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往1919年的船（二）

　　哪想到日本人的胆儿实在是太肥了，仗着与英、法等国有秘密交益，竟然遽尔发难，想要一口独吞中国山东。而中国代表团在亲英美的顾维钧的主导下，先前的几次团务会议上，已明确提出要废止“二十一条”，向德人直接索还山东。顾维钧还援引国际法的条文说，中日之间的所有各种条约换文，都是欧战时期的暂时办法，借着和会正可以尽行废去。眼下，一边是政府旨意，一边是民众意愿，身处夹缝的陆总长觉得自己又一次给扔进了旋转中的洗衣桶，无所适从。

　　对于1月27日日本人的仓猝发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当天中午，代表团像往常一样共进工作餐的时候，与他私交不错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威廉士跑过来先通知了他，并好心地让他们作好下午的论辩准备。这一消息对每个就餐者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陆总长身体不好，上午会后没有用餐就回房休息了，顾维钧让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立即报告。不一会，岳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带来的回话是，“陆总长疾病缠身，无法赴会，让我们自己决定赴会及论辩人选。”

　　岳秘书长悄悄对顾维钧说，陆总长这么做，是为了“留有余地”。

　　于是出现了可笑的一幕。下午的论辩会谁去参加，四个全权代表全都推诿了一圈。顾提议按照原先的席次顺序，由王正廷、施肇基出席。施还在为席次的事生着闷气呐，拒绝了，推顾参加。王则说，如果不发言的话，他可以考虑参加。最后确定，王、顾出席，顾代表中国发言。

　　当天下午是日方代表牧野显伸发言，中国代表的发言安排在第二日上午。傍晚五时，顾、王从会场出来，径向陆总长作了汇报，陆还让顾出面约请了美国代表团威廉士共进晚餐。听到日方要一口吃下山东，“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陆征祥才从先前的幻梦中惊醒过来。他终于明白，日方根本没有诚意，先前的虚情假意全是耍流氓。但又如何应对？陆总长发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称，“苦无善策”。

　　五个全权代表中，顾维钧倡议收回山东最力。欧战尚未结束，他在驻美公使馆里就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废除旧约和收回山东问题。他是最早抵达巴黎的代表之一，陆总长一到，他就递上过一份详细的和会提案，列在第一项的，就是“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但即使顾维钧早有应对之策，并在次日的大会上以他雄辩的口才有近乎明星般出彩的表现，也无法扭转代表团的被动局面。日本人受此挫折，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跑到外交部质问，抗议顾的发言是“漠视日本之体面”，北京方面竟然发表声明称，中日两国“正谋亲善”，要代表团在巴黎会场中勿再生误会。陆征祥在复电中说：

　　“但此事关系我国存亡，千钧一发，如再会稍有退让，则爱我者必将鄙我。即使幸安数月，恐不可思议之问题不久即将发生，务请持以决心。”(《秘笈录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在接下来的中日论辩中，日方暗示，中日之间早有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代表团内部对这一密约大多不知情，身负总长之职的陆征祥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逼着他把这些密约公开。可是中日两国政府当日有约，既是秘密换文，在日本公布之前，中方不得擅自公开。陆被逼得无法，决定不再为日本人背书，让岳秘书长把这些密约全都送交和会。他说：此事横竖不能向日本人讨好，现在会中协商各国均与我极表同情，若我不能坚持，半途软化，是人方欲助我，而我自己束缚，失国际上之自由，将来对于协商更有何面目请其援助，两害取其轻，终以送去为是。

　　但一些人总以为，陆总长先前是有意隐瞒，有亲日嫌疑，再加上他在日本访问时丢失装有秘密文件的公文箱一事早有风传，代表团内席次问题也议论丛生，他的威信已不像刚到巴黎时那样能服众了。

　　施肇基私下告诉颜惠庆，陆总长健康太差，他已致电大总统，让唐绍仪取代之。此时都在传说梁启超即将来巴黎，众人不明觉厉，连顾维钧都相信，梁是来取代陆的。一次讨论会上，本来是在说着如何对付日本人的，不知怎的话题就滑到了排席次上去了。施肇基指责陆说假话，逼他拿出北京的训令来，否则就是借机打压。陆被逼不过，只得眼泪汪汪拿出电报了事。边上的顾维钧一见，连忙借口身体不佳离开了。果然王正廷来了个火上浇油，说这事一定是小顾在幕后操纵，想把自己的席次排到第二。颜惠庆虽不满施、王，觉得他们的斤斤计较真如妇人骂街一般，但也恨陆总长实在太过懦弱，简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觉得他的软弱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

