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对华话语体系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中国,挑战,美国,话语体系
- 发布时间:2010-12-02 15:07
令美国无法面对，甚至在文化上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在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就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是一项非凡的挑战。许多人将20世纪称为“美国的世纪”，就像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一样。然而，联合国2007年的研究指出，21世纪，至少会有12个国家在“人均全面发展”指数方面超过美国。
中国尚未达到这一步，而且未来能否达到还有待观察。但显而易见，中国已经拥有远多于美国的后备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更多的电话和互联网用户，以及增长更为迅速的国内生产总值。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10多倍。尽管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还落后于美国，但2000至2006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从930美元增长到了2000美元，增幅超过两倍，而且这种超高速增长仍在继续。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将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研究—— 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国已经在航天和军事领域拥有了很多领先成就。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但想说明的无非是一点：美国好像正在丧失其全球实质性霸权地位，日益取代它的国家正是中国。
美国并未忽视中国的发展。它不能，也许也不应当忽视中国的发展。在即将与中国展开的较量中，在理论上，美国拥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态度：比如敌对，冷淡，友好，顺应潮流。但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不是完全自由的。美国长期以来看待中国的方式，对于美国在对华物质和文化关系中将要选择的路线，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
让我们假定，美国民众和精英的终极诉求是与中国和谐相处。为了达到这种状态，美国看待和谈论中国的方式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二元对立，即“温文尔雅”和“毫不客气”——美国人必须要解决这种对立在当代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努力将“毫不客气”转变成“温文尔雅”。
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美国人一贯将“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加民主，也就是将文明等同于他们自己那样的形态。
可以这么说，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自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深信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特别的命运和使命。甚至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美国就将自己设想为世界眼中的“山上之城”。对于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而言，文明的灯塔是在由“旧世界”迁往“新世界”的西进美国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等到他们在美国安定下来，文明的浪潮便改变了方向：转而从美国流向西方和东方。美国已然被“选定”为世界进步史中的“下一个”，就代表着文明的下一个最高阶段。
在美国人的理解中，其边界不仅是领土意义上的，也是符号和道德意义上的—— 居住在这些边界之外的人，则不仅是不幸的，也是异类——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在自我捍卫的过程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均诉诸道德，在多数情况下运用政治手段，偶尔也会动用武力。而其他取得了进步的国家和民族则被认为是从“野蛮”走向了“文明”——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民主转型、资本主义发展和教育等方式，或通过上述手段的某种结合。伴随着这种进步，这些“他者”则从美国的敌人变为朋友。实际上，美国人常常将他者的进步称为“美国化”，这种说法表明了在美国人的设想中文明的局外人是如何变成局内人的。
当恐怖分子们撞毁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时，乔治.布什总统仍然表达了上述观点，并否定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反恐战争被描述为（唯一的）文明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最大的矛盾在于，中国既不是同类，也不再是异类
对于美国这个“文明帝国”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似乎都是落后的“东方”——一个劣于真正“文明”、不够人道的地方。正如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西方文明的关键任务“除了控制、牵制他者，便是（通过支配性的知识和调适性的权力）管理他者”。
共产党的胜利，将中国从“仰美国人鼻息”的东方落后国家，变成了其在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中的竞争对手。美国再也不能忽视这个古老而奇异的“中央王国”了。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为了迫使难以捉摸的红色中国重新走向“文明”之路，美国采取了政治对抗，甚至战争的种种手段。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坚称，世界革命是使资本家们变得文明开化的唯一手段。他们将资本家视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和野蛮人。在那个时期，美国和中国的话语体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到了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美国采取了现实主义政治的政治路线，美国和中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也将美国置于政治话语体系上的两难困境：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将中国视为“东方”，并对其置之不理了，但它也不能期望后者会皈服大写的“美国文明”。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美国总统承认，不可调和的体制之间未来有可能并存。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走上了美国人眼中又一次通向大写的“文明”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继续试图拥抱中国这一日益强大又更具挑战性的“他者”，并试图将其纳入美国文明之中。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而美国领导人们则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中方。
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它无法轻松地将这个越发强大、但仍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他者”吸纳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东方学”已不再时髦，而美国人则再也不能将中国人归为外来的异类。美国人开始看到，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勤劳而又野心勃勃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并无二致—— 即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也同样是实用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如果这个令人钦佩的民族选择拒绝美国的体制，对于美国将构成一项重大的话语挑战。
美国很难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理解问题，同时，它也不可能与世界上最大最有效率的工厂决裂。
于是，对这个矛盾的政治修辞解决方式是，美国领导人推出“经济接触”政策，该政策号称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旨在“将中国引入世界”—— 不管怎样，文明的灯塔都坚决要照亮中国，并借此将这一新生的巨人引入全球体系之中。由此，“皈依文明”的政治修辞仍可继续，中国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时常表现出的对抗情绪，可以通过“皈依文明的进程远未完成”得到解释。
令美国无法面对，甚至在文化上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在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就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的故事还远未结束。让我们期盼，未来的美国和中国，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相处，而非重蹈上一代人对抗的覆辙。■
