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的时光 探访凌叔华故居

　　1900年，在北京史家胡同一座豪华大宅院中，一个女孩降生了，等待她的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90年后，经历过富贵贫贱，战乱流离，漂泊异乡多年之后，她拖着重病的身躯回到出生的祖宅，在这里闭上了眼睛。

　　作为陪嫁的凌家后花园

　　史家胡同百年来，名人荟萃，那一处处大门紧闭的宅院埋藏了不知道多少和中国近代史有关的故事，史家胡同24号就是其中之一。

　　从胡同西头一直往东走，大约走了快半条胡同，只见木质的大门上，由舒乙题写的“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匾额格外醒目。三年前，这里成为北京第一家胡同博物馆。

　　跨入大门，是宽敞的庭院，院子里参天的法国梧桐据说是老树，树冠极大。两进的四合院，中间有月亮门的过道连接，而房子已经翻新建成了展室。后院有一架紫藤，一片草丛，似乎和凌叔华在小说《古韵》中的描写颇为符合。

　　这里便是凌叔华的故居，也是她出生的凌家大宅的后花园。凌叔华出嫁时，父亲把这座有28间房子的后花园给女儿做了陪嫁。凌家大宅原本是一座有99间房子的豪华院落，前门朝着干面胡同，后院相接史家胡同。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进士，并点翰林。他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是一位官运亨通的人物。凌家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家庭。凌叔华的母亲叫李若兰，是凌福彭的第三房太太。

　　从凌叔华的作品中，可以窥探到她在这座宅院中度过的童年生活。她的父亲精于词章、酷爱书画，家中文人墨客、丹青雅士络绎不绝。当时诸多名流，如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恪等都是他的座上宾，辜鸿铭还教凌叔华古诗和英语。

　　有一次，凌叔华无意中在墙上画了一些山水、动物，被父亲的朋友、宫廷画家王竹林看到了，大为赞赏，提出要教她画画。后来她成了慈禧太后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的得意门生。凌叔华的绘画造诣后来也得到公认。

　　来源于大宅门生活的创作源泉

　　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后便有志于写作。当时，她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誓旦旦地说：“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1924年，凌叔华在《晨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白话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引起文坛注意。

　　凌叔华的创作源泉是她自身的独特经历，是北京大宅门中不为人知的生活。她作为父亲第三位太太所生的三女儿和大家庭中众多姐妹中的“十姑娘”，她对大家庭妻妾子女间的纷繁扰攘，闺阁绣帏中的风云变幻，自小体验独深。在凌叔华的小说中，即使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描述，也可以看到旧家庭中大人们的忧喜恩怨。

　　1925年1月，凌叔华的小说《酒后》发表，轰动一时，在日本亦产生较大反响。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评价凌叔华的小说作品“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站在物是人非的史家胡同24号院里，遥想凌叔华很多小说中关于这里的描写，眼前似乎百年前的情景重现。她通过文笔，记录下这里的快乐美好以及高墙里的无奈和悲哀。

　　“小姐家的大书房”

　　上世纪20年代，史家胡同24号院门口来访者络绎不绝，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小姐家的大书房”的沙龙聚会，汇集京华名流，沙龙的女主人便是凌叔华。它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早了近十年。

　　那时，凌叔华在燕京大学读书，大半时间花在书画上。1923年，凌叔华和江南萍以苏东坡诞辰886年为由，在凌家大宅组织了一次聚会，齐白石、陈衡恪、陈半丁等著名国画家都参加了，还邀请了美国女画家玛丽·奥古斯塔·马里金。当天，众大师合作一幅《九秋图》，成为凌叔华的珍藏之作。

　　“小姐家的大书房”光临过很多名人，包括印度诗人泰戈尔。

　　1924年春，泰戈尔来华访问，北大当时指派陈西滢和徐志摩负责接待。正巧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刚成立，这天商量开会地点，中国漫画的创始人、陈寅恪兄长陈师曾提议在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凌叔华就趁机邀请陪同泰戈尔访问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赴会，结果兰达·波士、泰戈尔、徐志摩、陈西滢一起来了。

　　在画会上，年轻的凌叔华唐突地直接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会画吗？”泰戈尔并未在意，他即兴在桌上的檀香木片上画下莲叶和佛像。

　　这段日子，似乎是凌叔华最快乐的一段人生，回忆文字中充满了闲情逸致，也让人从中领略民国时代的文化风气与名士风流。正是从这一时期，她开始创作并发表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新月派”最主要的小说家。

　　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

　　1924年的一天，一位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来到史家胡同的凌家大宅，他便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北大教授陈西滢。

　　最初陈西滢并不知道凌叔华是生活在豪华大宅里的大家闺秀。女儿陈小滢听父亲所说初见母亲竟这样的情景：“父亲与母亲的结识，说起来母亲主动的成分似乎多一些。那时候母亲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几篇小说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而父亲正是《晨报》的编辑。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家里喝茶。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结果那天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走了很久才找到，他当时还纳闷，这个女孩子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可能像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吧。父亲敲门进去，先是门房带着他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位老妈子出来接，又走到一个院子里，再出来一位丫鬟，说‘小姐在里面’，把父亲吓了一跳。”

　　1926年7月，陈西滢和凌叔华在史家胡同24号院大婚，这座后花园作为陪嫁成为凌叔华真正的家。然而，这却并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二人婚后从不在同一房间中写作，且互相“保密”。凌叔华有自己的房间，任何人不得进入，里面藏着她所有的秘密。可她去世后，家人却什么也找不到，显然她已提前下手处理掉了，正如她女儿所说，“母亲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想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累赘，认为自己如果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深究其背后的原因，陈小滢曾说：“从我有记忆起，便时常听母亲提起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互相争斗的故事，说到最后都是彼此猜忌、互相勾心斗角。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凌叔华婚后和陈西滢一起赴日留学。1930年，陈西滢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叔华随丈夫一起来到珞珈山。抗战期间，他们辗转重庆、成都，上世纪50年代后定居英国。凌叔华从此远离了北京，远离了史家胡同，她从小生活的大院。

　　最后的日子回到祖宅

　　1953年，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在英国出版，她被称为“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凌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凌叔华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史家胡同那所大宅，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

　　1989年冬天，凌叔华意识到漫长一生所剩之路不长了，决心启程回到北京祖宅中。1990年春天，弥留之际的凌叔华被抬在担架上回到史家胡同的旧居，这里已经成了大杂院和幼儿园。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会死的。史家胡同这座大院里20多年的生活，对凌叔华的一生影响至深。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