　　尽管后来北京方面意识到，擅改排名是一着臭棋，发来电报安慰说，“各员皆一时茂选，同受国家付托之重，自必一德一心，无分畦畛，应即照送会单开全权次序为准”，但隔阂既开，哪有那么容易弥合得了。顾维钧回忆，有一次开会，会议桌的布置一改常规，长桌上首的主席位上竟然放着两把椅子。顾维钧不解，问新任的施秘书长（岳秘书长已经因王正廷等人的反对被换掉了）这是什么意思。施告诉他，这是王正廷的私人秘书赵麟荪来通知的，理由是，王正廷代表南方，如同陆总长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并排就座。

　　“这简直是一幅喜剧画面。”顾维钧说。

　　“陆总长步入会场，看到这样的座位安排，皱了皱眉头，在左侧椅子上坐下。接着王正廷神色庄严地走进门来，在右侧座位上坐了下来。陆似乎吃了一惊，以至有片刻时间一语不发，王正廷抢先宣布开会，并声称要听取汇报。

　　会议进行中，王正廷得寸进尺把肘部向左侧挤去，每挤一次，陆总长便不得不挪让一次，直至最后离开桌子，坐到我这一边来了。但是，陆总长并未作声。显然，其余的人此时即使没有对王的丑态厌恶，也是深感不对头。”（《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说，自己当时一言未发，一直按捺着没作汇报，但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站起来，提醒大家注意座位不正常的变化，陆是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你们先搞搞清楚再来开会好不好。

　　一个外交总长的威势，都要下属替他去撑，也委实是够窝囊的了。陆总长陡然发现，自己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带着代表团飘洋过海挺着长矛与敌人战斗，结果冲到对岸，敌人刚露了一下头，自己反倒成了代表团最大的敌人。处境难堪的陆征祥向北京方面致电辞职，未获准许，3月7日那天，他瞅个空当，一个人跑到瑞士散心去了。

　　一个叫唐宝潮的代表团随员，于此间向段祺瑞、徐树铮拍发一则密电，称：“陆使因各国颇难于应付，遽往瑞士，会事多由王使主持，陈友仁、郭泰祺、伍朝枢均在法，南北形势若变，恐南方或利王地位有所活动，乞预注意。”

　　徐树铮复电：“随时留意，遇事赞襄顾使。”

　　五、神话的破灭

　　1919年3月7日，也是梁启超一行出发考察法国南部战场的日子。他们从巴黎出发，十天里，“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无法分身，同行的是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徐新六等人。

　　此行，法国政府对他们的招待可谓十分殷勤，不仅承担了所有费用，还派了两个政府随员一路安排食宿。这让梁启超很是过意不去，觉得一次私人访问搞得如此隆重，实在是太过优渥了。

　　3月中旬，他们回到巴黎，稍作休整后，又续游北部战地。反正自己是在野之身，于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用不着过问（实际上也过问不了），尽可以优哉游哉，这次法国全境漫游，他们直到五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沿途所见是战后遍体麟伤的欧洲，过去的繁华已代之以一片荒烟蔓草，到处是阴森与凋败，让他感慨刚刚结束的这场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战争，实在是文明之觞，“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

　　说是一介漫游之身，事实上，梁启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和会现场。他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又是新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发起人，声望卓著，徐世昌总统亟盼着他的民间外交能奏奇效，代表团的一举一动，自然都牵动着他的视线。山东问题在和会上正式提出后，他即在巴黎报界为其举行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还致电总统府外事委员会事务长、好友林长民，对政府私下订约提出质疑：“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矛头所指的“一二订约之人”，当指陆征祥无疑。他此行虽全以私人资格，但陆总长在日本闹的笑话已致舆论一片哗然，坊间传说他有可能“化私为公”出任代表团团长，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嘴上说不想上位，但内心深处，也不能说没有这份热望。

　　4月底，他又有一电致国民外交协会，就青岛问题警告当局：“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和前电一样，这一消息经国内媒体《申报》等转载引发坊间热议。

　　陆征祥内外交困，屡请辞职，代表团如果真要临阵换帅，在巴黎的梁启超似乎真成了不二之选。然而就在此时，梁启超突然成了国内媒体的众矢之的，究其原因，是四月初的时候，王正廷打电报给上海各报界，说巴黎有华人逆谋助日，一时引发坊间纷纷猜测，矛头直指梁启超。

　　电文称：

　　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义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

　　一旦祭起爱国主义这个法宝，则遇祖杀祖，遇佛杀佛，中国的舆情向来如此。王正廷的电文语辞含糊，卖国贼究系何人，也不明说，但暗中有一股力量，把火烧向梁启超。不久后，竟有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徐世昌大总统并国务院，说梁启超在欧受某国运动，“干预和议，倾轧专使”，要求即刻将之召回。

　　国民党与梁启超系多年冤家，借机发难，以国会全体成员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布梁“卖国”罪状，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并议决，由广州军政府下令通缉梁，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驻法公使，将其引渡回国。

