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学校的“赚钱经”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smarty:if $article.tag?>
- 关键字:民办学校 smarty:/if?>
- 发布时间:2016-10-25 11:22
以市场为导向还是以理想为导向?这一直是中国民办教育面对的终极问题
2016年9月,陈飞(化名)离开了他供职一年多的某民办高中。
为了压缩师资成本,他所在的民办高中每年通过招收新教师替换掉有经验的老教师。而由于对招生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教学质量,学校关心的只有如何保证在校学生不中途退学,以免学校受到经济损失。
“说是办教育,但赚钱却被摆在第一位。想做一位好教师,在这里根本无法实现理想。”陈飞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先天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后,公办学校曾一统天下,这种局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逐渐打破。
然而,无论是在教育经费获得,还是在学校、学生及教师的社会认可度方面,民办教育都无法获得与公办学校平等的地位。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
之后,在一系列政策松绑及推动下,学历性的民办中小学及高校开始陆续成立。民办教育整体发展环境逐渐好转。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7.02万所,在校生1416.16万人;而2015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6.27万所,在校生达4570.42万人。
“规模上去了,但包括教师等优质教育资源仍然集中于公立体系,因此,民办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在政策与环境的夹缝中生存,想真正实现教育的高尚理想,却又迫于现实不得不在市场的洪流中搏击。”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吴霓感慨道。
虽然国家在民办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中对民办学校有优惠和奖励措施,但具体的落地情况并不乐观。
如一些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学校,应该算是非营利的公益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据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介绍,真正能够达到有关部门规定的财政优惠和税收优惠标准的民办学校很少。这使得民办学校对成本极其敏感。
以市场为导向还是以理想为导向?这一直是中国民办教育面对的终极问题。
招生、“维稳”比教学更重要
2015年9月研究生毕业的陈飞通过考试,进入某教育集团下的民办学校,成为该校一名负责新闻宣传的老师。
当年志气满满地进入教育领域,而如今再提起他在这所学校短暂的一年经历,陈飞的评价却是“教育已经完全沦为赚钱的工具”。
在他看来,学校最大的问题就是教师流动过于频繁,“最近一年集团K12学校的1800多名教师中,至少有40%的教师都是新进人员。”
实际上,这是学校控制师资成本的招数。
因为按照学校规定,教师第一年的工资很低,教学岗位的月薪为2500元,行政岗位的月薪则更少,只有1800元。而该教育集团所在省份的统计局2016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城镇居民的平均月工资约为4000元。
虽然学校在招聘宣传中称,进校之后教师工资会逐年增加,但是据陈飞了解,在集团下辖的K12学校里,教龄真正能超过5年的教师很少。
陈飞认为,之所以教师流失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校对老师的管理过于企业化。
他介绍说,对于大部分教师,学校似乎不太关心其教学水平,而能不能招来更多学生、能不能稳定学生不让其中途退学、能不能维护好学校资产不被破坏则成为更重要的考核和奖励标准。
“很多真正喜欢教师这个行业人,很难长期待下去。”陈飞说。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学校对于资产的严苛管理。比如,教师或者学生损坏了贴在桌椅上的条形码,要被罚款。甚至教师离开宿舍时,忘记拔掉空调等电器的插座,也要被罚款。
“这给人的感觉是,学校的资产比什么都重要,每件物品上贴的条形码都要每天检查,太牵扯精力了。”陈飞对学校诸如此类的管理制度颇为不满。
教师流失率高对该校似乎从来都不会构成困扰,其应对之策就是大量招收当地高校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因为这样可以大幅压低工资水平。
“我进去之后才知道,K12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是省内二本或者三本院校的毕业生。”陈飞说。
此外,每位老师还要承担繁重的招生和“维稳”任务。
据陈飞介绍,无论是教学岗位还是行政岗位,K12学校的每位教师每年都有12~14人的招生任务。完成任务的,每招收到一名学生教师可获得300~500元的现金奖励,完不成任务的则要受到经济处罚。
而班主任还要承担“维稳”任务,即保证学生不发生中途退学的情况。
“班主任每月的工资中就包含有1000元的‘稳定费’,学生不流失班主任才能领到这笔钱。”陈飞说。
高升学率如何炼成
与陈飞相同的是,贾丽(化名)也在入职河南某民办高中一年后,选择了离职。
“学校过于重视利益,而不太尊重知识和教学能力,好像不是学校应该有的样子。”贾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比如学校一向引以为傲,被视为是招揽生源秘笈的高升学率,背后大有文章。
贾丽所在学校对外宣传称,2015年、2016年其重点大学升学率分别为11.4%和14.2%。而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同期河南全省分别有5.49万人和6.34万人被重点高校录取,录取率为8.2%和9.05%。
如此高的升学率是怎么达到的?
