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荆棘路：长征旧址今与昔

　　泸定桥边上的22根花岗岩石柱，只留下了5位勇士的姓名

　　1981年7月，国际知名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曾全家来华，一起赴贵州、四川重走了一段长征路。

　　来到大渡河时，他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险象环生。然而参观结束后，他在文中记录：“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2016年9月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沿着与布热津斯基大致相同的路线，重走了长征路中的一段。从遵义市出发，到枫香镇、怀仁市茅台镇，再到习水县土城镇、四川凉山州石棉县、冕宁县，最后到甘孜州泸定县……淌过赤水，走进大渡河，进入彝族藏区，到达泸定桥。

　　只有亲身感受这一段征程，才能体会80年前红军经历过的一切，理解长征精神对于今天的重大意义。

　　遵义的劲儿

　　一张栗黑色长方桌，围着20把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桌下的火盆似乎正或明或暗地冒着热气。这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处。

　　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湘江遭遇了长征开始以来的最大损失，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人。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质疑达到了顶点。在此背景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

　　如今，悬挂在两个壁橱间的挂钟不再走动，让时间仿佛回到了81年前那个寒冬。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今天的遵义城，与红军有关的地名和建筑很多，包括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巷、红军学校，等等。湘江河东岸亲水平台边，一组长达1公里的雕塑群，展现了长征路上的多场激烈战斗。

　　市区，红军山有2000多座红军烈士墓，还有30米高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巍巍矗立。

　　遵义市委宣传部部长周玉新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遵义有518处红色文化资源，红军长征革命旧址、战斗遗址多达62处。”

　　2016年十一假期期间，遵义会议纪念馆共接待游客18.4万人次，周边红色景区共接待游客43.5万人次。

　　事实上，遵义会议还有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结果：邓小平命运的变化。

　　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中提到，1931年邓小平因被列入毛派阵营，被撤销职务。1935年初，邓小平能参加遵义会议，说明他开始重返共产党领导层，“这一变化足以令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人感到庆幸，尽管当时在柏公馆二楼的那间房间里，邓小平一直默默无闻地坐在角落里。”

　　20世纪80年代，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拉开了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幕。

　　遵义也因此受益。2015年，中国城市GDP100强排名中，贵州的贵阳、遵义均上榜。遵义更是以14.6%的增速位列全国之首。

　　苟坝的灯

　　苟坝村是隶属于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的一个小村庄。1935年3月12日的苟坝会议，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苟坝会议前两天，毛泽东一再阐述不能硬碰硬攻打打鼓新场，但遭到不少人反对。

　　“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毛泽东曾如此回忆。

　　这个过程说得如此简约，以至于人们经常会忽略，两人住处相距甚远，毛泽东不得不提着马灯，在湿漉漉的小道中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第二天，会议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今天，毛泽东夜访周恩来的道路被修成一条弯弯的水泥路。游客们拎着旅游中心提供的马灯，同样走过这条“毛泽东小路”，这也成了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借着这盏马灯，苟坝的旅游也变得十分火爆，高峰时期，“这里从车站出来都挤满了人”。

　　苟坝不再是以往那个荒凉的小村庄，“公司+合作社+村委会+农户”的运行方式，使得农民们可以以土地入股，平时务工、年终分红。

　　赤水河的酒

　　赤水河为长江上游右岸支流，是四川、贵州的界河，因含沙量高而水色赤红。

　　枫香镇、茅台镇，都在赤水河旁。

　　长征专家徐占权、徐婧编著的《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中曾写道：“毛泽东在接见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时，曾深情地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曾如此评价这段历史：“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所有变化的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1935年1月19日，被围追堵截的红军与敌军6个团在土城交战，失利后西撤一渡赤水，到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结。渡河后不久，毛泽东命原路返回，二渡赤水，之后取桐梓，夺娄山关。

　　之后，红军到茅台镇稍作喘息，毛泽东让主力部队隐蔽，派一个团伪装成大部队继续向西三渡赤水，假装要打古蔺。

　　待蒋介石将所有部队向古蔺集结时，中国革命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刚刚西渡赤水的红军主力，又被偷偷调回到赤水河边，用“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的方式东向四渡。

　　之后，毛泽东派了一支小部队向北来一个假突破，主力却迅猛向南，突破了乌江，直奔贵阳，渡过金沙江。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

　　赤水河此前籍籍无名，后来，其周边的每个渡口和小镇，皆因红军举世皆惊的四渡而成为名胜，如今风光旖旎、满目古风。

　　后来，这里又因美酒佳酿而蜚声中外。重阳节气，赤水河忽然变清，人们一次性取出几万吨富含矿物质的河水，与高粱小麦一起发酵，待多年后变成醇香的茅台酒。

　　红军四渡赤水时坚决不侵犯茅台酒窖、跟当地老百姓一起享用土豪家中的茅台酒、用酒给伤员擦伤口、给脚肿的战士泡脚的故事，如今也成了茅台酒对外出售的绝佳卖点。

　　冕宁的彝族兄弟

　　雅安市冕宁县，聚集着彝、藏、回等20多个少数民族，以彝族为主。

　　原本聚居于山地的彝族人，如今和汉族人一样生活，已很难分辨。

　　小城街道上，有很多身穿镶边绣花大襟右衽上衣、戴黑色包头的妇女。她们背着孩子在街上卖水果，当地人并不觉得违和。

　　但许多年前，彝人和汉人的关系，却形同水火。

　　冕宁县党史办主任王大钊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过去，冕宁的本地彝人常常从山中出来掳杀汉人，汉人无不言之变色。”

