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形势再次恶化的七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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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7-05-15 10:48
大国之间在叙利亚和反恐问题上的博弈还会长期进行下去
2014年以来,全球反恐形势再次恶化,保持了高压打击、威胁蔓延的态势,“基地”组织威胁依旧,“伊斯兰国”势头不减,加上横行无道的“塔利班”和“博科圣地”,四大恐怖组织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毒瘤。毋庸置疑,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2016年,恐怖主义的威胁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重大恐怖袭击频仍,死伤人数触目惊心;其二,“伊斯兰国”疯狂报复,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成为重灾区。“9·11”之后,各国和国际社会已经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努力,然而全球反恐形势仍不见好转,反而出现了越反越恐的态势。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结如下。
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现有的国际秩序存在一些显而易见又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的缺陷和问题,这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的不合理、不公正,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大行其道。美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首选目标,原因有三:一是恐怖主义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惯用手段,那些受美国强权政治伤害者自然会选择恐怖主义;二是美国在全球有众多易受攻击的利益;三是美国作为西方领袖和超级大国,容易引起恐怖分子的仇恨。
第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公平、不平衡,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全球化既给了富人和想成为富人者以机会和想象,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新的反抗手段。
第三,目前,全世界在文化问题上存在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霸权主义和部落主义。某些国家为维护其霸权地位,不断鼓吹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而某些获得独立或复兴的国家为了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而陷入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这两种倾向导致了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
动荡地区和失败国家的厄运
动荡地区和政治失能国家为恐怖主义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中东北非地区。2010年底爆发政治剧变的中东北非地区,至今仍处于动荡之中。相关国家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政府的控制能力羸弱,国际恐怖组织获得了重新壮大的契机和土壤。
在政府军与反对派僵持不下的叙利亚,安全局势的恶化令国际社会瞩目。久拖不息的叙利亚内乱已经演变为以逊尼派为主的反对派武装和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军政当局之间的教派战争,周边国家与“基地”组织相关的极端武装借机加强渗透。最重要的是,近几年崛起的“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获得了大片土地,并把拉卡作为自己的“首都”,成为继阿富汗之后又一个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值得注意的是,利比亚有成为“伊斯兰国”新中心的趋势。2014年8月以来,利比亚出现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两派武装冲突不断。混乱的局面成为恐怖和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它们趁机在利比亚境内扩大势力范围,其中“伊斯兰国”分支的扩张最为显著。如何严防“伊斯兰国”坐大是摆在利比亚乃至国际社会面前的一大课题。
从各方面来看,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不利于反恐战争的进行。第一,在卡扎菲政府执政时期,利比亚政府与美国合作,严密监视该地区恐怖组织的动向,现在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利比亚的局势还产生了示范效应,给其他国家以相应的启示。考虑到卡扎菲政府在8年前曾与英国和美国达成协议,宣布放弃恐怖主义,而结果却是被英美军事干涉所推翻,因此其他国家不会再轻易相信美国的空话,不会轻易放弃恐怖主义。第三,大量武器流向恐怖组织。
有国外学者指出,也许我们永远都弄不清楚2010年底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煽动“阿拉伯之春”到底有什么目的,但“阿拉伯之春”造成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损失已经显现出来。不稳定的局面导致了主要涌向欧洲的巨大难民潮。极右翼在德国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强势崛起是对欧盟和美国在伊斯兰国家的政策导致的难民潮的回应。
网络上有人调侃,“美国把穿西装的政权都推翻了,留下来的都是穿长袍的瓦哈比,还有啥好说的?”的确,美国和西方势力支持反对派把世俗化的政权推翻了之后,又不能扶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进行有效统治,极端势力自然就趁机坐大。
“伊斯兰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又一个“旗手”
“9·11”之后的世界一直笼罩着恐怖主义的阴影,直到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国际恐怖主义短时期内陷入低潮,但“基地”组织没有被彻底剿灭,又冒出来一个更可怕的“伊斯兰国”,国际反恐形势随即严重恶化。可以说,“伊斯兰国”既是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战略失败的恶果,也是新一轮恐怖主义高潮出现的直接原因。
2014年6月29日,脱胎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简称IS),自称“哈里发易卜拉欣”,号召全球穆斯林向其效忠。很快,“伊斯兰国”极端武装相继占领伊拉克北部、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并且占有叙利亚东部大片土地。
从发展势头和威胁程度来看,“伊斯兰国”的风头盖过了“基地”组织。巴格达迪的“圣战者”像癌细胞一样扩散,他被美国反恐部门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IS也成为“后拉登时代”恐怖主义的新标志。
