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生

　　1

　　1978年5月的一天凌晨，天色微亮，一位早起割草的妇女发出一声惊叫，撕破了我家附近一条山沟的寂静。

　　我的父亲从山岩上跳下来，在山沟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都来了，不上半天，关于父亲死亡的结论就出来了：这个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对大队园艺场与他家对换老屋的安排，以及生产队分派他养猪的工作，都抱有抵触情绪，偶然受到刺激，跳岩自杀。

　　父亲走的地方，在半山腰。

　　父亲的人生也还在半山腰，就一头栽了下来。

　　2

　　父亲生于1935年，先天带着残疾，上唇裂，俗称兔唇或豁嘴。父亲能够苟活下来，全靠他的婆婆在祠堂里抽到的一支签。他的婆婆前后生养了八个子女，依然不能舍下这个面带残疾的孙子。

　　父亲穿开裆裤的时候，家里要是来了有身份的客人，他就得躲起来，直至客人离去。他从小就知道，自己长了一个羞于见人的兔唇，却又不能像兔子一样打个洞钻到地下去。

　　父亲跟着他的三个哥哥，将书念到了高小。按说，带兔唇的人吹不了笛子，但父亲在十来岁时，偏偏就用自己的方法学会了简单的竹笛吹奏，还会模仿女声唱《夜来香》。

　　尽管如此，也没有换来人们接受他那一张特别的嘴。

　　一次，父亲将一个当面叫他“豁嘴”的同龄孩子推下了高坎，挨了爷爷的一顿暴揍，家里还向那个受伤的孩子一家赔了不少口粮。

　　渐渐地，父亲的话少了。

　　1950年开春的一天，人民政府通知拘押在区公所的大爷爷，第二天他将被押往县城接受人民公审。大爷爷要求家人前去见一面。大爷爷当过区团总，他养育了七个儿女，却都为一个“怕”字，没有人前往。父亲当时十五岁，他提着一罐子炖肉和半瓶老白干烧酒，独自一人去了。春寒料峭，父亲看着他的大伯坐在满是老鼠屎的地面上，发出响声地吃光了肉，吃得满头大汗，畅快淋漓，最后连一点汤都没有剩下。酒，却是一口也没有喝成。站岗的武装民兵不准大爷爷喝酒。

　　父亲说过，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大伯临别时看他的眼神。那眼神令他恐惧，又让他着迷。父亲说这话时不知道，他自己也只算勉强地活了半辈子！

　　3

　　父亲结婚成家时，他的大哥早已经过世，二哥被抓了壮丁不知所终，三哥举家去了新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给予儿子的，更多的是严肃和苛刻。

　　每当我犯了错误，我就得自己趴在长板凳上，露出光屁股，让父亲用他那一米长、黄荆树木规制的石匠量尺打。父亲最多打三下。

　　姐姐上小学四年级了，父亲咬着牙，从商店给她买了一双塑料凉鞋。那凉鞋柔软，轻便，漂亮。而我继续穿父亲用废旧轮胎和帆布角料做的手工凉鞋，生硬，笨重，粗陋。

　　父亲从未亲口对我说个“好”或“行”字。我考了班上的第一名，得了一张奖状和一支圆珠笔，姐姐兴奋地向父亲喊叫。父亲仅仅摸了摸我的后脑勺，又拍了拍它，嘴唇嚅动了两下，干活去了。

　　当然，在我的纠缠下，父亲会抽空给我讲些故事，就像爷爷常常要给独孙子说些古话。渐渐地，父亲肚子里的故事被掏空了，他只好忙里偷闲给我做些玩具，比如废旧铁丝圈成的铁环，木制乒乓球拍，鞭打的木陀螺，还有“合成”材料的冲锋枪和四轮滑车。

　　我和姐姐同时得了肝炎，要走几里山路去区医院打针。父亲用一个大篾背篓背着两个儿女，爬陡坡时手脚并用，却还是摔倒了。我们都受了擦伤，反而坐下来，喘着气，一块儿无拘无束地乐了。父亲将责任推到一块小石头身上，说那块石头阶级立场不坚定，还说“勤人跑三遍，懒人压断腰”，这样陡的坡，他该把我和姐姐分开背上去。

　　那一次，我看见了父亲的笑容，像一个孩子。

　　4

　　父亲面带残疾，手却灵巧，石匠活、木匠活、篾匠活、上房盖瓦以及打算盘写书信，样样能露一手。队长常和父亲背地里商讨农业生产。父亲少年时读过《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一些章节，成为方圆左近最能摆龙门阵的人。渐渐地，父亲成了队上的参谋长和“文化人”，这或许带给他了些许愉悦。

