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落湖边看草 驻天涯望云

　　韩少功是一个不断撕毁粘贴在自己身上标签的人。当评论家认为他是一个知青作家的时候，他写出了《爸爸爸》；当他的创作被定义为“寻根文学”的时候，他却从来不用“寻根”这个词；当别人都在体制内循规蹈矩时，他远赴海南，创办《海南纪实》和《天涯》，全身心投入到职业编辑的工作中。唯一未曾改变的是，他喜欢绿色和独处，并自始至终都在追寻这样一方精神乐土。

　　一身麻灰色的中式褂衫，鬓发间夹杂着白霜，今年4月1日，著名作家韩少功以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的身份参与了入校仪式暨创作四十年研讨会。这场研讨会事先并未大肆公开宣扬，但还是有很多学生乃至社会上的各界人士慕名而来，他刚一落座便被热情的人群围拢着签名留念。

　　此次北京之行，除了参加研讨会外，韩少功还有多场关于文学的对话。“求索之路永无止歇”，这句衍生自楚辞的主题，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亲自拟定的。“他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一个有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作家。”在《小康》记者问及对韩少功作何评价时，张清华这样说道。

　　以“韩少功”为话题展开深入对话，其实也是在讨论中国当代的作家、当代的文学、中国百年的文化和我们的社会、人生。在这场研讨会上，韩少功的话不多，大部分时间是文学家、评论家们在依次发言，有那么几个瞬间，他听得有些恍惚，好像大家谈论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

　　“韩少功”这三个字，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第4期发表了纲领性论作《文学的“根”》，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他率先扛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中短篇小说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反响。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当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这是一次文学秩序的追寻，探寻民俗文化和文化心理的深处，超越历史禁锢，触摸到人的本质，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到今天仍然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书写民族文化和传统底蕴。

　　“最好不要给我扣上帽子”

　　一个有趣的题外话是，2013年的4月，当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过去二十多年后，被评论界和媒体誉为寻根文学代表人物的韩少功，在他的新作《日夜书》的首发仪式上对媒体表示，自己不喜欢这个称谓，不只是不喜欢“寻根文学”，而且不喜欢所有的流派名称。“寻根或者文化寻根，只是我们讨论文学时的一个方面。评论家为了写文章方便，暂时用寻根文学这个词也未尝不可，但是决定文学的因素太多，究其一点，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韩少功对媒体直言：“最好不要给我扣上帽子，拜托。”

　　若要深究并理解韩少功与“寻根”的关系，不妨让我们先把镜头转回1968年，16岁的韩少功以知青身份下乡，插队在湖南汨罗。他在那里日耕夜息，一晃六年。之后，他以写知青生活步入文坛，最初被人记住的姿态便是“知青作家”。此后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知青和土地，亦成为他创作生命中的永恒底色，是他“心中的兴奋”。

　　《日夜书》叙事的重点是知青年代，韩少功坦言，二三十岁的时候写知青和50岁的时候写知青不是一回事。“知青和‘老三届’都要60岁了，很多人陆续退休，所以我通过小说来做一次回望，也许正是时候。”韩少功说。似乎随着年龄、经验和阅历的增长，人更愿意回望，也更容易聚焦，看得也更加清楚。

　　他认为，很难将知青简单地归为一个群体，因为每个人都有复杂的一面。从“文革”时期跨越到改革开放，从城市跨越到乡村，那一代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过剧烈的震荡和撞击，有的人沉沦，有的人奋发，即便是奋发的人当中也有很畸形的。韩少功说：“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就是一代人的命运。”

　　他对自己的怀疑和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回顾40年创作生涯，他仍然想“和自己叫板”，文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也有超越时代的能力，“有时候我们跟古人面对的好像是同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好像和远在万里之外的人面临同一场考试、同一张试卷。我们可以作出超越我们时间、空间局限的评价，而且关于文学的评价也不是一次性的，好像是无限延时的评价和再评价的过程，永远没有终点。今天一切文学史，可能被下一部文学史颠覆掉，任何一个文学的结论都可能被下面N多部新的文学史重新改写”。

　　一个实干者和他的未知之地

　　1988年，海南初建省。彼时的海南正是一片百废待兴的热土，到处都是从内陆来的寻梦客。因着时代的机遇，那里一夜之间商贾云集、高楼竞起，成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这一年初，在文坛上声望日隆的韩少功35岁，听闻海南改建特区省的消息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农历春节这一天，挈妇将雏的韩少功离开湘江边的长沙故地，坐上了前往湛江的火车。兜里揣着他的辞职报告、女儿的转学证明，行李中还有脸盆、被褥、热水瓶等家居用品，颇有些破釜沉舟、不再回头的意味。他此行一路向南，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自己的内心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火车穿过中原大地，渡过琼州海峡，一家人终于在大年初三抵达海口市秀英港。脚下是椰树扎根的土壤，抬头望是亚热带的云，只是他也未曾料到，这一登岛便是二十多年。

