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的中美贸易

　　特朗普新政的政策空间有限，虽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美经贸合作的模式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其政策对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势必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应该看到，中美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贸易依赖性显著增强，如果通过政策扭曲市场经济的要素分配很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尽管如此，企业对可能面临的中美贸易环境变化仍应早做准备，各方协同实现相关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中美牢固经贸纽带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

　　受益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发展能量，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地位。2008年，中美两国GDP合计18.5万亿美元，占全球前10大经济体的45.8%，中国GDP为美国的29.5%；而2015年中美GDP都超过10万亿美元大关，两国合计达到26.6万亿美元，在前10大经济体中的占比也提高到54.7%，中国GDP达到美国的64.1%。

　　尽管中美两国发展模式有异，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两国企业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更为深入，两国已然建立起稳定牢固的经贸联系。尽管两国政府在双边经贸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然而，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决定力量。美国对华贸易依赖程度持续上升，中国对美贸易依赖程度保持相对稳定。绝大多数中国商品通过贸易进入美国的数量持续增长，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稳步上升。中国工业化形成的完备工业体系不仅保证了持续稳定的供应，帮助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抗通货膨胀，而且成为其企业发挥优势投资布局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东道国。

　　全球经贸复苏需要中美合作与引领。经济危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等各类原本被设计为保护性措施的举措被滥用，扭曲了市场供需匹配的信号传递，严重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决策环境。同时，多边、区域和全球等各层面的国际协定与规则需要重新定义和改进。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的开放水平未有新的提升，对于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进步、社会需求无法有效回应，各方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从贸易便利化协定（TPA）到信息技术产品（ITA）扩容，从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到环境产品协定（EGA），任何国际规则的发展与创新可能都难以摆脱中美的“影子”，更需要两国的合作。

　　特朗普新政的五大着力点及其影响

　　特朗普在2016年11月底公布的执政前100天工作计划中，着重提出五大政策。一是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推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二是取消奥巴马对环境保护的安排，尤其是在页岩气以及清洁煤炭开采和使用方面的限制；三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确保美国国内基建安全，防止基建受极端分子袭击；四是调查滥发签证问题；五是清除说客。应该说，上述五类特朗普新政均属于总统的直接权力范围，推行时受国会阻力相对较小，而各项政策也都或多或少会对中国外贸企业产生影响。

　　1.美国退出TPP后，中国外贸企业受TPP的压力将大幅减弱。美国高调推动TPP之初提出的高标准最后落实到各方协议文本上已然打了折扣，各国所列的敏感商品清单成为货物贸易开放的例外。按贸易额计算，美日双边贸易在TPP12国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两国的态度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TPP的文本内容和开放水平，其余国家不得不做出更多妥协。作为涉及12国经贸领域权利义务的平衡，美国主动退出会打破业已形成的平衡态，将大幅减弱其余11国的参与积极性，即便最终仍能完成协定，但可能会做更多实质性的修改和调整。中国是TPP成员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退出TPP对当前国际贸易版图产生的贸易转移预期也将大幅减弱，中国外贸企业受TPP生效预期的压力也将大幅减弱。

　　2.美国放弃环境保护的现有安排，中国能源进口商将获得更多选择，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将随经济复苏持续增加。取消对环境保护的安排，能源开发商将扩大在美国本土开采能源的活动。中国进口商有可能获得更多选择，能源供给将更为多元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受中东和海上航路等地缘因素影响所造成的能源供给风险。但是也应该看到，中美两国是《巴黎协定》的重要推动者，如果未来特朗普坚持因“美国优先”而放弃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引领作用，中国可能会面临相对更高的发展成本，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而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挑战。

　　3.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基础设施建设其实也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重要政策之一，但推进得并不顺利。特朗普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于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并为私营部门的资本提供投资机会。美国目前尽管也存在钢铁业的产能过剩，但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市场无法通过当前的国内产业予以保障，需要国际贸易的支持，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水泥等主要建材的生产国，出口美国市场有望获得更多机会。同时，伴随商品出口，中国的服务优势也可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国际工程承包商近年来逐渐在全球行业中占据更靠前的位置，企业不仅施工能力更强、技术水平更高，也积极探索带资承包的发展路径，可以通过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等方式为美国基础设施计划的实现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服务。

　　4.严格的移民政策将使得人才回流。坚持文化的多元化是美国历来的社会主流，但各类合法和非法的外籍人员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与奥巴马政府力推的移民改革不同，特朗普竞选时对外来人员并不友好。H1-B签证作为美国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源、弥补本地劳动力缺口、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可能会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发生重大转变。事实上，2015财年美国的H1-B签证只有8.5万个配额，不仅不会对其就业市场造成冲击，反而成为美国吸引国际智力和人才的“诱饵”。该项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减少赴美工作的华人数量，直接减少中国对美服务贸易的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随之产生的对中国特色商品的进口需求。

　　5.清除说客，有助于市场发挥更好的资源配置作用。华盛顿的公关文化是美国政治历史与传统的积淀，其“旋转门”模式为官员与学界、商界的双向流动创造了更大可能。作为政治“局外人”的特朗普与现有的公关系统联系并不紧密，相应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较小，较容易与原有的政治利益集团切割。与西方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对公关服务并不青睐，历史上外贸企业通过公关公司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则更为少见。特朗普清除说客的做法有利于减弱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可为其下一步政策的推行减轻阻力，客观上也有助于市场发挥更好的资源配置作用。