　　父亲还有的快乐，大概要数在家里和爷爷一起偷着喝酒的时候了。

　　爷爷虽然是地主分子，人本分，没有文化，左腿还有点瘸。

　　爷爷过世以后，父亲少了快乐，也少了约束，和母亲发生矛盾时就打她。

　　一天，邻居家请来一个算命的瞎子。母亲瞒着父亲，将我领到这家阴暗的小屋里，让我顶着一口倒扣的锅。瞎子摸索着，宰杀了母亲带去的公鸡，不知用鸡血给我作了什么法，说是大鬼小鬼再也近不得我的身了。父亲默认了，按约定称给瞎子老人四十斤小麦作为酬谢。不料，母亲背着父亲，回扣了几碗小麦。父亲看出来了，坚持把小麦斤两补足。母亲既委屈又心疼，不依不饶。

　　父亲离家出了一趟远门。他跟着队长为集体买猪仔，坐客车去了七十公里外的县城。那是父亲一生中走得最远、见得最大的地方，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走进城市。队长独自租车将小猪仔运了回去，准父亲一天假访亲友。父亲费了不少周折，见到了在县税务局工作的二姑夫。二姑夫将父亲挡在办公室外，匆匆塞给他十元钱和几斤粮票，说自己要出趟公差。父亲当天便坐了末班客车，摸黑回来了。后来，父亲知道了，他的二姐夫哄了他，是嫌弃他这个小舅子面有残疾。

　　父亲上嘴唇那个小小的缺口，就这样把他的人生一点一点地撕裂了，就连他的妻子儿女也不得不常常为他挨着那痛。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吵嘴打架，每每到了紧要关头，只要对方用手指将上嘴唇翻露出来，做成兔唇状，哪怕是一个女生，也会让我立即败下阵来，心如刀割。

　　5

　　从我记事时起，大人们就除了忙还是忙，差不多每天都要两头摸黑。

　　那一年春荒，加上大旱，国家发救济粮了。母亲仗着贫农出身，又哭又闹，终于背回来一点粮食。父亲领着我和姐姐妹妹，煞有介事地对母亲说“谢谢领导”，再向着墙上的领袖像鞠躬。豌豆煮熟了，父亲要母亲将它们拌咸一些，以便延长咀嚼的时间。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课间休息时说了一句话，“主席一顿饭吃一个鸡蛋”。班长听见了，立刻向分校长做了汇报，可他在“吃”前面加了“只能”两个字。我说反动话了，而且惊动了公社。那天晚上，母亲唉声叹气，姐姐不停地哭，我的头皮都麻了。我瞥见父亲在背上垫了一个小棕垫，和母亲一起上路了。父亲出家门前，回头望了我一眼，那样子就像再也回不来了。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准备去挨打的，因为，一年前，邻队的一个地主寡妇在批斗夜会上差点被打死，起因就是她的小儿子在学校说了“耗子在唱东方红”的话。还好，我的父亲是地主子女，替儿子悔罪的态度好，仅仅下了跪，作了口头检讨就过关了。

　　1976年上半年，姐姐小学毕业了。那时升学读书要靠推荐，中间人耗费了我家一瓶白酒和一只母鸡，姐姐读上初中的愿望却还是落空了。父亲除了捶头顿足，就再没有别的本事了。

　　父亲一生经受了太多的屈辱和无奈，带着遗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妻子儿女。那一年，我不到十二岁。

　　6

　　今年夏天，我和妻子带着女儿，陪着母亲，一家人从省城回到老家，直接将车开到了当年父亲走的那个地方。

　　山岩似乎不再像当年那么高、那么险了，山沟仿佛也窄小了一些。

　　父亲当年耕种过的庄稼地，如今长满了碗口粗的桂花树，以及野草。父亲去到另一个世界之前对土地是依依不舍的，他在那块庄稼地里徘徊了几个小时，留下了四五个叶子卷烟头。最后，他死死拽着悬崖边上的一棵小松树，直到树身被搓光一块，应该是在天快亮时，才绝然松开了自己的双手，仰面纵身一跃。

　　父亲走后，母亲为儿女计，一直单身。母亲为自己当年的大意而追悔终身，她在那个晚上给集体几十头猪煮食至夜深，没有留意到悲剧正向家里逼近，困在床上睡着了。

　　年节和父亲的忌日，我们总会谈到父亲，母亲也总会说一个字：“命！”

　　父亲离世仅仅半年，我们的国家就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我的父亲，他要是还活着，我们或许能够时常听到，他那修复好了的嘴发出的动听的口哨声……

　　【原载2016年第9期《四川文学》】

　　○肖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