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一个中国人

　　每次我到柏林，都会住在芭芭拉的家里。

　　与一个中国男人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年之后，芭芭拉习惯了用筷子吃饭，学会了一口普通话，懂得品清淡的绿茶。

　　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原处，里面的架子上层层叠叠地放满了桂林的白豆腐乳、北方的鸡蛋挂面、山东的紫皮大蒜和台湾的沙茶酱等东西。记得第一次我到芭芭拉家做客，芭芭拉和阿田直接把我接到他们家的厨房里，他们已经做好了一桌子中国菜，笑眯眯地等着我。那天我在芭芭拉家的方桌子上吃得不能动弹。

　　刚刚和中国人结婚的时候，芭芭拉不会做中国菜，她在晚上吃黑面包和肉肠，而她的丈夫则要给自己做一个热汤。在漫长的日子里，芭芭拉的脸慢慢长宽了，不像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上那样是一张地道的东普鲁士女孩的狭长的脸。作为一个台南大家族的德国媳妇，她学会了吃凤爪。

　　“爱上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有困难吗？”有一次我问她。

　　“不困难，阿田和我很合适。”芭芭拉说，“只是他是那么不喜欢跳舞，我也就不怎么跳舞了。”芭芭拉说着就笑了出来：“阿田有个台湾一起来的同学，来德国以后喜欢极了跳舞，他告诉阿田说，跳舞的时候可以碰到女伴的大胸脯。阿田是多么严肃的人，他马上说自己不跳舞，而且真的一辈子都没有跳舞。看到我跳舞，他也不高兴。”

　　那一次我们说了很久，关于阿田。芭芭拉说他们是不同的人：“要是看到天上有云，我会说天就要出太阳了，可阿田一定说，马上就要下雨了，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快活的日子。和他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了看一件事情时不一样的人会有很不同的想法，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这个世界。”

　　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在稍纵即逝的金红色的暮色里，芭芭拉的灰眼睛非常甜蜜地闪着光，我们一起开车回家。在那次旅行中，我们从北到南跨过德国，公路上不断有路牌掠过，她总是说他们从前一起来过这里，和阿田一起，骑自行车旅行或者是爬山。在我们路过一个绿色的路牌时，芭芭拉说，这里是阿田刚到德国时学德文的地方。她说着，突然哽咽了一下，眼睛里充满了眼泪：“要是我想起阿田，我就会觉得他真的，真的……”她摇着头，腾出一只手来擦去眼泪。透过公路旁的树林，我远远看到那个小城，红色的瓦顶在夕照里像金鱼的背脊，教堂的塔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我想那是教堂的钟。阿田的车在，阿田的芭芭拉也在，连阿田刚到德国时天天听的教堂大钟都在，就是阿田不在了。他在德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在打排球时突然倒地，然后就去世了。

　　他现在是放在书房里的一张照片，芭芭拉为他供了中国的迷迭香，还有德国的菊花。按照他生前的愿望，芭芭拉把他的骨灰送回台湾，放在了他母亲骨灰坛的旁边。到中国新年和七月的鬼节的时候，她会去台南看看阿田，拜拜他的灵位，然后，芭芭拉会到中国各地旅游，看朋友，逛书店，像从前她就习惯了的一样。她也会跟着我去看看上海的老房子，自己骑车乱逛北京的小胡同。在背静的后海，一个绿色的小湖边上，她会坐下来和人聊天，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再也不会相见的某个中国人。“我喜欢很多国家，我也很喜欢意大利，可是，要是我去意大利，我会想，能去意大利真好。可要是我有机会来中国，我就想，哎呀，我要去中国了！”二十多年来，她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旅行，有了中国的好朋友和一口北京腔的普通话，并时常会从中国带回去一些剪纸、帆布书包和布底鞋。

　　芭芭拉说，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中国人，她才想要了解中国的一切，才会对这个地方有类似爱情的感觉。那里的树、那里的天、那里的街道上的气味、那里的人发出的说话声，那是别的语言，熟悉而陌生，蕴涵着因为遥远而来的温柔和感伤，和你爱上的那个人的容颜一起，总是回荡在你的心里。

　　（刘瑞奇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今晚去哪儿》）

　　陈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