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黄花分外红——女红军长征精神的独特写照

　　马克思在描写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英勇妇女时，称赞她们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中国的女红军战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中，红军共途经十余省。仅红一方面军，便翻越20多座大山，跨过22条大河，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不为人熟知的是，在长征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红军女战士。她们以非凡的魄力斩断与旧社会的羁绊，又以不输于男人的毅力与勇敢披荆斩棘，走过长征这一路的艰难险阻。她们在长征中坚忍不拔、排除万难、奋勇前进的身影，正是长征精神的独特写照。

　　长征出发时有32名女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踏上了漫漫征程。出发时，红军有8.6万多人，而随行的女红军战士只有32人。

　　部队要转移，谁走谁留十分为难。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让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拟订随行女红军的名单，同时提了三个条件：必须是中共党员，思想政治上要可靠；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擅长做群众工作；必须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可以不考虑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她们的去留由中央和组织部决定，而在军队中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

　　苏区的女红军战士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然而，长征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危险，对女同志而言，考验更加严峻，身体健康就意味着为部队减小压力。

　　李坚真拿出了100多人体检名单，最终经中央反复斟酌，确定了17位体检合格妇女干部：邓六金、吴富莲、吴仲廉、钱希均、贺怡、李桂英、彭儒、甘棠、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还有一位已无从考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直属机关女干部10人：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中央机关总支书记邓颖超、红一军团宣传员贺子珍、中央苏区女工会部长刘群先、少共中央局干事萧月华、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刘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总政治部确定了6人：红军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康克清、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红九军团干部杨厚珍。

　　经多方考虑，最终确定了33人，本来名单上有贺怡，因其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她便也一同留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而名单上的彭儒，在队伍出发两天后高烧不退，只得与丈夫一起又回到宁都，留在苏区继续战斗。这样一来，获批准并踏上长征征途的成了31人，还有一名女红军战士曾玉，未经部队批准，因听说自己丈夫在长征队伍中，便偷偷跟上部队，成为了“编外”成员。就这样，32位女红军开始了她们的漫漫长征路。

　　这32位女红军，有着不同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参加革命的起因和动机也不尽相同，却殊途同归走上了长征路，并且几乎无一掉队。到达陕北后，这些女红军大都走上了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她们将女性和战士这两种身份完美融合在一起，为党的事业发光发热。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蔡畅、康克清都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在改革开放后，邓颖超曾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刘英则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张闻天出使苏联，后调任外交部工作。李坚真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她们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新中国的建设者，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还有一些人，经过时间的打磨，她们在旧照片中的面容已经模糊不清，她们的下落在长征之后的战争年代里也已难觅踪迹，她们的身影正在离我们远去，但她们为长征所贡献的青春，为中国革命所挥洒的热情，为新中国的诞生所付出的努力，将作为长征这部壮丽史诗中的灵韵，被我们永远铭记。

　　鲜为人知的妇女独立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女红军首先是一名战士，其次才是女人，并且是一位甘愿为革命牺牲的战士，她们清一色地剃了光头，打着绑腿，这些人多半是吃苦耐劳的川妹子。

　　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堪称长征中女红军之最：人数最多，作为一支有完整编制的妇女独立师，有2500多人；最为艰苦，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她们不得不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最为悲壮，参加西路军西征，战斗损失惨重，返回陕北时只有300多人。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来自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的劳动妇女投身革命，参加革命之前大多身处社会最底层，不仅要忍受地主的剥削，还要遭受公婆、男人的欺辱，艰苦的社会生活锻造了她们坚韧的性格，也使得她们的革命意志更为坚定。

　　经过选拔，400多名优秀妇女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红军的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1935年2月，这支队伍扩编为妇女独立师，大约2000多人，师长张琴秋，女兵们分布在妇女工兵营、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新剧团、妇女独立团、省委妇女部和妇女学校等部门中，担负着除了战斗之外的多项工作，如制作被服、保卫机关、医治伤病员、发动群众等，她们身兼数职，成为了一支支持红色政权的重要力量。

　　在长征中，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保障部队，更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伍。妇女独立团在强渡嘉陵江战役中参加了攻打剑门城关的战斗，与敌激战两昼夜，为红四方面军渡江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战斗减员和任务繁重之外，自身的生理特点也成为了女战士们必须克服的一道障碍。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导致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南下，在满是污水和浊泥的草地上艰难前进，许多女战士都长眠在了那片广袤苍茫的水草地中，而走过水草地的女兵，也大都落下了终身不育的疾病。但她们没有屈服，而是咬紧牙关，不但没有拖队伍后腿，而且在队伍翻越党岭山时还奉命为后续部队清除积雪，疏通道路，在这站立和行走都尚且困难的皑皑白雪山上，硬是开辟了一条“天路”，保障了后续部队的通行，妇女独立师为此付出了减员过半的惨重代价，不得不重新恢复独立团的建制。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以妇女独立团为基础改编为妇女先锋团，奉命随西路军西渡黄河，浴血奋战，人数由1300多人锐减为300多人。

　　投身革命，甘洒热血，受尽苦难，也许时间能够抹去她们的身影和姓名，但永远无法抹去她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长征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除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战士，参加长征的还有红二方面军的20多位女红军战士和红二十五军的7位女红军战士。她们分散在部队各个部门。她们中既有姐妹，也有母女、婆媳。她们是长征途中的铿锵玫瑰，静静盛放，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部队作贡献。在她们之中诞生了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也是长征女红军中唯一的女将军。

　　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走上长征路，队伍中有20多位女红军，她们是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林红、胡越强、张四妹、张吉兰、伍秋姑、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秀梅，以及殷成福和她的女儿侯幺妹、儿媳刘大妹等。

　　殷成福，一家8口都参加了长征，在北过渭河时掉进一个坑里，她侥幸未摔死，后被农民救起。为了追赶大部队，她一路乞讨，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历程，才与部队会合，成为红二方面军女红军的幸存者之一。

　　蹇先任担任过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秘书，之后与贺龙结为伴侣.经过她的动员，其妹妹蹇先佛也加入了红军，在贺龙和任弼时的介绍下，蹇先佛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结为伴侣。在长征途中，蹇先任带着刚出生十几天的孩子跟随部队前行，克服了极大困难，走完全程，到达了陕北。

　　年仅13岁的女红军马忆湘在长征中担任洗绷带、洗衣服的工作，她后来成为了军旅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朝阳花》。

　　李贞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革命时将乳名“旦娃子”改为李贞，寓意对革命忠贞不渝。

　　抗日战争时期，李贞担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红二十五军3000余名红军指战员只有7位女性，她们是：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因为他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

　　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出征方向，中央没有明确目的地，又由于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基层指战员只知道是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对“七仙女”来说，她们同其他的战士一样，接到命令之后就出发了，并不知道前方要经历的是什么。

　　出发后不久，红二十五军就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腹背夹击，情况危急，红军总医院政委苏焕清为这7位女兵担忧，决定发给每人8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让她们留在当地自寻出路，但她们都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就这样，7位红军女战士长征路上，救死扶伤，筹集粮食，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遗憾的是，只有5位女兵坚持到了终点，班长曾纪兰和护士曹宗楷在途中不幸牺牲。

　　在长征中成长起来的铿锵玫瑰，每个人的人生都因经历了长征的洗礼而熠熠生辉。马克思在描写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英勇妇女时，称赞她们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中国的女红军战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

　　文/何虎生 赵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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