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道德经济”的价值重塑

　　新经济模式无需大量的资本投资即可创新、制造和营销产品与服务，并以较低的边际成本不断扩大规模，同时也使经济活动根据信誉进行财富和资源的分配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转变，这一趋势席卷全国。这一点不仅能从逐步向服务业转型的经济中看出来，也能从大量更为具体的不同类型的发展案例中体现出来。表面看来，这些具体发展案例似乎毫不相关，但它们每一个都标志着更加深刻的社会经济模式变革。事实上，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正在出现，我将其称之为“道德经济”。

　　任何社会经济模式背后的根本问题都与价值有关：（1）价值是如何创造、由谁创造的；（2）如何设定价值、由谁设定价值，即决定哪些有价值和如何衡量其价值；（3）如何分配价值，即谁受益。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几个似乎毫不相关的具体案例。

　　转型中的中国

　　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和鼓励创业，因此出现了大量孵化器。2015年，中国约有1500家孵化器，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5000家。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客空间以及创业比赛等都同样出现了增长。

　　同时，中国还鼓励产业升级，特别是通过采用3D打印（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是数字制造）、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互联网+”等解决方案使产业变得更加“智慧”。所有这些技术都将使生产变得互联、灵活、低廉且智能。

　　无论是从电子商务网站（如天猫）购买产品，从休闲娱乐网站（如大众点评）选择文化信息，还是从约会网站（如百合网）选择交友对象，信誉系统（Dynamic Reputation Score）已成为消费者和企业的一项必备功能。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研究测试一种社会信用体系，根据个人的社交（在线）、金融和法律数据对其打出动态的信誉分数。而这个分数将影响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贷款、优先就医和上学权，等等。

　　也许我们很快还能见到数字货币的引入。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一种国家数字货币，未来可能导致纸币和硬币的消亡。数字货币有很多好处，例如，降低传统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成本、方便使用、交易透明（使逃税漏税、洗钱、贪污腐败变得更加困难）等。

　　P2P融资的兴起也令人震惊。不到10年前，中国只有50个P2P平台，仅约500位活跃投资人。而今天，有1300多个平台，超过300万的活跃投资人，并且每月交易额平均达到300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平台经济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即变成受众能连接到的平台，无论它属于社交网络、零售、金融（就像P2P平台那样）、人力资源、城市交通（滴滴、优步以及现在的城市自行车计划）、移动支付（支付宝、微信支付），还是清洁能源。那么所有这些新发展都指向什么呢？

　　价值危机

　　我需要先介绍一下正在衰落的传统商业模式的背景信息，以及为什么它开始无法反映社会经济的真实情况。十几年前，这种“不相干现象”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场经济、社会、环境及治理危机。我们称之为“价值危机”。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价值”，需要区分使用价值（或者说“财富”）和交换价值（或者说“价值”）。经济不仅要能创造财富，还要能使共同价值制度化，使财富可以进行比较、交易和流通。通过政治斗争和选择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进行价值设定。

　　在某个时间点，对于什么样的财富应具有什么样的交换价值，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怎么样约定。通过一系列切实的制度安排，如已建立起来的会计体系、财产法和文化习俗（例如，职业道德要求努力工作而不是悠闲懒散）来实现运作。

　　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以三大支柱为基础。第一，试图在组织机构控制中囊括尽可能多的生产过程方面的大型垂直综合企业。第二，工业劳动力的集中性及其向大量围绕生产开展的标准化操作转变。第三，受更高的工资和不断发展的福利国家驱动的大众消费主义，认为消费者成为被动角色，只能接受工业创造的新产品。

　　这一模式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兴起，电力、装配线、铁路和大众传媒等新技术既允许更大的国家市场的出现，也允许参与某一特定价值链的人员数量的扩张。它体现了一种制度安排，价值是由拥有专有资源（劳动力、机器）的企业创造的，而且价值应该根据这些资源的生产力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工资和企业的财务价值代表了此类专有（或“有形”）资源的生产力。

　　无形价值的兴起

　　曾几何时，这确实发挥过作用。实际上，在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标准普尔工业企业的市值账面比（市场价值与有形资产价值之间的比率）在1-2之间波动。1980年，开始出现惊人增长，直至现在的8-9。

