合搞创作。“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比我们更厉害的人，如果将自己清零，永远用一个几岁孩子的心态去发现世界的话，会做得更开心。”他说。接受采访时，他时不时地将手机里为拍摄准备的不同表格、不同颜色记录的不同工艺的关键点、剪辑时画的各种圈圈的图片拿给记者看，爽朗明快之中，俨然当代文艺青年通过努力面向未来的画面。从2015年4月开始，叶君与摄制组进故宫拍摄，半年时间，每个周一至周五拍，周末剪辑，他常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在3万多个镜头中，他寻觅着符合现代审美趣味的精彩画面。

　　如何跟自己的职业相处，如何跟世界相处，如何跟自己相处，叶君通过纪录片带给人们启发。在拍摄与剪辑过程中，叶君越发清晰自己表达的重点：一群什么样的人在修复殿堂级的文物。

　　“对于未来的打算？”

　　“因为太累，我伤着腰了，我想目前是先把腰伤治好。先把老婆找到。”

　　“拍摄中有遗憾的部分吗？”

　　“有的修复师在研究3D修复青铜器，瓷器组也有3D修复，遗憾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拍到。”

　　2015年10月故宫建院90周年展览，包括万寿庆典展、石渠宝笈展、文物修复成果展等，这让《我在故宫修文物》有了一个事件性线索，在这之前半年的时间，对于叶君而言，非同寻常。

　　文/本刊记者 陈珂 人物摄影/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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