　　新政难以根本改变中美合作模式

　　尽管如此，各方仍十分担忧特朗普政策对中国外贸企业的影响，主要源自其竞选时的言论以及上任前与台湾的互动。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理念和商业运作的行为模式下，不排除出于不同原因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向更有利于美国本土利益的道路发展。基于汇率的指责将增加美国财政部年度审查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名单的风险，并可能引发相应的惩罚性关税。但是，自2015年的中国“8·11”汇改后，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已经发挥决定性作用。加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也对人民币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此种情形下指责中国更缺乏依据，将有损美国的国际声誉。

　　同时，中国的外贸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远低于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基于汇率的惩罚性关税将影响所有中国输美商品，而中国完整工业体系所形成的全球供应链尚无法被其他国家取代。美国对华商品的需求具有一定刚性，临时性关税措施将直接增加美国进口商的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对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而扩大的贫富差距造成更大冲击。更要认识到，中国也会在受到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况下利用WTO赋予的权利进行相应回击，同样也会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成本。

　　实行本土税收的大幅优惠，以及对美企的海外利润征税等税收措施需要国会批准，即便是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的情况下也并不容易。如果此类计划真的能够实施，将使得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税负最低的国家之一，将吸引大量资本赴美投资。中国对美的部分出口可能被美国本土生产所替代。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可能产生更多的中间品和配件的进口需求，对中国外贸企业产生较大影响。然而，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向多被产业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和人力资源等多种因素锁定，流向逆转并不容易。

　　在批判TPP的同时，特朗普也提出要重新商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应该说，NAFTA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美国产业升级和充分利用加拿大的资源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整个北美地区，美国市场一家独大，加拿大人口稀少，墨西哥的经济空间受收入水平影响相对有限，即便美国通过新的NAFTA削弱了现有协定中美、加对墨西哥的单方面开放义务，美国企业能够拓展的市场空间也不大，墨西哥政府也缺乏推动谈判的动力。墨西哥与中国类似，制造业在经济中较为重要，但当前的NAFTA已经为墨西哥商品进入美国提供了优惠的条件。除非新的协定对外重新筑起关税高墙，否则不会对现有中国外贸企业出口北美市场带来巨大冲击，相反可能因为北美市场整合后潜力的发挥产生更大的对华贸易需求。

　　除上述政策外，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并未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被过多提及。与TPP的创新探索不同，BIT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经济社会中保护外资利益的重要手段。虽然特朗普不一定会全盘接受奥巴马政府在推动中美BIT谈判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但商业利益不会因美国政府更迭发生逆转。对华签署BIT仍将是美国商界对华经贸领域的最强诉求，具备商业头脑的特朗普对此应更为清楚。BIT协定将对中美两国加强相互信任、促进投资合作产生积极意义，也有利于中国外贸企业的转型发展，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的比重。

　　中方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对欧美在2016年12月中国入世15周年后仍未履行WTO承诺、坚持实行原有的“替代国”做法提出磋商请求。短期内，特朗普政府预计仍将沿袭“替代国”的做法，从而将中方企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中置于更为不利的位置。

　　需要看到的是，对外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外部市场不景气，尽管中国在全球贸易额中比重仍持续上升，贸易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支撑力下降明显。近年来，消费对贸易的动力取代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特点。这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模式。在消费主导的美国模式下，进口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就造成了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的依赖性明显不同，特朗普新政的政策空间有限。虽然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美经贸合作模式。

　　应对环境变化需要转变发展思路

　　虽然两国的经贸合作模式不易改变，但特朗普的新政仍可能对中国外贸企业的对美业务造成较大影响。中国企业面对改变了的发展环境，应当转变思路，积极应对。

　　1.企业需要重新审视对美贸易出口状况。对产品的可替代性、价格上的比较优势、美国市场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依赖性进行全面审视，以判断在出现因美方政策变化导致成本上升时失去美国市场的概率。特朗普已经入主白宫，2017年美国财政部第一季度可能会向国会提交主要贸易伙伴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中国出口企业需要根据这个时间间隔适当缩短合同期，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步调整贸易的全球布局，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度。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计划，企业可以探索参与模式，在设备、建筑材料等方面扩大对美出口。

　　2.企业可以加大对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市场分析。为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并满足中国市场消费需求升级的需要，两国政府应扩大美对华出口商品的范围，加大市场发掘的力度。中国企业将在从美国进口商品上获得更多选择和更大便利，例如可通过能源行业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合作提升中国经济产业的发展效率。服务业企业也应积极探索与美国企业的合作，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服务外包提升业务能力和竞争力，扩大从美国服务贸易市场的进口。

　　3.企业应关注政府引导、政策措施和相关预警。企业应尽早行动，发挥协同作用，抱团取暖，减少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外贸企业长期经受各类发展环境的挑战，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政府的各项措施需要企业的积极配合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与商业协会的作用，凝聚行业力量，缓解“大而不强”的困扰，积极参与经贸博弈，是实力较弱的单个企业的重要依托。中国政府和企业应与美国本土相关利益方加强协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共同努力，降低贸易政策变动对双方造成的损害。

　　4.企业应积极参与中美省州合作，用好经贸平台，扩大贸易选项。应发挥各自优势，满足互补需求，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等业务模式挖掘贸易潜力。积极探索扩大顺应国际经贸发展潮流趋势，由单纯贸易向贸易与投资相融合的方向发展，通过技术引进和资本融合，建立更为稳定的跨境产业链。

　　5.企业应努力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意识与能力。企业对WTO规则、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和美国国内法要有更为充分的了解，在利益受到非正当侵害时积极运用相关工具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企业应注重贸易方式和内容的创新发展，及时更新和拓展自身业务范围，通过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用好各类专业保险服务来分散风险。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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