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傲与烈

　　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19点多离开。23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傅家的座上宾。他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续了四天三夜。9月3日早8点半，保姆周菊娣一直没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门开。一直到9点半，她在敲门无人应后紧张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惨状轰然撞碎傅家十一年来的斯文印象：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

　　傅雷虽然因译著丰硕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翻译大家，但他却从未有过显赫的职业身份。数个任职，都潦草短暂，归根结底跟其不事权贵的性格有关。他曾在1937年写给史学家罗香林的一封信上有过自省：“实缘弟秉性憨直，不惯作吏。”

　　1957年春，傅雷经历了一次如沐春风般的鸣放。3月4日，他在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亲见毛泽东。“此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他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去了长信传达精神。

　　那年夏天，鸣放的热度急锋一转，形势进入整肃。12月，妻子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上写道：“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做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

　　1957年，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想保他过关，暗示他把“检讨”的调子定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就算在思想上不反党，但是“在实质上反党反社会”“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但傅雷冷冷回绝：“没有廉价的检讨。”1958年，他被正式补划为“右派”。

　　1961年，傅雷“摘帽”，施蛰存折过街角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黄宾虹许多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在施蛰存幽默的笔调中，并不隐晦于他干柴烈火般的脾气。“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夫妇已撒手西归。”

　　2013年，傅雷骨灰正式入葬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墓志铭上刻的是他在家书中的原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原载2016年第34期《三联生活周刊》】

　　○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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