　　就连在纽约的徐志摩，也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诋毁梁的新闻，说是王正廷电阻任命梁任公为媾和委员，梁的家产已经充公云云。“嫉之者唱，而无知者和”，“广东人积怨于梁，污词殊不可听”。让稍知内情的徐志摩“一团闷气愤愤何似”。时隔不久，谣言的方向陡然拐了个弯，烧向了顾维钧，说丧妻不久的顾即将与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马上就要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了。谣言制造者大有不把一潭水搞混誓不罢休的劲头。

　　此事过去许久，梁启超一提起还犹自忿忿。6月，他在前往伦敦途中与好友谈到这一令他蒙羞的事件：

　　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求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

　　以“亭林”指顾维钧，以“象山”指陆征祥，梁启超终究没有说出那个“欲攘他人之功”者究系何人。或许是他宅心仁厚，或许是出于对王正廷人品的鄙夷，他连此人名字都不愿提及了。梁表示，于今事过境迁，清浊自分，自己也无须多加辩白了，“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

　　他无法不悲观。那一支暗箭把他伤得着实不轻。

　　3月下旬，陆征祥从瑞士回到巴黎。北京屡屡来电相催，说是“会务必速”，他都没有睬它。直到最后一封电报来，准许胡惟德、汪荣宝、颜惠庆、王广圻几个公使列席参预和会事宜，并明言赋予其自行决定团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他才回到大本营巴黎吕特蒂旅馆。

　　幸好在他离会期间，几大巨头也都相继离会处理本务事务，和会在原地打转，未谈及敏感议题，也不算太误事。等到威尔逊总统返回和会，他意识到，山东问题马上就要摆上桌面了，加紧了与各国的周旋。然威尔逊回来后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英法决意扶日，意大利漠不关心，陆预感到，前景很是不妙。在发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他忧心忡忡地说：

　　“国际对我情形，今日更形畴曩……列强领袖参会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

　　他似乎是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中清醒过来了。某一日，从威尔逊总统的驻地结束谈话，他都不记得是怎么回到旅馆的。总统那一席冠冕堂皇的话，使他对所谓大国主持公道彻底绝望了。然后到了4月的最后一天，他记忆中巴黎和会中最黑暗的一天，英、法、美三个大国如同谈一桩肮脏的生意一般决定了山东的命运。三国的最终裁决还处于秘而不宣阶段，传达给代表团的通告，大旨谓“山东统治权仍归中国，经济权归日本”，也就是说，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全都交给了日本。

　　失望与愤怒笼罩了吕特蒂旅馆，陆征祥切实感受到了当年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时的那种黑暗绝望的心理。五个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称“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集体辞职。这一请求自然被驳回了。

　　就这么败给日本人，实在是心有不甘。若是就此屈服，无保留在条约上签字，不只山东再无望收回，恐怕所有人都会背上千古骂名。可要是不签，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也就不能保准参战获得的部分利益。陆征祥只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一九一五年签署“民四条约”前那段举棋不定的日子，不签，得罪列强，签吧，目前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讼尤可畏。在北京还没有明确的指令前，他于忧虑重重中作出了“保留签字”的决定，也就是在条约内注明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有条件地签约。

　　北京方面同意了他们保留山东问题、以作将来挽救的建议。此时和会已近尾声，代表团的意见递了上去，却久无明确答复。陆迭次致电请示，“隐忍签字”能否实行也不确定，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可是他背后的弱国政府注定是靠不住的。北京的指示摇摆不定，先是同意“保留签字”，过不多久，又来电说，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与各国的交涉也毫无进展，理由是，保留的先例不能开，要是各国纷纷援例办理，和会还叫和会吗？顾维钧曾如是记述五种让步方案节节败退的狼狈情形：“最初主张（将保留意见）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完全被拒。”

　　签还是不签？签又如何签？5月底，代表团在驻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出现了两派截然对立的意见：胡惟德、王广圻主张忍辱签约，“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主张不保留决不签字，顾慷慨陈言：“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震，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陆举棋不定，没有当场表态。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大本营的最后一次会议，不久后，公使们纷纷作了鸟兽散。先是施肇基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返回伦敦，随后，公使们也都纷纷回了自己住所。只留下陆总长等几人在巴黎苦撑危局。北京传来的消息说，数万学生在街头游行，殴打了亲日的官员，这把怒火甚至蔓延到了南方的各大城市。学生们说，本来他们倾听威尔逊的话语，觉得像是先知的声音，没想到和会出卖了中国，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警告信如雪片般飞向巴黎的代表团驻地，最多的一天，多达一千余封，语辞最为严厉的是国民外交协会发来的，其辞云：公果敢签字，请公不必生还。

　　巴黎潮湿的春天行将结束，心力交瘁的陆征祥只觉得从里到外都要霉烂了。他憋闷，盗汗，时常觉得透不过气来。6月初，他向总理钱能训发去一电，说去冬在奉天时的旧病复发，全身筋络时感酸痛，病根已深，请求开去外交总长一职。对于签字一节，他建议由驻法公使胡惟德完成。