　　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散文中感慨过当年的决定：“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1988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尽管那时候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的道路连一个像样的交通标志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引诱着我。”

　　初上海南岛的两年，韩少功没有写作。用他的话说，“主持了一本杂志的俗务。”这本杂志就是《海南纪实》，按照他最初的设想以及对市场的判断，杂志定位为纪实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新闻刊物。韩少功给海南带来了一批“湘军”，就是湖南的作家群，由张新奇、蒋子丹、叶蔚林等20多位文学上的朋友和同路人，组成了《海南纪实》的编辑部。1988年10月，首刊时编辑部人员都未来齐，便发行了60万册。在当年全国刊物基本上一片呜呼哀哉，发行量能够上五千册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大环境下，这本以海南为立足点，刊发全国热点、焦点话题，版式鲜活且图文并茂的刊物发行量节节攀升至一百多万册，要三个印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份杂志很快风靡全国，令刚刚建省的海南享誉海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商闻风而来想要包销《海南纪实》，有个书商一头闯进编辑部，把装满现钞的蛇皮袋，一袋一袋地拎进房间，将里面的钱倒在办公桌上。那时候因为全国没有大面值的人民币，最高是10块钱。韩少功让所有的编辑放下手中的工作，开始数钱，点得手快抽筋。

　　“海南纪实”成了“中国纪实”，开了深度分析社会的先河。然而“纪实”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在上世纪末，《海南纪实》戛然而止，数过用麻袋装着的钱，“下海”算成功了。但在别人都要往前冲的时候，韩少功却站住了。

　　他说：“我对《海南纪实》的结束，惋惜之余也如释重负，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太累，因为它当时发行册数破百万，太赚钱。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在经历了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忧世嫉俗者实际上也要靠利润来撑起话题和谈兴的时候，在环境迫使人们必须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权谋抵御权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须放弃，必须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你不应当放弃、不必要放弃。”

　　1995年4月，韩少功出任海南省作协主席，决定对《天涯》杂志改版。改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产品转型，从小文学向大文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内部机制改革，增加民主考评和激励机制，调动内部积极性。同年年底，新版《天涯》如期出刊，创刊号上的作者名单是一串至今看起来依然响当当的名字：方方、史铁生、格非、蒋子龙等。远在海角的《天涯》引来空前的名家效应，起死回生。许多年后韩少功出国访问，在很多大学和图书馆看到这份杂志，国外的长期订户将《天涯》视作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足见《天涯》的影响力。

　　“我喜欢实干的人。”韩少功说，“一个人干什么事情，要一刀子扎得进去。杀猪要见血，打井要出水。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股狠劲，所有想象的成功那都是哄自己的。”

　　回到了平静的书桌旁，回到文学领地，韩少功把这一次清醒淡然的抽身回撤，看得理所当然。“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韩少功说道。在海南的20年，韩少功完成了他富有影响的思想随笔《夜行者梦语》、《心想》、《完美的假定》，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长篇散文《山南水北》；在学界颇具影响的译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惶然录》也问世了。

　　归去来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少功回城后不久，他的妻子就曾在一篇文章中透露，“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说。”--如此看来韩少功从热岛海南再次回到汨罗，实在是蓄谋已久。

　　2000年，韩少功辞去《天涯》及海南省作协主席等职务，要求回到乡下务农。并从此开始了半年山野、半年海岛之间切换的生活。

　　“在葬别父母和带大孩子以后，也许是时候了，我与妻子带着一条狗，走上了多年以前走过的路。”韩少功在文章中这样记述。乡间路上一条身影不断拉长，把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

　　这是他一眼就看上的地方。汨罗江的上游是杜甫的死亡地，下游有屈原投江处，一条江牵连两个大诗人，台湾诗人余光中更是把汨罗江形容为“蓝墨水的上游”。

　　在一处三面环水的半岛上，韩少功盖起了两层小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他在院子里兴致盎然地搭起瓜棚、果架，汗流浃背地开荒种地、养鸡喂鸭。屋前栽着杨梅树、橘树，门口摆着他下地时穿的黄胶鞋。他称这座乡居叫“梓园”，但也偶尔嫌梓树任劳任怨、憨厚过头，未免显得老实呆傻，像是蠢树，在笔下吐槽这是座“蠢园”。