最近两年,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协助伊拉克政府加强了对“伊斯兰国”控制区的进攻,再加上俄罗斯也公开帮助叙利亚政府军对恐怖组织的地盘展开反攻,“伊斯兰国”受到重创。在此形势下,“伊斯兰国”对相关国家开展了大规模报复性恐怖袭击,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成为“伊斯兰国”报复袭击的主要目标。
大国利益博弈对国际反恐合作的掣肘
尽管面临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但是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永远都是国际关系不变的主题,因而反恐国际合作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和矛盾。我们所讲的大国之间的博弈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全球性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尤其是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二是地区性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是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
目前最大的恐怖威胁是“伊斯兰国”,它的大本营在叙利亚。而叙利亚又是俄罗斯海外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的关键支点,现政府被俄罗斯视为不可放弃的筹码。可是美国和西方把阿萨德看成是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同时,由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历史纠葛,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数穆斯林国家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围绕着叙利亚问题缠斗不休。因此,叙利亚问题就成为大国之间利益博弈阻碍国际反恐合作的突出事例。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本不想再趟浑水,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奥巴马政府终于决定出手干预。美军自2014年8月8日开始空袭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突然强势介入叙利亚局势,在叙利亚对恐怖组织进行了首次空袭。俄方表示,俄罗斯介入是应叙利亚政府的请求,符合国际法。美、英、法、德、土耳其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发表声明,对俄罗斯空袭行动的目标范围表示质疑和深切关注。俄罗斯则批评美国主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在叙利亚光说不练。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主动提出与美国就打击“伊斯兰国”和推动叙利亚局势政治解决进行高层协调,但美国一直拒绝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显然,俄罗斯的主张无法得到西方国家和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因此可以预见,叙利亚的政局还会动荡下去。目前,打击“伊斯兰国”问题已成为一个牵涉中东多国、什叶派和逊尼派、俄罗斯和美国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热点。
特朗普政府如何处理叙利亚和中东问题也非常引人关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现出比特朗普明显更加强硬的对俄立场。他在面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质询时表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遭到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对美国的三大威胁“来自俄罗斯、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他认为普京致力于“打破北约军事联盟”。在就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政策进行说明时,马蒂斯把伊朗称为“中东最大的不稳定力量”,认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不断增长,对美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需要制定遏制伊朗的战略;美国仍需长期保持在伊拉克的影响,确保伊拉克不会成为中东地区的“次等国家”;叙利亚内战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重大威胁,而从叙利亚局势中获益的是“伊斯兰国”、俄罗斯和伊朗,它们无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国际舆论认为,这些讲话容易使俄、中等大国产生敌对情绪,很容易让世界陷入紧张。看来,大国之间在叙利亚和反恐问题上的博弈还会长期进行下去。
宗教的派系斗争推波助澜
宗教的派系斗争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一点在伊拉克、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萨达姆和阿萨德或许都是邪恶的,但不见得是最邪恶的,至少他们是世俗的。萨达姆把伊斯兰极端主义连同政治反对派一起收拾掉,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没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危险。美军攻占伊拉克不久,美国就试图扶持人数占多数的什叶派,来打压萨达姆所属的逊尼派,以此来实现去巴斯化(Ba’ath Party,全名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但美国完全忽视了族群和教派政治的影响,一人一票的结果是什叶派的马利基当选。但马利基政府以族群和教派利益为重,不仅与什叶派的伊朗眉来眼去,也大力打压逊尼派,造成国内对立,巴格达爆炸不断。伊拉克民选政府完全被部族和教派政治所主导。
阿萨德本来是世俗的,但叙利亚内战很快染上教派色彩后,为了生存,他也导向什叶派。在反对派控制的地域里,西方中意的“温和反对派”溃不成军,“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Al Nusra)成为主导力量,叙利亚正在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热土,不仅吸引穆斯林世界的年轻人,还吸引了欧美的穆斯林年轻人,成为西方的心头大患。叙利亚之外,伊朗和伊拉克作为什叶派占主导的国家,大力支持阿萨德政府。而逊尼派国家(主要是沙特、卡塔尔等)自以为对伊斯兰世界逊尼化负有历史使命,大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西方国家在惯性驱动下,不得不继续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现在自食其果,有苦说不出。
伊拉克战争打掉了中东巴斯主义的政治控制,打散了旧有的政治秩序,但没有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代之以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代表某种秩序而又强有力的极端主义趁虚而入,先是“基地”组织,然后就是更加极端的“伊斯兰国”。
