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言行背后的实体经济困惑

　　最近，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德旺在美国投资的工厂投产的消息成为了新闻热点，人们纷纷讨论民营企业为何要“跑”？分析当中原因，可见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负较重、成本日益增高等问题。中央提出，中国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

　　近日，一则消息在朋友圈刷屏：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

　　按说，这也不是个“新闻”，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旧事儿了。结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耿直无比，说了一堆大实话，比如“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等等。

　　一席实话下来，有人心头纳闷：曹德旺这是要“跑”的节奏？

　　在笔者看来，当然也不是。只不过，在李嘉诚抛光国内资产上岸的新闻后，大家对此多少会有些敏感。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认为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

　　企业的宏观税负较重

　　远看李嘉诚，近看曹德旺，投资海外在企业家圈子里比比皆是：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和特朗普所言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不同，曹德旺此次从通用手中低价收购的废弃工厂，满负荷状态下能给当地提供2500个工作岗位。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笔者整理了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趋势大体一致。但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例如，2010年后的5年，经济增速下滑，下行压力增大，企业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的现实困境，然而除了税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2015年，随着大量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更为严重，税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个百分点。

　　由此，即使各方数据由于口径、测算方式不同，但大家的基本判断一致：目前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居高不下。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中国民营企业选择出逃？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另外，还有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护，谁又能认真经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以作为商业纠纷草草处置了事，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被认为是侵占国有资产，叫人如何不心寒？

　　那么关于政府公信力呢？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PPP项目中，签约前答应得很好，签约后却遇到承诺缺失、不讲信用，让一些民营企业吃了亏。因此，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更缺乏信心。还有的是前任地方领导签的合同，新官不理旧账。虽然根据法律原则和合同法，只要合同条文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前提下，代表个人签订的与是否在政府任职无关，若存在法律履约能力的应当执行合同。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企地位弱势，想要主张权利岂是那么容易？所以，企业前期投资打水漂的事情屡见不鲜。

　　某些地方还存在执法随意性的问题。笔者有朋友在地方自己创业当小老板，私下里吐槽，现在的许多企业，单说消防设施这一项，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齐备了，恐怕没几个能活下来的。现实情况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相关部门检查时，自由裁量权很大，会不会被处罚，就看企业自己怎么“运作”了。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成本。当年赃款烧坏点钞机的马超群，身为地方供水公司的总经理，区区科级干部，何以在其家中搜出赃款一亿多？媒体报道，企业落户当地，不掏钱就通不了水。相比看得见的成本，这看不见的成本更让企业心惊肉跳。

　　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不得不说，“宠爱”虚拟经济，而对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爱搭不理。虽然发展不能唯GDP，但考核时依然有“稳增长”的考量，怎么能够既生态绿色、又有高利润？于是，金融、房地产等“高富帅”行业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宝。

　　说了那么多，再对比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美元升值、资产吸引力增强等因素，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说的，为什么在美国白领、蓝领成本各自是中国2倍、8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中国多赚百分之十几。

　　故土难离，但资本与企业都总要逐利。

　　需要振兴的实体经济

　　中国的企业、资本出海，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本是好事，政府还长期提倡过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何如今，却变得五味杂陈起来？

　　一方面，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投资主要靠“国家队”撑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则频频跃升，国内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正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形势有多严峻，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窥一斑。“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等表述，无一不是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度身定做。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笔者此前文章分析，经济工作会议的问题意识、针对性都很强，更可见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脱实向虚”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

　　企业家出海大举建厂，有其自身的无奈。我们需要提倡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但企业只有先活下来，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假如在目前国内的多重压力下，无法获得正常的盈利以持续发展，走出国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只能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自然选择。

　　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各级政府为企业减负了那么久，税负还居高不下？是原有基数过高，目前减的力度有限？还是税负虽有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费用闸门又重新打开，变相增加了企业负担？这些都值得引起高度注意。

　　争取企业家的心，不能光靠嘴上说说，还得有实打实的效果。中央经济会议精神句句说到企业家心坎里。但难在落实，切实给企业减负，还将有一段痛苦的较量与博弈过程。

　　文/侠客岛 编辑/麦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