　　自20世纪80年代起，网络化数字媒体的出现，加速了生产全球化的发展。这使得在保持质量和效率标准不受影响的同时，可以外包生产。这种发展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伴随着中国、东南亚等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它为物质生产变得更加普遍和广泛提供了必要条件。第二，全球生产和新型在线社交技术的出现，加快了创新和其他专业知识的获取速度，从而使其成为普通知识。这两点综合起来极大降低了标准化劳动力、机器资本和其他“有形”资源的附加值。

　　相反，价值现在来自于无形资产，如持续创新的能力，确保复杂价值链能够整合起来，具有灵活性，并通过品牌创造不同的差异感。这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也是构成无形价值的重要内容。

　　然而，灵活性、品牌和创新产生的背后流程无法被现有的会计和控制体系所捕获，也无法代表价值。相反，它们代表着无形资产。

　　这样一来，无形资产对公司估值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代表着生产模式的一定价值，而且是工业资本主义制度框架旨在捕获的价值。

　　价值设定--金融市场的兴起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主要是一个私人过程。理想情况下，企业将其专有资源投入到工作中，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它的产品，然后通常再把利润投入到长期市场拓展中。金融市场处于这个过程的边缘。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不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利润来自于金融活动。

　　利润对财富创造这个专有（劳动力、机器）过程的依赖便减少了，但对吸引在金融市场流通的资本盈余能力的依赖增多了。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要实现个人投资组合和信用评分（例如为了贷款买房）的最大化。对公司而言，意味着要实现其整体资本市场价值的最大化。无形资源可以实现这一点。就像品牌可以刺激消费者为产品支付更多一样，无形资源也可以刺激投资者为一份股份付出更多。

　　这些发展彻底改变了金融市场的作用。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金融市场是投资的资本市场，而现在则成为最重要的地方，企业资产价值和私人财富都要在金融市场上定价。换言之，金融市场已成为一种估值机制，实际上决定着哪份资本盈余应付给哪个具体主体。

　　为何会引起价值危机

　　工业资本主义是围绕隐含式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是持续的经济增长，然后通过大众消费主义进行再分配。这种安排在福利国家以及一系列普遍接受的规定中被制度化了，用于衡量当时最重要的生产性资产--劳动力以及机器资本等“有形”资产。

　　这样一来，市场价格就有了一个被广为理解的合理基础，到最后可以说反映了一个通用定义--什么是社会有用性，但今天却不再适用。

　　金融市场上并没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规则可以用来评估无形资产价值。换言之，将这些价格与整体社会价值的通用定义联系起来变得越来越难，甚至要合理重建其基础也变得越来越难。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具声称可以衡量品牌价值，但却没有一种通用定义来说明品牌价值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该如何衡量品牌价值。例如，麦当劳品牌据说代表该公司54%的市场价值。但这个数字也只是用麦当劳公司的市场价值减去账面价值得出来的，并没有一种精确方式可以说明这个差额中有多少是纯推测，有多少代表着麦当劳公司除制作和销售汉堡能力以外的社会效用。

　　金融市场也面临一个非常相似的问题。企业最大份额的财务价值是以其无形资产的价值估算出来的。从定义上来讲，无形资产指的是没有通用评估标准的资产。所以，虽然市场负责定价，但这些价格并没有与任何通用的价值定义联系起来：除市场动态本身以外，不能说它们代表着任何其他问题。

　　简而言之，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这种无关联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反映出市场定价之物与人们重视之物之间的无关联，导致了资源的分配不当，不符合共同的价值感。

　　迈向道德经济

　　生产的边际成本是新自由主义模型面临的更大挑战，在数字化行业中，它逐渐向零发展。新自由主义模型以提高生产力并降低边际成本的市场竞争为基础，推动企业降低其产品与服务价格，以便赢得更多消费者和更大市场份额。

　　1.价值创造的方式和主体正在发生变化。然而，过去几十年里，全球供应链上的数百万工人学会了如何制造高级产品（如智能手机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技术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这意味着人们都受过教育并且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了起来，制造物品的技能也很丰富，网上也有教如何制造产品的教程。这成百上千万基于网络来设计、制作、分享市场产品与服务的人，我们现在将其称之为“生产性公众”。由于利用在线工具交流和管理任务并设计制作和销售流程，生产性公众的组织程度越来越高。

　　物质生产越来越成为“一般智力群体”的一部分，拥有基本技能的人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寻找信息，利用在线工具进行设计，并联络到可以帮助制作的人。例如，美国洛克汽车公司（Local Motors）通过开放式协作，已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车辆设计师和工程师社区。任何人都能在线加入，设计并研发车辆，甚至可以在其全球微工厂中生产一辆产品。