　　北京照例不同意他辞职，理由说来可笑，钱内阁下台了，他的辞职报告没人批，只能维持现状。不久，陆住进了巴黎郊外的圣克鲁德医院，声称医生意见，“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他再次提议：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

　　六、签字日

　　李麟玉是李叔同的胞侄，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就前往巴黎留学，欧战结束时就已获得了化学工程师的资格。1919年1月，滞留巴黎的他在先贤祠旁的一个小餐馆偶遇了好友李宗侗。李宗侗是名臣李鸿藻的孙子，此时在巴黎大学求学。两个年轻人在小餐馆里边吃边聊，谈到了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两人都感到，有必要在留欧学生和华工中成立一个组织，以作中国代表团的声援，抑制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要挟。不久，这个叫“国际和平促进会”的组织在圣日尔曼大街拐角的一家旅馆底层挂牌了。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李璜，是1919年2月到巴黎的。他不是专为和会而来，但关于中日交涉的舆情汹汹，让这个巴黎大学的新生无法收心听课，索性抛书不读，整日沉浸在搜罗、研读巴黎各大小报纸的和会消息及幕后八卦。两个月后，他的好友周太玄也从上海来到巴黎。这个穷学生曾在上海的一些媒体干过，赴欧前与《申报》等签下一纸协议，以提供新闻稿件换取一份留学费用。周的法语很烂，只能央着李璜读报译与他听，他重新编纂后再寄给国内京沪各报。看着生意不错，他们的组织“少中”也有在世界各地开设新闻分支机构的计划，两个年轻人一合计，就鼓捣出了一个“巴黎通信社”，每周一次向国内发稿，因着他们身处和会最前沿，这些新闻二道贩子的稿件，竟也在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各大媒体风行一时。

　　陆总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后，与“国际和平促进会”的这群年轻人有过一次对话。地点是“促进会”派人去租的。那天，陆、王、顾、施、魏五位全权代表都到场了，一进场，就有人向他们发放了英法两种文字的请愿书。李麟玉作为主持人，说开会的目的就是如何收复山东主权，并要求代表们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五个全权代表的脸色全都严肃得吓人，陆总长的讲话不着边际，让这些年轻人很不满意，其他几人又不表态，于是，里昂大学的学生何鲁走到主席台前要求发言。他一上来就指着陆征祥责问：二十一条是否在你任期内签的？陆苦笑，只得点头承认。何鲁同学的发言很激愤，还夹杂着一些骂人话。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几乎每个同学都上去过了一把嘴瘾。最后，陆总长端起茶杯说，今天的话已谈好久，代表团还有好多事要赶回去处理，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特敬大家一杯。说毕，不等李麟玉这个主持人说什么，就带着众人离开了。

　　因了这次不愉快的见面会，巴黎的留学生们对陆总长很有看法，说他“施展外交手腕”，态度不够诚恳。相比之下，他们觉得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就要可亲得多。李璜和周太玄苦于采访不到和会的第一手新闻，王正廷帮李璜弄到了一个代表团记者的名分，这样他就可以随时进入凡尔赛宫的和会现场，采访衣冠楚楚的政要们，并与各国记者交换情报。有一次，李璜在和会现场碰到了《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胡大记者一直以为自己是采访巴黎和会惟一的中国记者，对这个年轻人能够混进会场的神通也表钦佩。

　　有了李璜他们用十字码拍来的新闻稿，上海的《新闻报》竟至在这一年的4月半之后销路大增。4月30日，三国会议刚作出把山东权益让给日本的秘密裁决，也是这个小通讯社把消息在第一时间传给了国内各报馆。李璜说，这一消息是王正廷告诉他的。王作为南方代表，一直受着北京方面的排挤和打压，他之所以第一时间传给媒体这一消息，就是要利用这次外交上的失败来打击北方政府。

　　6月28日，是“凡尔赛和约”的签字日，之前一天，李璜就和几位同学分头去找代表团成员，要他们放弃签字。他们很不放心代表团的这些官老爷们，总怕他们偷偷跑去签字。这天一大早，“国际和平促进会”“巴黎通信社”的留学生们纠合了一大群华工和华侨，包围了代表团驻地吕特蒂旅馆。学生们说，如去签字，将对代表团不择手段。代表们表示：不去参加签字典礼。

　　但他们把旅馆找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找到陆总长和顾维钧。这两人会不会偷跑去签字了呢？正议论纷纷的当儿，周太玄看到了人群中和他同船来法国的郑毓秀，郑在代表团里担任联络和翻译工作，在她的帮助下，他们打听到，陆总长在巴黎西郊布罗涅森林的圣克鲁德医院养病。

