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政要的“吸金大法”

　　在万千成名路上，从政自然是一条充满着危险，却又极具诱惑的道路。欧美国家的政要首脑在卸任之后，靠着个人的名气、人际关系进行“二次创业”，演讲、出书和从商基本形成了惯例，这三条发财之路也被称为西方首脑卸任生财三部曲

　　“出名要趁早。”这是张爱玲的名言。名气的背后是地位、权力以及金钱，因此出名越早，得到的自然也就越多越容易。在万千成名路上，从政自然是一条充满着危险，却又极具诱惑的道路。欧美国家的政要首脑在卸任之后，靠着个人的名气、人际关系进行“二次创业”，进而赢得在任时被禁止拥有的巨额财富。

　　而演讲、出书和从商基本形成了惯例，这三条发财之路也被称为西方首脑卸任生财三部曲。

　　靠“嘴皮子”和“笔杆子”积累财富

　　众所周知，西方的议会选举制度重点考查从政者融资与演讲的能力，从基层一路辩论，因此“嘴皮子”功夫则是西方政要的必备技能，这种技能在他们卸任后仍然至关重要。

　　在美国，很多高官卸任后都会到国内外各种场合进行演讲，高额的出场费是他们退休后的主要收入来源，克林顿夫妇堪称通过演讲赚得钵满盆满的典范。

　　克林顿在2001年卸任总统后加盟美国著名的哈里·沃克公关公司，其后十多年里该公司安排的各种有偿演讲已给他带来数以亿计美元的收入。演讲的日程被安排得异常紧凑，将其称为一份“全职”工作也不为过。例如克林顿在2006年总共演讲了352次，平均每天一次。他曾在加拿大一天中演讲两次，共赚取47.5万美元。

　　目前，克林顿的一场演讲费用为20万美元左右，两天的收入就比他当总统时20万美元的年薪多出一倍多，是所有美国退休政要中出场费最高的。2014年，其妻子希拉里也正式加入哈里·沃克公司。

　　美国总统卸任后靠演讲赚钱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989年，里根在卸任不久后就到日本发表演讲，入账200万美元。此事曾在美国本土引发争议，但如今退休总统的这种创收方式已经逐渐得到美国社会认可。以“笨嘴拙舌”著称的前总统小布什在卸任后两个月内居然也靠演讲挣了15万美元。他在其后两年半时间中总共进行公共演说140场，收入至少达1500万美元。

　　除了国家“一把手”之外，其他退休高官也很乐于接受有偿演讲的邀请。2006年年逾八旬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退休之后开始了各地演讲的生涯。他在2006年大约每周演讲一次，每小时演讲费约10万美元，全年总计收入达400万美元以上，而其任内年薪只有18万美元。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是全球酬劳最高的演讲家之一，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卸下担任长达10年的英国首相职务，退而不休，立即被聘为“中东特使”。由他的亲信、女企业家葛林一手安排的布莱尔前往美国等地巡回演讲活动，每场晚宴的演说行情为25万美元，2009年他在菲律宾的一次演讲平均每分钟赚取高达6000英镑。

　　但不是光会耍嘴皮子就能行，市场的需求往往还关乎语言。有报道说，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因为英语不好，就很难追随他的好友布莱尔四处演讲的脚步。

　　除了利用演讲之外，写书出书也给退休的政要们带来了巨大财富。在这方面，克林顿依然是标杆。

　　2004年克林顿在卸任后曾全力推出自传《我的生活》，其中涉及他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敏感问题。据说美国克诺普出版公司为了获得克林顿回忆录的全球独家出版权，预付给了克林顿1000万美元的稿费。这个数字不但超过希拉里回忆录《亲历历史》的800万美元，更是打破了美国非小说类书籍稿费的纪录。《我的生活》发行首日便卖掉了40万本，总版税收入近2400万美元。

　　克林顿并非个例，2010年，美国著名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用500万英镑天价购买了布莱尔的回忆录《旅程》，上架一周后，《旅程》精装本销量就超过9.2万册；小布什的回忆录《决胜时刻》也迅速推出，光是版税就收到了700万美元；还有在离开白宫时“身家窘迫”的卡特总统，离任后写了14本书，据说正是靠着售书他获得了相当体面的生活；曾任德国总理的哈德·施罗德出版了一本《抉择：我的政治生涯》，稿酬超过百万英镑，这足够让给三任妻子支付生活费的施罗德过上一阵舒心日子。

　　弃政从商，二次创业

　　西方政客上台之前的竞选需要大量资金，而他们融资的主要对象就是大型企业。华尔街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因此西方政要首脑们卸任后，进入企业任职或自主创业也就容易了许多。