　　消费者对定制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被称为“单个人的市场”（Market of One），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从创新速度、灵活性和成本方面来说，传统企业结构无法再与“生产性公众”相比。

　　2.价值设定和分配也在发生变化。有意思的是，逐步兴起的道德经济也在发展它自己的衡量系统。现在通过社交技术就能将数十亿人联系起来，历史上首次可以捕捉人们对公司、产品、服务和个人的评价估值。可以通过直接评级也可以通过售后点评来评价，而且很容易累积成一个定量指标，显示出人们对公司、产品、服务和个人的所谓“普遍情感”。

　　这种衡量系统的优势在于它们是自然出现的。估值是由社群自身，即与这些资产直接有接触的人做出的，例如，价值链上的雇员、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这样的话，会对产品、公司或个人的实际价值做出更真实的评估。

　　我们已经见过普遍情感是如何影响财富与资源分配的，例如，电子商务平台上的购买决定、从哪家供应商订购产品、与哪些“生产性公众”合作，以及投资什么。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利用P2P融资平台去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其众筹资本的成功率如何）已越来越成为风险投资家的普遍做法。

　　随着人们估值的加入，并在普遍情感中捕获它，一种交换价值也将得以创造出来，可以比较不同的“价值顺序”，从而将价格与价值联系起来。

　　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的那种货币，数字货币的引入实现了根据普遍情感进行财富和资源的无缝分配，加强了它作为交换价值的实用性。

　　机遇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本文开头指出的中国的具体发展指的是中国正在向这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转型。所有这些发展都推动“生产性公众”无需大量的资本投资即可创新、制造和营销产品与服务，并以较低的边际成本不断扩大规模；同时也使经济根据信誉而不再是稀有性和少数人的决定进行财富和资源的分配。

　　在这种新经济中，根据信誉开展合作和吸引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你能否取得成功。正是这个原因推动现在的大部分行业（零售、金融、人力资源、城市交通等）去变成一个受信任的平台，使“生产性公众”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合作，人们可以从这个平台收获所有价值。

　　然而，中国还需要做出选择。虽然已具备实现“道德经济”的所有必要工具和手段，但还需要一些政策选择。

　　这些新工具和手段可能更偏向于由当前企业和机构的新生产力量进行控制和使用，所以存在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引起社会排斥和不满的风险。当数百万人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但价值却被企业所占据（拥有数据和IP，通过其品牌价值实现，并在金融市场上获得回报）时，不仅会抑制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发挥潜力，而且可能会引起社会不满。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写，任何系统的基础都是一个“铁笼子”，在客观社会机构中对社会经济模型进行制度化--市场、法律、货币体系。对于传统资本主义模型，这意味着再也不需要相信或接受持续的资本积累这个总体目标。相反，现在这个总体目标自身也被刻进了社会制度框架的“铁笼子”里。

　　这些新平台、数字货币、法律、估值体系是喜欢竞争还是合作？喜欢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影响最大化？喜欢企业还是“生产性公众”？这些选择将决定中国是过渡到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还是继续停留在现有模式中。

　　今天，我们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可以对新的“铁笼子”制度化，通过这个机遇，普遍情感的最大化（即我们所说的“道德资本”）不仅变成了直接经济利益，而且像早期资本家的持续资本积累一样，成为取得成功甚至生存的条件。

　　为了确保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以人们对它的评价为基础，这种衡量标准也需要像评级体系那样以同位评价为基础。如此一来，生产性公众不仅创造价值而且也能从中受益。

　　芬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引入“公民工资”（Citizen’s Pay）的国家，失业公民并没有领取失业津贴，而是每月会收到一笔560欧元的基本工资，通过这个尝试，希望能够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消除贫穷、刺激就业。而且不要求领取人报告他们是怎么花费这笔钱的。

　　在具备了可以提供给任何人创造财富的工具与资源之后，向每个人提供一笔最低收入，使人人都有成为“生产性公众”的自由，无需存款便能展示他们的兴趣、技能和创造能力，若非如此，他们可能负担不起。要引入这种方式，需要像芬兰这样成熟的社会和经济，但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因为它把社会包容性策略引入了道德经济。

　　（作者为维基工厂CEO、欧盟中欧城镇化领导力项目首席专家。王艺璇译）

　　□尼古拉·彼得森（Nicolai Peiter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