　　黄昏，四十余名华工、华侨、留学生手持棍棒赶到巴黎西郊，把这家医院包围了起来。李麟玉跑在当头，一个华工悄悄塞给他一把手枪。把枪揣在怀里，李麟玉陡地觉得胆壮了几分。

　　当他们布置停当，顾维钧和岳昭燏秘书长刚向陆总长汇报完工作往外走，岳秘书长走在前面。岳秘书长刚走下医院台阶，突然又脸色惊惶折返回来，跑进大楼，说在楼下花园遭到袭击，那里汇聚了数百人，威胁说要杀了他，甚至有一个女生在大衣口袋里拿枪对准了他。

　　不一会，顾维钧下楼会见包围者们，告诉他们说，因为和会不同意对山东问题“保留”，代表团已决定不去和会签字。但包围者们还不肯散去，他们准备在楼下守一夜。

　　多年后，郑毓秀在美国见到顾维钧时说，自己参加了那天傍晚包围圣克鲁德医院的行动，当时她口袋里藏着一根树枝冒充手枪吓坏了岳先生。此是后话不提。

　　6月28日清晨，陆总长的汽车已经停在了医院大楼门口。包围者们推举李麟玉进楼，当面质问陆总长是否要去签字。陆说：“一定不签。”李玉麟不客气地说：“你要去签字，我裤袋里这支手枪也不能宽恕你！”说着，他拍了拍鼓出来的裤袋。事后他说，刚刚过去的一个晚上，他已经写好了一份自白书，如果陆总长真的要去签字，他预备打死陆后再去警察厅自首。

　　这一幕终究没有发生。当天下午三时许，凡尔赛宫方向传来消息说，签字仪式结束了，学生们才解除包围离开医院。

　　早在5月初，陆征祥在巴黎的寓所就被留学生和华工们包围过一次。当时数十人在窗外喊抗议，要求他拒签，口号声惊醒了病床上的培德夫人。

　　陆征祥对夫人说：“外面风声很紧，我是外交总长，我与你是否躲避一下，你看怎样？”

　　夫人不同意：“你不要避，你又不做坏事，他们要捉，你跟他们去，你不用躲，你是反对签字的，要捉我与你一起去。”

　　现在和会结束了，中国代表团也拒签了。民意如此，更复何言？他在巴黎的使命结束了，是功是罪，也只能任世人评说了。他自忖于心无愧。

　　这一次，他没有顺从北京。自从山东问题被提出，他一次次要总统府和国务院给个明确训令，北京却屡次推脱，电谕陆总长“审度情形，自酌办理”。直到和会结束前一天，北京的意见还是签字。28日下午，北京的电报到了，说是同意拒签，而那时，和会上中国席位的两把椅子已经空了整整一个下午了。北京后来复电称，此前已有电谕拒绝签字。那么这个电报怎么不翼而飞了呢？是被谁压下了吗？陆征祥惟有苦笑。外间有传闻说，陆总长一直摇摆不定，到最后一刻还想俯首遵从政府训令，是顾维钧等人力主不签字，王正廷多方奔走，方有了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陆征祥也懒得去解释了。中国代表团集体缺席和会闭幕式以示抗议，是外交官们人格之胜利，却难掩外交失败之事实。败军之将，何敢言勇？他感到的只有耻辱。

　　四年前的“民四条约”，他已经签过一次死约了，这一次，虽然为收回山东做活了一个眼，但也是在死约边上堪堪走了一回，一个签过两次死约的人，是连上帝也不能宽恕的。内心里他早就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罪人。

　　但回国时在上海黄浦码头的一幕却让他惊讶万分。1920年1月17日，载着代表团一行的法国邮船“波多斯”号先在香港停靠，王正廷等离船赴广州，送别时他没有下船，香港商会安排的接风酒宴他也没去出席。内心巨大的耻辱使他羞见国人。几天后，船近吴淞口时，“波多斯”号拟在上海稍作停留后再北上。远远看到岸上聚集了数千人，法国船长慌了神，跑过来告诉陆总长小心提防。船驶近码头，可以看清岸上人手持的各种旗帜，上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之陆专使”，原来这些都是自发赶来欢迎代表团的，不签字的外交官们已经被国人视为了英雄。

　　在船上会见各界代表时，有问政府会不会与日本直接谈判，陆答：“对于山东问题，我的主意早已拿定，我既拒绝签字，断不至再同日本直接谈判。诸君爱国热肠，我未回国以前已经听见，非常钦佩。以后我对于外交上一切，总以全国国民的意思为意思，请诸君时常赐函外交部，督促我，监督我，幸甚。”

　　晚十时，陆征祥等坐车到上海北站，他们将从这里坐火车前行北京。此时，前来欢送的民众已聚集上万人，军、警、政界还准备了三辆花车。有民众代表向代表团高呼：“欢迎不签字代表！”陆答：“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得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错罢。”又有人高呼：“不跟日本直接谈判！”陆答：“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

　　沿途南京、济南各站，也都是鲜花和旌旗飞舞。直到火车驶进北京前门车站，也有上万人聚集迎接。这凯旋英雄般的待遇，让陆征祥等如芒刺在背。民众围住要他发表演说，他推托身体不适坐进了车内，一言不发就匆匆离去。

