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改变

　　刘蔺萱摘下眼镜，揉了揉太阳穴，“再呆在这儿，我就要变成瞎子了。”上个月她去眼镜店，人告诉她，近视又加了两百度。王雯雯说，“我散光加了一百，这算不算工伤？”王煜峰比较沉稳，“我再去说说，看有没有确切的结果。”我的问题不明显，一到三点脑袋准时缺氧，木木痴痴的，有时趴桌子上睡着了，颔水都包不住。我们这是文化单位，领导上比较开明，实在累了，可以打个盹。但王雯雯说我睡就睡吧，还打呼噜，这就有些过分，好在推一下就不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没被扫地出门的原因——凡事知道适可而止。

　　王煜峰把我们的病情向上面反映了，这件拖了很久的事儿，没想到居然批了。得蒙领导关照，结合客观情况，编辑部终于搬到另一个隔间，离开了那个不见天日的“地窖”。消息刚放出来，王雯雯就举起手机，“我的购物车有款空气加湿器，你们看看好不好？”刘蔺萱也很兴奋，但马上陷入纠结，“桌子摆风信子好还是多肉好？”王煜峰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摆风信子吧，多肉不吉利。想想你天天中午只喝粥为的个啥？”而我最惦记的，是新办公室的那排柜子，这下我的书可有地儿摆了。我都设想好的，第一排放没拆塑封的全集，维特根斯坦，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排放中华书局新出的典藏本，《杜诗详注》《南唐二主词》《世说新语笺注》等等，第三排放书话、碑帖、艺谈……

　　其实，我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周星驰：其实，我是一个演员）。但是有时候还是为一些芝麻屁事感到振奋，沮丧，境界相当low。就搬办公室这件事来说吧，我们几个都感觉像重新投了回胎，高兴得不太正常。人啊。

　　有人曾分析，在“文革”中，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一个观点我很赞同：基本的公理，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生的，在任何时代都不可磨灭，被毁坏只能是生活的情志、情意、情味。当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赵雷《成都》的时候，作为所谓的媒体人，我在想，为什么这首歌会击中那么多人？我跟王煜峰说，这首歌可能唤起了我们的一些小情小调，而这些小情小调，情志尚不敢说，不正是生活的情意、情味吗？

　　很多事不一定非得有了钱才能办到，比如有感情有节制的生活。有人凿泉水让酒杯在宾客面前漂流，有人向月亮祈祷，希望自己心灵手巧。即便是小时候的植树节，也是很好的，放学后，我常常把一些不知道名字的花草栽种在后院。“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这首歌听着有种从容平淡的好，无头无尾的好。我们胸中的大志，大多数时候不过是物欲、情欲、权力欲，而情志，就像《兰花草》里唱的一样，我们所盼望的，不过是兰花开放。而兰花本来就会开放。

　　听说搬了办公室，老婆给我买了一盆多肉组合，中间插着的那个红色塑料蘑菇，是女儿撒泼向摊主要来的。嗯，这下该好好开始新的人生了。要不是同事嫌不吉利，我早就拿出来摆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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