　　如果不是严峻的军事形势所迫，红军走不到这条路上来。金沙江的下一站是大渡河，渡河一定要穿过彝区。

　　最先遭遇彝人袭击的，是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的工兵连。在“总部命令、不准开枪”的命令下，战士们被彝人脱光了衣服、抢光了器材，只好往回走。

　　工兵连的战士们情绪很大，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战士们执行纪律坚决。

　　红军决定派人前往谈判，但无论怎么宣传民族政策，彝民仍然摆手挥刀，不准前行。直到指挥员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彝人态度才有所缓和。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当地彝族人的恩情，对彝人的民族政策一以贯之。

　　早先，彝族被称为“夷族”，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认为，“夷”有侮辱性意味，将“夷”改成“彝”，取“有米吃、有衣穿、有屋住、大步向前走”之意。

　　如今，帮扶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改善彝人、藏人生活条件，仍然是冕宁县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大渡河的船

　　1935年5月24日晚上8点，顺利穿越彝区的刘伯承，终于带领军队，到达大渡河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听说毛泽东选择强渡大渡河，欣喜若狂。他认为红军在此“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太平天国时期，翼王石达开和他的4万将士在此被困40多天，全军覆没，大渡河水一连几天泛着血色。

　　红军的处境甚至比石达开更为危急，敌军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安顺场红军纪念馆馆长宋福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毛泽东曾找到宋福刚爷爷的伯父宋大顺询问。这位见证过石达开覆亡的晚清秀才，忧心忡忡地说：“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红军不敢停留，可涨潮时300多米宽的大河怎么渡过？刘伯承命工兵连架桥，却因河流湍急，根本无法完成。

　　今天的大渡河被水电站截留，只有30多米宽。即使如此，人们站在十几米开外，仍能听见河水轰隆隆的吼叫声。

　　不能架桥，只能找船。

　　1935年5月25日，红军先遣部队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敌军炮火，向北岸川军突击。

　　这次突击，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当地后来的发展轨迹。

　　1952年，在安顺场所在的石棉县，2329名解放军脱下军装，开始开采石棉矿。

　　新中国成立后才建县的石棉，是全国1470个县中唯一以矿石命名的县。石棉县委宣传部长袁久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后来石棉矿开采枯竭，被其他矿产替代。

　　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建设，石棉人牺牲了未来。

　　而并不优越的地理位置，也让地处康定、雅安、西昌三个地震断裂带交汇处的石棉，经历了“5·12”汶川地震和“4·20”雅安地震。安顺场的老房子全部倒塌，全县人民不得不两次投入灾后重建。本刊记者到达当天，石棉还发生了3.5级的小型地震。这对于当地人而言十分平常。

　　如今，石棉正走在经济转型的路上。当地依托多家网络销售平台，大力推销特色水果黄果柑。卖得好的农户，年收入能达20万元人民币。

　　此外，当地还在努力挖掘藏彝走廊上的旅游资源。除了安顺场等红色旅游地，本刊记者到访的蟹螺堡子，是尔苏和木雅藏族聚居地，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民族风情。

　　一个千疮百孔的县城，正渐渐发展成为雅安远近闻名的富裕之城。

　　泸定桥的勇

　　第一艘船渡过大渡河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靠仅有的船没日没夜渡河，全军渡完需一个多月，而敌军就在几天路程之外。

　　从安顺场集体渡江已不可能，红军决定兵分左纵队和右纵队两路夹岸突进，没有渡河的左纵队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从泸定桥过河，右纵队则日夜渡河，在泸定桥对岸接应。

　　5月28日早，日夜兼程的左纵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这意味着20多个小时要赶240里路，途中还要与敌军打仗。

　　“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了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开国上将杨成武曾如此回忆。

　　29日凌晨，左纵队如期赶到泸定桥。前面遇到了更大的困境——这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桥板许多被敌军拆去，只剩13根铁索。

　　29日下午4点，在冲锋号声中，红军22名突击队员对泸定桥发起了总攻。

　　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

　　很多文学作品、电视剧、舞蹈、诗歌里，都还原过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但依然没有身临现场的震撼。走在架好木板的桥上，即使明知自己绝对安全，桥身的晃荡依然令人双腿发颤，哪怕透过木板的缝隙朝河水一望，都觉头晕目眩。

　　如今，泸定桥已经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泸定桥边上的22根花岗岩石柱，只留下了5位勇士的姓名。

　　与其他红色景点相比，这里周边配套并不完善，位置更加偏远，但依然有许多人不远千里来到此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贵州遵义 四川凉山 甘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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