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玫瑰铿锵

　　对于长征这样一次大规模、无后方、长时间的流动大作战来说，红军女战士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战斗中，更体现在激励将士、宣传“扩红”、匪窝筹粮、医病救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谱写了中华民族史上的伟大篇章。

　　在这一前所未有的人类历史壮举中，女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长征的几支红军队伍中，都活跃着女同志的飒爽英姿。

　　面对重重艰难，女红军们毫不畏惧，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奋战在军事、宣传、卫生、供给、通信等多条战线，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其中，中央红军有30余人，红二方面军约20余人，红四方面军近3000人，红二十五军的女战士人数最少，只有被称为“七仙女”的7名护士。

　　她们凭借着特殊的革命意志，坚忍不拔，负重前行，用自己无比的勇气、信心和决心，在长征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某种角度来看，从这些女红军艰苦卓绝的经历中，不难找到红军胜利长征的答案。

　　进击的娘子军

　　中央红军中，一些女同志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下，有着较为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康克清就曾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临危不惧，以出色的指挥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赢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美誉。

　　长征出发前后，女红军们还专门进行了集训，接受了装弹、瞄准和射击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在行军途中也经常利用短暂间隙进行训练学习，因此在军事技能方面有了进一步提高。

　　在碎粉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中，女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踏上征程之初，中央红军中的女同志除部分任职于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中央卫生部等单位外，大部分先后被编入中央工作团和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休养连虽无直接作战任务，但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也一样在行军中作战，在作战中行军。

　　正如邓颖超曾经回忆的，“我们三十个女同志，多数在中间梯队，分别担任着工作，我当时患着严重的肺病，被编入病号的连队，因此，既不是作战部队，又不是留作后卫，但我们的中间梯队，也一样的常受着追敌的威胁”，既要冲破前面拦路的敌人，又要击退后面的追兵。

　　休养连经历了不少这样的惊险场景。1935年春，在准备西渡赤水前夕，休养连突遇强敌。此时，敌众我寡，形势万分危急。久病缠身的邓颖超立即跳下担架，集中警卫员准备应敌。指导员李坚真和连长侯政等也立即组织指挥迎战，给敌人重大杀伤，成功带领队伍脱离险境，显示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和从容不迫的巨大勇气。

　　参加长征的其他几路大军中，很多女同志也都有直接参加作战或军事辅助行动的经历。其中，以红四方面军中女战士人数最多。她们主要分布在妇女独立团（曾改编为独立师）、妇女工兵营以及后勤和宣传系统中，在长征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1935年春，她们参与攻打剑门关战役，激战两昼夜，粉碎敌军一个旅的进攻，取得重大战果。天险腊子口之役，这支部队也战果丰硕，以一连的兵力成功挫败敌人一个多营的阻击，胜利掩护500多名伤病员成功突围。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有70多名女同志壮烈牺牲，用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通道。

　　漫漫征程，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这支妇女队伍都始终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坚持斗争，一路转战，顽强杀敌，直至1936年10月迎来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其后，红四方面军的1300多名女战士，又组成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随西路军挥戈西进，浴血沙场，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英雄之歌。

　　边走边“扩红”

　　在艰苦卓绝的万里征程中，各路大军都设置了宣传部门。它们就成了女战士们显身手的重要阵地。

　　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战前动员，无论是宿营休息，还是部队开拔，时时可以听到女红军们充满感情的讲演说唱。她们还经常于行军途中布置宣传鼓动棚，张贴革命标语，散发各类宣传品，通过各种宣传鼓动方式，活跃将士情绪，消除行军疲劳，激励革命斗志。

　　在红四方面军中，每次部队行军前，通常都会派出妇女宣传队先期出发，“赶到部队即将经过的大路旁或山腰上，做一些简单的准备”，待大军经过时，就“起劲地唱莲花落，数快板，当拉拉队，想方设法地活跃气氛，给部队战士鼓动。这么做效果很好”。

　　征程非常险恶，但却常常可以听到女战士们清澈悦耳的山歌声。飞夺泸定桥后，她们唱着山歌跨过铁索桥，夹金山下，她们又用歌声给疲惫至极的战士们增添力量。行军途中，甚至还能听到外文歌曲，蔡畅用法语演唱的《马赛曲》，“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加快了前进脚步。李伯钊也是红军中的“赤色明星”，以歌唱和舞蹈闻名全军。为庆祝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她和陆定一专门创作了《一、四方面军会合歌》，歌曲豪迈激扬，充满革命斗志，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普遍欢迎。