据贾丽介绍,学校每年能考进好学校的“尖子生”都是从周边地区以优厚的条件“挖”来的。
每年五六月份,学校都会将所有老师编成若干招生小组,每组2~3人,到学校周边县区的高中挖尖子生,“每组的任务是至少招到2人。”
招生老师一般会向学生家长承诺,孩子考上学校的尖子班之后,学校不收学费,还能享受到远比公办学校优越的学习环境。考上重点大学还可以获得数额不等的现金奖励。
“学校的硬件设施很好,收费也贵,如果不收学费3年下来就相当于省了7万~8万元,很多学生家长会为此动心。”贾丽说。
她认为,实际上,这些尖子生不管在哪所学校,考上好大学的几率都很高。
对老师来说,如果谁招进来的学生能在入学后的第一次摸底考试中取得全校第一,该教师就可获得10万元的奖励;如果学生能够进全校前十,招生老师也可获得上万元的奖励。
贾丽介绍称,在该校超过4000名在校生中,有约20%的学生是这样从周边各个学校挖来的“尖子生”。而他们正是学校维持声誉的保证。
剩下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当地的高收入家庭。这些孩子多半从小缺少家庭教育和管束,自制力不强、有各种不良习惯、学习成绩差,难以进入公立教育体系,因此才会选择高价民办学校。
“对于这部分学生,学校的要求是保证稳定,只要他们不退学就行。”贾丽说。
而在学费定价中,学校的策略是抓住学生家长盲目攀比和“高价等于高质”的心理,每年都会上调学费。
贾丽透露,她所在学校总部,2016年秋季开学时,高中部的收费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年3.3万元,比2015学年的3.1万元涨了2000元,而其他分校区的学费则每年上涨1000元。
“学费每年都上涨,社会就会认为我们发展得很好,底气很足,不怕招不来学生。”贾丽告诉本刊记者,该校的一位管理者曾在教师会议上如是说。
学校的公开材料中称,2015~2016学年,其旗下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学费分别为1.6万~3.25万元、1.4万~3.4万元、1.2万~3.35万元、1.95万~3.36万元。
而全球著名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5~2016学年,中国民办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平均学费分别是3235元、2567元、3289元、7719元。
造富快车
近年来,中国民办教育在市场上表现出了强劲发展势头。
2016年8月~9月19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有3家内地的民办教育机构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而此前的1月,成实外教育已成功在香港上市。
以2016年9月递交上市申请的宇华教育为例,公开资料显示,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民办教育机构,最初仅是一所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河南分校名义运行的民办学校。如今,不过是短短15年的发展,它就已成为覆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民办教育集团,包括24所K12学校和1所大学。2015~2016学年,该教育集团旗下25所学校中,共有超过4.8万名在校生。
宇华教育递交的上市申请材料显示:截至2015年8月底的财年营收达6.98亿元,比上年同期的5.99亿元增加了9900万元,增长率达16.4%;净利润达2.45亿元。
“其毛利率已经超过了45%,净利率也能够达到35%。”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磊看来,这并非个案。“从公开数据看,近两年,很多民办学校都保持了较高的利润率。”
2016年8月递交上市申请的睿见教育在其申请材料中称:2015年其营收为5.69亿元,2014年时这一数字是4.51亿元,年增长率超过了26%;而其2015年的净利润为1.82亿元。
王磊告诉本刊记者,即便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整个民办教育的利润率也普遍高于传统行业,“我们估计应该能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
而教育行业垂直媒体鲸媒体援引咨询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称:2015年,中国民办教育行业总营收达到2879亿元,比2011年的1740亿元增长了113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6%。
但是,王磊也发现,真正办得好的民办学校,反而不那么容易挣到钱,利润率一般也不会太高,“因为教育始终是一个高投入的产业。”
在王磊看来,民办学校要办出特色才能吸引生源。而特色要有优质的师资保障,还要引进好的教育理念,创新教学形式,探索好的治理结构,“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他举例称,2015年北京市公办中学的生均支出已经超过了2万元,而北京普通民办中学的收费多为1万~2万元,国际班或者中高端民办学校的收费则在4万~7万元之间,所谓的贵族学校则要高得多。
“从学费收入和经费支出看,如果是普通民办学校,很难实现高盈利。所以,到底要如何在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情况下坚持教育理念,这对中国民办教育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王磊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辉辉/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