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

　　本书作者试图对当代社会中科学创新和文化艺术创造进行定论及理由解释。

　　《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简称《文明的解析》）是一本惊人的作品。近代以来，欧美世界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学者、历史作家都在不断为人们贡献文明史、科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社会史读本。这些不同版本和描述方式的读本，如果设定的主题相同，时期（时间）跨度就一样，例如17世纪英国史、现代欧洲艺术史、当代科学史，理应收入大致相近的内容。

　　但事实上，不同版本的文明史读本，内容差别相当明显，欧洲作者写就的历史读物，往往会被指责为过度突出欧洲科学和艺术贡献（外带褒扬欧洲在世界经济上的贡献），而分别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的专家，在各自的写作中，往往也会将本国的一些不知名甚至被认为不入流的历史人物，摆在跟他国著名历史人物相提并论的地位。

　　上述做法常常引发无果的争论，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文化艺术也好，科学也好，哪些人物、哪些成就的优秀与否及优秀程度，都属于见仁见智、难有确切结论的问题。但《文明的解析》一书开篇就指出，“就优秀艺术科学成就而言，判断不同于看法”，书作者、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W.H.布雷迪学者查尔斯·默里试图量化公元前800-1950年的文明史，对全球不同区域这期间在文化艺术和科学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成就进行评估，并基于此分析得出推动文化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各项动力。这本书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可以帮助人们解释诸如欧洲在近代的率先崛起等重要问题，而书作者还有意解释当代社会中鼓舞人心的伟大科学创新和文化艺术创造变得越来越少的原因所在。

　　《文明的解析》书中首先解释了为何选取公元前800年作为评估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就的时间开端。公元前800年之前，人类在科学、艺术、应用等各方面已经取得惊人成就，但存在的问题是，此前的历史记录并不完整，特别是古代欧洲、印度、埃及、中国之外的区域，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就的记载非但不清晰，在史学界、考古学界也存在很多争论。

　　书作者提醒指出，历史研究分析要避免得出科学、文化艺术及其他方面的成就得来轻易的错误判断，更应当意识到，很多成就的获得带有偶然性，如果历史人物和事件稍稍发生改变调整，一些本该获得的成就很可能就无从获得，并不存在“已有的成就早晚会有”的宿命式必然。他为此给出的强有力例证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出现前的5000年文明，没有发明完整的逻辑，而在亚里斯多德死后的2000年里，西方世界以外的思想家也没有独自发现逻辑。同样的例证还包括米开朗琪罗、莫扎特、贝多芬等巨匠，如果他们在伟大作品得出之前出现，很难说在具体的环境中还会有其他人来产出同等水准的绝世佳作。

　　《文明的解析》第二部分详细解析了堪称“卓越”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书作者援引休谟的观点指出，感受与鉴赏是不同的，前者总是对的（主观的），而后者需要对赏析的物体做出真实的评价。

　　书作者使用了多个权威版本的科学史、艺术史读本，将不同的科学家、艺术家引用出现的频率给予量化，并引入“重量级人物和指数分数”进行加权处理。由此得出的科学家、艺术家排行，呈现出显著的“洛特卡曲线”特征，即接近于卓越极值的人物数量相当少，而数量极少的卓越科学家、艺术家的才华水平，又大幅领先于其他入榜科学家或艺术家。按照“马太效应”的提出者默顿、机遇构型论提出者西蒙顿等人的观点，这种现象跟卓越科学家、艺术家获得的起点优势，并因此步步累积提升有关。成功者在已累积的成果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就拥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支持，将所拥有的素材组合成全新的形式，或投入到潜力最大的未知领域，有一定几率产出新的革命性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书作者为了呈现古代中国、日本、印度等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的特质，分别单列了中日印在哲学、绘画、文学的杰出人物榜单。“中国哲学家”榜单中，排在首位的孔子，有100分的分值，而次席至第五位的老子、朱熹、孟子、庄子的得分只有69、51、40、39分。“印度哲学家”、“西方哲学”榜单中，商羯罗、亚里士多德也分别拥有同样的悬殊领先优势。

　　书中还提出了艺术、哲学、数学、科学领域的“超级发明”概念，即引领人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工具，包括数学论证、阿拉伯数字、科学方法、逻辑、戏剧、抽象艺术、现实主义艺术等。以“科学方法”（涵盖了假设、证伪、简化、实验、数学方法及配套的知识版权制度）为例，书作者特意谈到了中国魏晋时期至两宋，曾接近于得出科学方法的实验论，回顾了沈括等古代中国科学家的事迹，但两宋之后，中国没有涌现出伽利略、培根、牛顿等不断优化了科学方法的大师，因而不可避免的错过了率先拥抱近代的历史机遇。

　　有趣的是，这本书还一一验证了近年来有关艺术和科学创造（创新）的一些流行看法。根据研究显示，至少从中世纪至现代，欧洲世界（主要是西欧国家）的艺术和科学创造（创新）水平要远远高于同期的世界其他地区；受教育、社会排斥等因素影响，历史上的女性在艺术和科学的成就低于男性，特别是卓越人物的涌现几乎缺失；犹太人一旦获得社会包容和平等待遇，创新创造的水平将超过所在国总人口（各类族群）的平均值，等等。

　　书作者还给出了文化艺术和科学发展获得发展的推动动力解释。在书作者看来，通常情况下，战乱不会打断人类成就的涌现，但经济萧条却会严重影响艺术科学成就，只有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才会孕育有助于艺术和科学创造的环境。书作者也指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艺术和科学创造的摇篮，这在古代的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欧洲都表现特别明显。以书中浓墨重彩引介的宋代杭州、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诸城为例，要让城市、城市化的发现与艺术和科学创造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就需要提供图书馆等“公地设施”，要有艺术和科学的富裕赞助者，更要为艺术家和科学家提供创作自由，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评鉴标准。

　　应该说，这本书中的分析思路和结论，都很有争议（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借鉴意义），最具争议的恐怕是书作者对当代社会中鼓舞人心的伟大科学创新和文化艺术创造变得越来越少的定论及理由解释。全书第四部分论证指出，要取得堪称伟大、卓越的科学艺术成就，需要具备两项条件：丰富的组织结构、对先验物质有完整的认识。书作者解释说，18世纪的欧洲及同期的中国，艺术创造都曾遇到组织结构老化的问题，因而无法得出伟大成果。而在当代，很多艺术家已经拒绝从先验物质中汲取营养，而是一味依照直觉及臆想风格创作，继而偏离了真善美的真谛。

　　文/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