　　谒见大总统徐世昌毕，陆提出辞去总长职务，以谢国人。徐世昌着意挽留，只允休假半月。陆旅途劳顿，腰疾复发，又入医院，外交部送来的函件都原封不动退回。徐世昌见他心意已决，就告诉内阁：“陆子欣既决绝不干，不如直接换人。”

　　他只想着交割了事，早早退出公众视野，但山东事未了，一次次要他出来解释，多年后，他回忆说：“我不签字，得罪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

　　七、过时的勇士

　　公理战胜强权，已被证实是个谎言，还被无缘无故泼了一头脏水，梁启超赴欧近半年的心境，失望、愤怒、委屈交错，真可谓是五味杂陈。和会的大幕尚未最后拉上，败局已然注定，他决定继续余下的考察行程，于6月6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

　　行前，他以愤激的口吻写道：开始，自己还做着正义人道的好梦，到现在，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这个和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俄普奥几个大国鬼鬼祟祟瓜分了小国利益，种下了十九世纪的种种祸根，一百年后，又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在那里造孽了。

　　代表团的专使们还在梦想以签字换取一张进入国联的门票，梁警告说：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那里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作保镖，可是做梦哩。

　　在英国呆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到处都跑遍了，剑桥、牛津，一场接一场的欢迎会和演讲会，谈笑皆是银行家、政治家。英国人还带他们去看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潜水艇。政府方面安排了一个随员一路照拂，其人曾在远东任领事，讲得一口好中文，一路安排也都极为周致，可见英国人办事之周全，远非生性疏懒的法国人可比。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闻听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一行又从伦敦返回巴黎看热闹。此时的巴黎，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投射到了阅兵式上，除非预约，连旅馆都订不到床位了。幸亏梁启超他们刚到法国时，就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预先租下了一处房子，那处房子距离巴黎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他们准备就住到那里去。出发前，他给留守此处的蒋百里发了电报，可是不知是火车晚点还是电报滞误，蒋百里没有在火车站接到他们，他们只得花高价租了车，半夜淋着雨去找旅馆。

　　此后他们一路游玩了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直到十月中旬，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此时的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院中的秋海棠和野菊，早已萎黄凋谢。隔了窗子看去，那十余株苦楝树也都换作了铁灰色，惟有几片焦黄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回想自6月初离开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走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现在，他是要好好静一静了。

　　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回到白鲁威后，晚睡晚起的恶习全都改正了，游记的写作也颇顺利，已经写了六七万字。他计划在这里再住三个月，待书稿全部完成后再回国，但跟他一起出来的徐新六忽然接到家中电报，说是夫人病重催着回国。徐是他们中法语最好的，此人若一离开，行动会很不方便，于是几人一合计，也都决定收心回国了。梁启超本来还有往游波兰和奥地利的计划，看大家兴味索然，也就作罢。

　　1920年1月22日，也正是陆征祥乘坐的“波多斯”到达上海的日子，梁启超一行从马赛乘坐法国邮轮，于3月5日抵达上海。去欧一年，他的思想饱受刺激，也时作反省，只觉灵府深处似要刮起一场大的风暴，却又不知这场风暴会把他带往何处。其间的踌躇、徘徊与期待，旅途中他曾以特有的华丽文字告诉弟弟梁仲策：“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甫一回国，他感到这场灵府深处的革命终于要来了。

　　在上海，他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去作了一场演讲。校方请他去，是要他谈欧游心得，他通篇的演说，却大谈中国的各种好，总之一句话，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样样都是中国好，中国和欧洲，固有基础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何况目下的欧洲病得不轻。

　　梁举例说，譬如英国的代议制，乃世界一大潮流，为何在中国本该神圣的国会和议会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呢？那是因为人家有这个根底，“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至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再说到经济，梁认为，西方经济之发达，全由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正说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

　　梁沾沾自喜地说，自从经历了这次欧游，他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他像一个励志演说家一样，要求学生们“对于中国不必悲观”，要从“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做起，“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演讲中他还提到了刚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说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3月19日，梁启超到京，向当道循例周旋，谒见徐世昌总统报告欧游经过，于24日坐火车返回天津。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说，“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因住在北方不太方便，计划两个月后南下，搬到上海附近居住。上层的政治活动，他已无意去做了，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其后的一年间，他发起中比公司，与同人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邀请罗素来华讲学，肇因皆在于他自称的“灵府里的革命”。

　　他在巴黎时写了一半的《欧游心影录》，回国后因杂事缠身，已无法继续，但他还是整理了部分予以发表。他满心以为，这些带着他独特体认的文字，就像他以前那些锐利的文章一样，会在读者中不胫而走，起到匡正时弊的功效，引领中国走上一条中西互为调剂的道路。《清代学术概论》已经脱稿，《中国历史研究法》也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在各高校和团体所作的最新讲演集，也将成书，这一些，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这也是他发起共学社的宗旨），都是大有补益之事。曾让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无数中国人歆羡不已的欧洲工业文明，已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该是中华文明救世的时候了。他自信，自己还是一个思想界的勇士。