……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是一项非凡的挑战。许多人将20世纪称为“美国的世纪”，就像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一样。然而，联合国2007年的研究指出，21世纪，至少会有12个国家在“人均全面发展”指数方面超过美国。
中国尚未达到这一步，而且未来能否达到还有待观察。但显而易见，中国已经拥有远多于美国的后备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更多的电话和互联网用户，以及增长更为迅速的国内生产总值。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10多倍。尽管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还落后于美国，但2000至2006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从930美元增长到了2000美元，增幅超过两倍，而且这种超高速增长仍在继续。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将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研究—— 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国已经在航天和军事领域拥有了很多领先成就。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但想说明的无非是一点：美国好像正在丧失其全球实质性霸权地位，日益取代它的国家正是中国。
美国并未忽视中国的发展。它不能，也许也不应当忽视中国的发展。在即将与中国展开的较量中，在理论上，美国拥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态度：比如敌对，冷淡，友好，顺应潮流。但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不是完全自由的。美国长期以来看待中国的方式，对于美国在对华物质和文化关系中将要选择的路线，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
让我们假定，美国民众和精英的终极诉求是与中国和谐相处。为了达到这种状态，美国看待和谈论中国的方式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二元对立，即“温文尔雅”和“毫不客气”——美国人必须要解决这种对立在当代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努力将“毫不客气”转变成“温文尔雅”。
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美国人一贯将“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加民主，也就是将文明等同于他们自己那样的形态。
可以这么说，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自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深信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特别的命运和使命。甚至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美国就将自己设想为世界眼中的“山上之城”。对于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而言，文明的灯塔是在由“旧世界”迁往“新世界”的西进美国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等到他们在美国安定下来，文明的浪潮便改变了方向：转而从美国流向西方和东方。美国已然被“选定”为世界进步史中的“下一个”，就代表着文明的下一个最高阶段。
在美国人的理解中，其边界不仅是领土意义上的，也是符号和道德意义上的—— 居住在这些边界之外的人，则不仅是不幸的，也是异类——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在自我捍卫的过程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均诉诸道德，在多数情况下运用政治手段，偶尔也会动用武力。而其他取得了进步的国家和民族则被认为是从“野蛮”走向了“文明”——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民主转型、资本主义发展和教育等方式，或通过上述手段的某种结合。伴随着这种进步，这些“他者”则从美国的敌人变为朋友。实际上，美国人常常将他者的进步称为“美国化”，这种说法表明了在美国人的设想中文明的局外人是如何变成局内人的。
当恐怖分子们撞毁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时，乔治.布什总统仍然表达了上述观点，并否定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反恐战争被描述为（唯一的）文明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最大的矛盾在于，中国既不是同类，也不再是异类
对于美国这个“文明帝国”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似乎都是落后的“东方”——一个劣于真正“文明”、不够人道的地方。正如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西方文明的关键任务“除了控制、牵制他者，便是（通过支配性的知识和调适性的权力）管理他者”。
共产党的胜利，将中国从“仰美国人鼻息”的东方落后国家，变成了其在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中的竞争对手。美国再也不能忽视这个古老而奇异的“中央王国”了。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为了迫使难以捉摸的红色中国重新走向“文明”之路，美国采取了政治对抗，甚至战争的种种手段。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坚称，世界革命是使资本家们变得文明开化的唯一手段。他们将资本家视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和野蛮人。在那个时期，美国和中国的话语体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到了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美国采取了现实主义政治的政治路线，美国和中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也将美国置于政治话语体系上的两难困境：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将中国视为“东方”，并对其置之不理了，但它也不能期望后者会皈服大写的“美国文明”。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美国总统承认，不可调和的体制之间未来有可能并存。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走上了美国人眼中又一次通向大写的“文明”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继续试图拥抱中国这一日益强大又更具挑战性的“他者”，并试图将其纳入美国文明之中。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而美国领导人们则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中方。
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它无法轻松地将这个越发强大、但仍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他者”吸纳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东方学”已不再时髦，而美国人则再也不能将中国人归为外来的异类。美国人开始看到，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勤劳而又野心勃勃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并无二致—— 即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也同样是实用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如果这个令人钦佩的民族选择拒绝美国的体制，对于美国将构成一项重大的话语挑战。
美国很难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理解问题，同时，它也不可能与世界上最大最有效率的工厂决裂。
于是，对这个矛盾的政治修辞解决方式是，美国领导人推出“经济接触”政策，该政策号称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旨在“将中国引入世界”—— 不管怎样，文明的灯塔都坚决要照亮中国，并借此将这一新生的巨人引入全球体系之中。由此，“皈依文明”的政治修辞仍可继续，中国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时常表现出的对抗情绪，可以通过“皈依文明的进程远未完成”得到解释。
令美国无法面对，甚至在文化上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在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就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的故事还远未结束。让我们期盼，未来的美国和中国，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相处，而非重蹈上一代人对抗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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