　　施罗德打发退休时光的主要方式并非只有写书，他在2005年卸任后，立刻投身商界打拼。他担任了国内外多家著名公司的顾问，仅从瑞士著名出版商荣格集团拿到的年薪就不少于10万英镑。2005年9月8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德国公司签署了共同建设北欧输气管道的原则协议，由施罗德担任俄德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的董事会主席，据称年薪高达150万欧元，而其担任总理时的年薪只有27万欧元。

　　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在同小布什竞争总统宝座失利后，放弃了已经打拼了30多年的政坛而步入商海。2001年11月，戈尔成为洛杉矶“西部金融大都市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在那里工作不到两年后，戈尔又成为苹果电脑公司的董事，年薪达到了7位数。2004年11月，戈尔联手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布拉德等六名合伙人，共同成立“世代投资管理合伙公司”，戈尔担任该公司总裁。可以说，他顺利实现了从与美国总统宝座失之交臂的候选人到成功商人的转变。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卸任后，也在2005年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加入美国硅谷著名风险投资企业“克莱纳·珀金斯·考菲尔德与拜尔斯公司”。他凭借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认识、对海外投资风险的洞悉和广布的人脉关系，帮助这家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战略分析，获取丰厚收益，而该公司并非鲍威尔离开政界后加入的第一家商业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融合的程度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西方前政要借多年积累的影响力和人脉，退休后选择来到中国淘金。他们有的把中国当做生意中的一站，有的定居于此长期经营。他们成为中国对外经贸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贡献之余，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收益。

　　施罗德卸任后每年都来华三到四次，帮德国公司牵线搭桥，争取到与中国合作的各种机会。而类似的政要作为“说客”，平均一次可获得1万-5万欧元的酬金。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退休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他在2009年重新包装自己的团队，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咨询”等方面的咨询服务。2012年，这家公司的业务延伸到中国，将为中国地方政府提供招商引资服务。中国西部某城市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证实，该市政府已与布莱尔公司达成合作关系。同年2月，双方在香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布莱尔团队承诺为这个城市政府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并提供海外技术和跨境合作机会。

　　作为两届美国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一直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基辛格已经访华70多次。其实早在1982年，基辛格就成立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时至今日，基辛格咨询公司业务兴隆，其中很多生意对象是中国。

　　卸任后依旧享有极高福利

　　一些人认为，卸任政客靠嘴赚钱或靠笔捞钱，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他们只要依法纳税就不违法。毕竟，这些前首相或前总统是凭着自己的名气，靠着自己的劳动，通过市场来获取报酬的。但是，毕竟这有着以权谋私的嫌疑，为企业提供服务更是让政商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从1958年起，美国每任总统离任之后，都能享受终身制的每年20万美元退休金。除此之外，每年还能领到100万美元的公务旅行费，还能得到办公室、职员、配备、特勤局保护、医疗福利、公务旅行、总统图书馆和国葬等福利。

　　在退休后都拥有“免费办公室”的前总统中，卡特在亚特兰大的办公室的租金大约为10万美元，小布什在休斯敦的办公室的租金大约为17万美元，而克林顿在纽约办公室的租金高达51万美元。

　　不仅前总统本人，他的配偶也享有很多福利措施。除了享有2万美元的终身退休金外，前总统配偶还享有同前总统一样的医保和特勤人员保护的待遇。根据美国国会的统计数据，美国纳税人在美国前总统们和其家人身上每年大约要耗费数百万美元，比如2012年在小布什及其家人身上耗费了大约120万美元，以及在克林顿身上耗费了大约100万美元。

　　萨科齐在其败选后的讲话中曾说：“今后，我将是一名普通的法国人了。”然而，这恐怕与事实有一定的差距。按照法国法律，作为卸任总统的萨科齐每月可以领取6000欧元的退休金，还可以进入法国最高司法机构宪法委员会，每月可获得11500欧元津贴；他还有权享有国家提供的豪华公寓、两名保镖、一部公车和两名司机、七个助理，还有免费的法航飞机和铁路旅行卡。

　　卸任后的萨科齐，与妻子布吕尼依然保持着奢侈的生活方式，仅一顿带到私人飞机上享用的外卖食品就花费了1100美元，这些费用当然是政府承担的。

　　英国《金融时报》就曾发表社论，对退休政要们忙于淘金颇有微词。该评论说，如果说他们的这种生财之道是正当的话，那么就应当提出更加明确的规范，规定前政府官员可在何时向何人收取报酬，来对政府政策高谈阔论，甚至对于一些内部资料予以披露。

　　奥巴马在2009年就职时宣布，在他离任之前禁止任何前政府官员游说他的政府，但这一规定似乎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严格执行。奥巴马的命令对非游说活动的报酬只字未提，而这恰恰是官员利用影响力牟利的主要领域。前总统克林顿当政时曾签署过更为严厉的禁令，禁止政府官员在离任后五年内进行游说，可是这项禁令最终只能在他离开白宫的当天撤销。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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