　　他不合时宜的忧患，首先招致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欧游归来，他在许多个场合推崇列宁之人格，推崇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之学说，但又认为“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不赞成在中国搞社会主义。10月间，罗素来华，亦指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以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为要。他和张东荪都持此调。论战一番后，一班梦想着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把他抛弃了。他们说，任公倒不如不去欧洲，去了一趟欧洲把脑子都搞浑了。陈独秀这样反驳他：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

　　五四后的一班新进少年，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他感慨科学是有局限的，“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呼吁倒不如从东方式的神秘主义中去找资源，这让高举着科学和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诸子们情何以堪？中国的文化，几千年来写着的尽是吃人二字，都是要被抛弃的东西，怎么可以拿来作救世的灵丹？钱玄同说他“荒谬”，甚至好脾气的胡适之，也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威风”。到了三年后的“科玄论战”，一场把知识界的名宿、大佬、新锐全都席卷进去的混战，他和张君劢一起被批作了“玄学鬼”，几乎成了五四一代的公敌。

　　一个飞速变动的时代降临了，梁任公这个昔日的思想界勇士、青年导师，已经被他曾经呼唤的时代抛弃。

　　八、最后的救赎

　　卸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无官一身轻，在北京郊外买地造了一个墓园，去上海把父母的遗骸接来安葬，自己造了个守陵的小屋，在此度过了平静的1921年。在双亲墓前，他还请人铸了一个自己跪着的铜像。外人说他孝心至诚，而他自认罪愆深重，这一跪，也不知跪向父母还是跪向国人。

　　如果不出意外，他和夫人培德·博斐将要在这里安度余生了。在父母的墓边，他已经为自己和妻子建好了生圹。但妻子突然罹病，打乱了他的计划。

　　培德夫人患的是高血压和脑溢血。1922年春天，他听从医生的建议，陪同妻子前往瑞士卢加诺疗治。庞大的医疗支出使他不得不考虑出来重新担任公职，北京政府还算有情有义，把原驻瑞士公使支到日本去，把空出来的位置给了他。

　　夫人的高血压一直不退，医生只好定期抽血来降低血压。每次抽血，这个忠诚的丈夫必陪侍在侧，即使有贵客来访，也不例外。有一次，瑞士总统来看公使先生，正巧培德·博斐要抽血了，陆公使就说：“总统先生，对不起，请您单独坐一会，我要到卧室内照料内人抽血了。”

　　为了留住妻子的生命，他还特意一个人跑到罗马去朝圣，请求教皇为妻子祝福。他觉得自己这一生，于妻子亏欠太多，当年从圣彼得堡回到北京，培德·博斐为了不给他添麻烦，长年闭门不出，以致北京的外交界都以为他的妻子长年在国外，有的干脆以为他是个王老五。当主治医生告诉他，夫人的病有可能不治时，他简直肠断心裂，自1899年与培德·博斐结俪，他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需要她。为了安慰妻子，他暗示说，如果妻子真的先他一步去世，他将听从许师教诲，进入隐修院，再不续娶。

　　养女莉莉的逃婚出走带来的心理动荡，让死神提前把这个女人带走了。他们结婚时，培德·博斐已经四十四岁，过了生育年龄，陆奉召回到北京后，他们在同仁堂孤儿院抱养了一个伶俐乖巧的女孩，取名莉莉。这个女孩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英语和法语，陆征祥夫妇走到哪就带到哪，疼爱得不行。赴欧参加巴黎和会，船票那么紧张，他们也带了莉莉和家庭教师同行。这次陪夫人去瑞士养病，这个宝贝女儿自然也一同前往。

　　此时的莉莉已经二十出头，正是一个女孩如花绽放的年龄，出落得楚楚动人。不久，女孩坠入了情网。她爱上的是驻瑞士公使馆的一个英俊小伙子，说起来此人也是外交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就是陆征祥参加巴黎和会时的得力助手王广圻。不久，两个年轻人就订了婚。

　　或许是这一对年轻人太出色、他们的结合太顺利了，命运开始了对他们的捉弄，在这个未婚夫离开瑞士去其他国家工作期间，生性爱热闹的莉莉不甘寂寞，频繁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竟被一个风流倜傥的当地青年诱惑，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这个青年是当地一个杂货店的小伙计，经常混迹于各种舞会，对他这样一个登徒子来说，搞定像莉莉这样的未经尘世的女孩子，真是易如反掌。可怜莉莉的那个未婚夫，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依然一封接一封给未婚妻写火热的情书。