　　康克清曾回忆了将士们演唱该歌时的盛况：“从宝兴出发，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学唱这首歌。听到台上的歌声，台下的人不约而同地都唱起来。四方面军的同志虽然不会唱，在热烈气氛的感染下，也都跟着点头或是挥手按着节拍鼓掌。许多人热泪盈眶，热烈生动的团结气氛充满了全场。”

　　群众动员也是女红军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到一地，女同志们都会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党的政策、革命宗旨和红军纪律，大力推动“扩红”工作，鼓动劳苦大众参加红军，投身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她们还经常以自己的苦难经历为例，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新思想，鼓动妇女群众奋起反抗旧有的封建宗法制度。

　　红二十五军的7名女护士就“常用唱歌、跳舞、演小话剧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鼓励他们起来闹革命、反抗地主老财的压迫。”

　　女红军们还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创建革命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后，以李坚真为工作组长，筹建成立了县级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发动组织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并相继成立了赤色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儿童团等群众团体。

　　其他一些女同志也大显才干。王泉媛投身反恶霸斗争，甘棠则充分利用能写会画的专长，创作并在遵义城内张贴了大量革命标语，赢得了老百姓们的衷心拥护和热烈欢迎。

　　在她们的影响下，大批群众踊跃报名加入了革命队伍。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女红军更是在政策宣传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红四方面军战士李天秀在丹巴县藏区，耐心细致地向当地老百姓做工作，强调“红军征粮买卖公平，不会抢夺老百姓的粮食”。在甘肃兴隆镇，红二十五军的几位女护士则深入回族群众家中，为病人精心诊治，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衷心感谢。

　　女红军匪窝筹粮

　　俗话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对长征这样一次大规模、无后方、长时间的流动大作战来说，后勤保障就更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方面，红军女战士也屡建功勋。

　　1935年5月，在途经藏族聚居区时，红四方面军委派张琴秋等与喇嘛寺进行了艰苦谈判，“达到了成交牦牛1000头，羊3万只，青稞麦和炒面45万斤的协议”，有效保证了部队供给。

　　部队每到驻地，女红军往往都要外出筹粮，由此还会遇到种种危险。1935年春，中央红军行至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谢飞等女同志外出筹粮时，由于语言不通，差点被当地民众用箭误伤，后来幸好遇到有人粗通汉语，多方沟通，才消除了误会，完成了筹粮任务。

　　当时，很多地区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匪患问题，一些红军女战士在筹粮筹款途中如果不幸遇上土匪风险就很大，也有同志因此而惨遭杀害。

　　医疗救护是女红军承担较多的一项职责。长征途中，环境险恶，又缺少必要的医疗条件，因此伤病员的救治护理成了特别棘手的难题。但是，红军女战士对此毫无怨言，她们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在长途行军时抢着抬担架，并以女性特有的细心、耐心、体贴和关怀为伤病员“洗伤口、涤血衣、饮水、喂饭”，赢得了指战员们的尊重和爱戴。中央红军中，女同志们竭尽全力卫护伤病员的安全，甚至不顾飞机的狂轰滥炸，以自己的身体掩护担架上伤重的战士。贺子珍就为此身中十七块弹片，一度生命垂危。

　　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后，由于桥险水急，雇来的挑夫不愿涉险，伤病员的担架最后是几个同志一副副拖过桥的，而药箱，则是“几个身体好些的女同志把药箱绑在背上，手抓住铁索，匍匐前进，一趟趟把药箱全部背过了河”。

　　红二十五军的女护士一向坚持“一切为了伤员”，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保证伤病员的食品供给。

　　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有伤重战士因严重缺水休克，一名怀孕的女战士毅然挤出乳汁，用药罐喂给这名战士，令同志们感佩动容。

　　红四方面军中的女医护工作者因为工作繁重，吃苦耐劳，被亲切地称为“三大员”(卫生员、担架员、给养员)，后来，董必武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特别深情地说到：“值得讲述的，还是那些工作的女同志们。她们到卫生部是担任照料抬担架的民工和看护病员的工作。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她们是那样的不怕困难，那样去完成她们所负的任务。这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

　　女红军还参与进行了服装保障、物资运输甚至修路架桥等种种艰巨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保证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单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文/汤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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