有学者认为,宗派认同感的泛滥是中东乱局的罪魁祸首。无论是西边的利比亚和突尼斯,还是东边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它们过去都是世俗的专制政权,其合法性不是源自宗教认同感。历史上,它们都得到过外部大国的支持。如今,在整个地区,政府的组织结构完全崩溃,人民开始认同其更古老的身份--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于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宗派分歧严重、由少数族群统治的国家成为了最脆弱的国家。伊拉克战争是关键的触发器,美国的占领不必要地加剧了宗派认同感,而不是建立起一种全民族的认同感。
在南亚、中亚、中东和非洲地区,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伊斯兰内部各教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在各种国际国内问题上,一些政府和很多民众评价事情的标准经常不是根据具体情况、道德诉求和法律规定,而完全变成了教派之间的区隔,似乎作为文明人的是非观念丧失殆尽。这种趋势早已存在,现在看起来日趋严重。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必然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和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何深入剖析并提出去极端主义的有效措施,是摆在各国领导人和学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这一点不是简单呼吁各种宗教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包容就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各种宗教和教派的领袖和正义人士认清问题的严重性,与那些别有用心的以宗教为工具的激进分子划清界限,站在人类命运和宗教的历史使命的高度,重新树立并向教徒灌输正确的是非观和道德责任。
一些国家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国际反恐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摆脱恐怖主义的侵袭,这就客观上促使各国在反恐问题上必须进行合作。然而,一些强势国家在国际反恐合作中,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斗争、民族宗教情感等考虑,在反恐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构成国家之间、地区性合作和全球反恐层面的主要障碍。
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短期内难以消除的重要原因。对于恐怖主义,美国一向采取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双重标准,反恐变成服务于本国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有时甚至沦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廉价借口。比如,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东突”问题,美国长期坚持双重标准,对“东突”姑息纵容,以至于现在“基地”组织很多资金都从“东突”组织的海外账户走,因为美国不查封“东突”组织的资金往来。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会使反恐的正义性受到质疑,对于建立完善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造成巨大障碍,大大影响了国际反恐斗争的有效性。
况且,不仅是美国,其他一些国家在反恐斗争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双重标准,自以为可以获得某些狭隘的国家利益,最后却发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说到底,恐怖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公敌。土耳其近年来深受恐怖主义之害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离不开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出于国际政治现实的考虑,联合国都应当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联合国目前已经有18项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书,并且在2006年通过了全球反恐战略。鉴于恐怖主义威胁与行动的扩散,世界各国必须毫不延迟地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为恐怖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日益频繁和方便,在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便利。全球反恐形势面临诸多新型挑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恐怖分子从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回流到欧美国家的现象增加,如何应对这些回流的极端人员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问题;“独狼”式恐怖袭击增多,相对那些有组织的恐怖袭击活动而言更加难以防范;互联网以及社交平台在恐怖活动中的作用日趋上升,已经成为恐怖组织进行行动联络、袭击策划、人员招募和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同恐怖组织斗争的新战场;更可怕的是,在大批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的背景下,谁也说不清其中到底裹挟着多少恐怖分子,这种现实的威胁和潜在的心理威慑将长期存在,对欧洲的政治、社会、安全局势构成严重挑战。
有学者指出,“独狼”恐怖袭击并不是新出现的袭击形式,但近年来之所以成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要形式,与“基地”组织的策略调整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基地”组织的“独狼”恐怖主义思想愈发成熟。2006年,“基地”组织接连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两本有关“独狼”恐怖袭击的书籍:一是《抵抗占领者的新策略》,二是《如何独立开展斗争》。其次,“基地”组织日趋倚重“独狼”恐怖袭击策略,在新头目艾曼·扎瓦希里的领导下,“独狼”袭击愈发成为“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核心策略。再次,国际恐怖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反美反西方宣传,宣称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爆发了“文明的冲突”,鼓动穆斯林对美欧等国发动“圣战”。
很明显,“伊斯兰国”复制并执行了“基地”组织的“独狼”恐怖主义思想,在对西方展开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中,很大比例都是采取“独狼”行动。
总之,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没有真诚的国际合作,就无法遏制其扩散的速度,更遑论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剖析恐怖主义猖獗的原因,也就不难找到打击恐怖主义的方法,关键问题还在于世界局势的发展以及各国领导人尤其是大国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决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