　　未婚夫见寄出的情书全都石沉大海，疑虑之下，请假来到伯尔尼。就在陆征祥陪着这个年轻人打纸牌的当儿，莉莉从外面回来了。她沉着脸，回房拿出订婚戒指和这个年轻人送的所有礼物，对他说：我以前不懂事，我和你订婚原来是一种错误，现在请你把这些都取回去，从今以后我们就只做普通朋友。

　　婚约解除了，这让一向重面子的陆征祥夫妇觉得特别难堪。他想过托人把莉莉带回原来的孤儿院，又觉不忍心。他还想过把女儿送到美国去读书，写信给驻美的施肇基托他照管，陆家退婚的事已经传遍了外交界，施肇基一口回绝了他的托付。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得加紧对莉莉的看管，不让她与那个小伙计见面。他们在莉莉的卧房门外贴了一张允许来访的客人名单，并告知门房，如果来访者不在名单上，就不准见面。他们满心以为，只消把莉莉软禁一段时间，等她平静下来就会回心转意，没想到一个深夜，这个内心激荡着爱情的姑娘竟然用棉被裹身，从三楼卧室的窗口跳下来逃走了，从此再无音讯。发生了这一变故，培德·博斐的血压更高了，她告诉丈夫，她似乎已经听到了天主呼唤的声音。

　　1926年4月，陪伴他走过二十七年的培德·博斐去世，他辞去公职，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下葬。做完这一切，他觉得，自己的红尘生活也该结束了。某日，他登上阿尔卑斯山巅，远望日光下的雪光闪耀的群峰，忆及多年前许景澄说过的他将寄身修道院的话，心中忽有录录炮一闪。他现在已无父、无师、无妻，孤零零一个人在大地上，只有一心靠自己，靠天主。从山上下来，他已然明白，自己的余生将如何度过。

　　他决定把自己献给上帝。妻子临终前跟他说，上帝将赦免所有人的罪孽，接引他们去往天国。他相信，热爱天主的妻子一定在那里等着他。6月的一天，他来到比利时西北的古老城市布鲁日，在那个有着一千余年历史的本笃会的圣安德鲁隐修院做了一名修士。

　　隐修院的圣堂，为这个来自东方的修士举行了隆重的“更衣礼”。他穿着由颈及踵的长袍，颈后挂着一顶风帽，脸上标志性的上翘的菱角胡也剃去了。他不再叫陆征祥，他现在叫天士比德，也叫比德兄弟。这一刻，他相信在天上的妻子也看见了他。“死亡把我们分离了，修会生活又使我们重新团圆。她监视我，我伴随她，也替她祈祷。她从上看我，我从下望她，我俩之间，绝无间隔。”

　　尘世间的那些“罪案”，他还会时常满怀内疚想起。既然所有人都要赤条条走到上帝面前，那么所有的罪愆都是要清算的。民元前后，那一笔贻误国事的大账，前清老臣不能辞其咎，民国要人不能卸其责，即使升斗小民，也都有一份含懒自弃的责任要负。他说自己，“于此笔大账上欠负不轻，于前清账上、民国账上、国民分子的账上，都负有重大的欠缺”，此番弃绝于俗世，栖身于异国他乡的隐修院中，就是希望以这最后的救赎，“减轻我一身对世界、对祖国、对民众之罪恶账目”。

　　1931年夏天，许景澄遇难三十周年的忌日，这个被巨大的孤独包围的修士写下了一篇祭文，在回忆了许景澄多年前教他学外交礼仪的往事后，他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今先后俱天国，而祥独存，岂不悲哉？虽然，祥以衰朽多病之体，自入院后，除朝夕诵经外，于拉丁文道德学哲学神学以及新旧圣书等，无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九泉之下，吾师当闻之，当亦为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颂主名，以终吾年耳。”

　　作为对他二十年苦修的褒奖，罗马教皇于1946年升任他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就任仪式上，有人从修道院旧址上取下一块基石送给他。他在答谢中说：“诸位先生，你们赠我一方石头，若使天主允许，我想亲自把石头带回东亚。”

　　在中国建一个天主教隐修院成了他最后的梦想。这是因为他一直记着许景澄昔年在圣彼得堡对自己说过的话：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威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等到有机会进入最古老的宗派，遵从教会的内心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你要带回给中国。老人天真地以为，中国有了天主教隐修院，在文化上就与欧洲有了平等地位。在以法文写成的《人道主义的会合》里，他流露出了把东西方思想、伦理、精神汇合在一起，铸造成一股推动世界的新动力的想法，他认为，这股力量可以跨越一切障碍。

　　他的祖国此时已经陷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建造隐修院的事最后不了了之。三年后，一个奇寒无比的冬日，当众天神接迎他去往另一个世界时，东方世界还笼罩在弥漫的战火中。去世前几天，比德兄弟给他的同胞们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致中国同胞书》。这是一封译成中文两百余字的短信，在信的最后，他说，西方所有的优点，不在各国自私自利的富强，而在基督的教义。

　　——“基督的教义，乃天主的恩宠”。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