　　八景乡之于长沙、之于北京、之于海南、之于整个中国版图，都不过是一个微点。韩少功选择回到这个微点，理由也十分“冠冕堂皇”：这里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文学界议论猜测，乡民们也纷纷侧目。

　　有人说他是大隐，“上头”让他去做官，他不去。传说这个官还不小，他仍然不去。

　　有人说他是侠客，不管从村里村外哪里来的朋友，认不认识，只要有事相求到他，他概不推辞。

　　对于这些评价，韩少功本人却是一笑了之。“我不愿意给自己挂上什么标签，被别人规定成某个固定角色，按照某个脚本起舞。下一步将要做什么、如何做，连我自己也经常不知道。”

　　乡村的自由散漫、宁静简朴都吸引着他。尽管也有艰苦和不便之处--一次打雷，家中的电脑、传真机、电话机、电视机、电热水器，五件电器全遭摧毁，“一个文明世界顷刻间瓦解，一片死寂”。但睁眼所视，触手而及，皆是沉甸甸的乡村与自给自足的闲适和安宁。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用电脑的人，韩少功算得上是最早的键盘达人之一，但他却没有被束缚：“我对新技术都有兴趣，但用不用、如何用，得讲究一个合理与实惠。”韩少功为此建立起了一道心灵上的隐形防火墙：“比如微信这东西，对工作团队来说很实惠，成本低、效果好，不用白不用。但微信上如果只是秀餐饮、秀花草、传八卦，泡沫信息成灾，那就得想法子屏蔽或过滤，想办法自我保护。”

　　山野间的“韩爹”

　　曾经有记者在访谈时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韩少功说，是寻找真理。

　　韩少功过上了无数人停留在口头上的生活，一过就是17年半。汨罗人将亲情和温情凝聚在“韩爹”的称呼中，孩子们也都喜欢这位耐心又和善的“韩爹”，更何况韩爹常带他们做一些冒险的事--烧荒草。每年返回乡下的时候，都要先收拾下沉寂了一个秋冬的院子。尤其是残枝败叶，打扫成堆，再一把火下去，啊！真是威风凛凛，又刺激有趣。尤其这份童真和赤子之心，同他稳重的外表构成了鲜明对比。

　　黄灯的孩子就在其中。黄灯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主任，2016年她的一篇文章《隔壁村的韩少功》被广为转载。文章中记叙了她当年还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听说韩少功就在隔壁村，骑上车就去了韩少功的家。第一次见面，她还一本正经做了次采访，但现在，正如她的文章所写，她把韩少功，这个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看作自己村里人。

　　黄灯从不认为韩少功重返乡村的举动是为了“体验生活”，她在《隔壁村的韩少功》里写道：“如果体验生活真的能够使一个作家写出神来之作，韩少功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成名成家也是在城市，城市生活的丰富复杂，一定比之短短的六年知青生活更能够占据他的情感和生活空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彻底进入韩少功感性的视野。”

　　时不时去梓园做客的黄灯，观察到的是另一个韩少功，一个不同于文学史课上研究的那个形象。他和爱人会把自家种的菜晒干，收拾成酱菜、坛子菜之类的菜干，他头戴草帽，挑粪种菜，生活方式“完全跟汨罗人一模一样”。

　　而这个形象和他作品中那些“瓜菜外交”、“张家与李家的故事”、“气死屈原”等一系列鲜活的农村图景是一致的。张清华教授对此评价时，用了“敬重”这个词：“韩少功是一个用文化眼光、田野精神去重新梳理和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乡村世界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作家，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黄灯直言，她从未向韩少功请教过如何写作这类问题，却早已视他为自己的精神导师，而这种灯塔似的指引无关学术训练、知识结构、学术操守等层面。“韩少功是渗透式地滋养别人，而且他会让当地人觉得内心特别有安定感。一方面是他本身的人格魅力、他的精神坚守；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思想界的判断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迷茫、怀疑、质问一切的时候，他其实是需要精神导师的，而这个精神导师不是假象的，也不是偶像式的盲目崇拜，而是你看得见、感知得到，你明白他确确实实是发自内心做一些事情，这对一个人的成长特别重要。”

　　当年以研究韩少功为主的毕业论文，黄灯并没有拿给韩少功看：“但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写韩老师的传记。”

　　四十年历程路漫漫，韩少功仍在上下求索。而来自文学界、评论界的声音依旧不绝，对他的各种解读也从来没有停止。无论褒贬，韩少功表示都会看成是对一个老兵的情谊：“也许我们将来就是没有留下痕迹的人，但一百年后还有无限延时的加时赛、一个后续的评价，这是文学和其他行当不大一样的、独立的特点，所以我们既幸运也不幸。”

　　文/《小康》记者 杨柳 鄂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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