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20年：中国如何拥抱亚洲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亚运,中国,拥抱,亚洲
- 发布时间:2010-12-09 13:36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广州开始的。而且，开放后最早去中国的人就是东南亚人”
亚运会开始前，陈登光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找一台电视机。虽然越南的足球水平不高，但他还是觉得祖国的足球队可能在亚运会男足比赛中小组出线。“我们2：0胜土库曼斯坦，3：0胜巴林。”他犹豫了一下，也许是考虑到同组另一支球队伊朗队确实实力很强，于是有所保留地说：“0：0平伊朗，最后以7分小组出线。”
与本刊记者说这些话时，这个瘦弱的越南青年站在白云区庆丰纺织服装城的大门口，他刚进去找了一圈工作。“我的要求不高，一个月2000多块人民币就可以。”可是他还不太会说中国话，结果没有找到雇主。
所以，他更着急在电视上看到越南队的比赛，也许这样可以稍微缓解他对家乡的思念，“亚运会结束前，我一定会找到工作。”
小组赛中，越南虽然输给了土库曼斯坦和伊朗队，但仍然出线。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张越南队的比赛门票，“有很多越南人在广州，当我们和伊朗队比赛时，这里是我们的主场。”陈登光挥了挥胳膊，把声音提高了起来。
梦想之城瘦人多
的确，广州城里有很多越南人。庆丰纺织服装城上了年纪的越南商人说，它所在的白云区可能有不到1000名越南人在经商。在另一个广州大区越秀，人数则要翻一番。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陈登光这样的年轻人孤身从越南来广州闯荡。他们大多从广西的凭祥搭长途客车到广州芳村区的窖口客运站。路上有900多公里，车费要160元人民币。
还有做物流生意的越南老板，干脆盘下客栈给来往的同胞中转，相当于“越南会馆”。
对于刚过20岁的陈登光来讲，广州是一座陌生的梦想之城。几年前，他从乡亲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这座城市。“在越南，西部地区的美女最有名。我家就在那边的山里。”他说，很多女孩外出打工，其中有人到过广州，“她们说，如果能在广州嫁人安家就好了。”
虽然这些年越南的经济改革卓有成效，但是物价也涨得非常厉害。在河内、胡志明这样的大城市，大米要将近10元人民币一公斤。而一个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家庭，月收入不过三四千元人民币。所以，当陈登光听说在广州做建筑工每个月都可以拿到两三千元人民币时，就下定决心来中国挣钱，“回去就买一辆中国摩托车，要1000万盾，其实只有4000多元人民币。”
与陈登光不同，71岁的新加坡人岑义安并不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但是他也对在广州召开的亚运会充满兴趣，因为这会使在这里生活了20年的他获得更多商业机会。
中国对于岑义安来讲，曾经只是历史课本上的孔子，“后来知道了万里长征”。和大多数新加坡人一样，他的祖籍也在中国大陆，而且就在广东。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岑义安对中国并没有具体概念。
早在1970年，岑义安就到香港旅游。他站在香港看对面的深圳，那里还是大片的农田，田里有耕作的农民。
1985年初，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找到岑义安，希望聘请他到中国广州和深圳等地投资建厂。“那时候邓小平倡导了改革开放，我觉得应该有大的发展机会。”就是这一年的春天，岑义安从香港乘坐火车第一次来到广州。
他在广州站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群骑自行车的人，还有不太整洁的街道。“大街上看不到胖子，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瘦，他们每天都骑自行车跑很远的路。”讲到这里，岑义安笑着说，当时的新加坡的肥胖者很多，他以为中国通过长距离的骑自行车运动，人民都保持了良好的体型。
那时，中国和新加坡尚未建交，所以岑义安每次往返都要转机香港。新加坡的报纸也只讲香港的新闻，从来不会提及中国内地的消息。
如今担任中国新加坡商会广东分会会长的岑义安差不多是最早到中国做生意的新加坡人。后来新加坡经济逐渐低迷，加上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很多新加坡人开始到中国寻找机会。
而来自广州市外经贸局的数据显示，目前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有47个。2009年，广州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依然达到417.1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54.4%。
把生意做回广州
对于岑义安来讲，1990年前后的中国充满巨大的机会。“当时1.25升的可乐出厂价是5块钱，大家都排队买饮料，而且全部是现金拿货，有些人就带着几十万现金排队。”
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前，岑义安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他离开百事可乐独立门户，开始进行与饮料有关的贸易工作。不过，由于中国和新加坡尚未建交，他的公司都在香港注册。到两国建交后的1991年，他开始在广州长期居住。
岑义安说，2000年之后，更多新加坡人到中国寻找机会，仅中国新加坡协会广东分会就有200多名会员，“每个会员还带着一个家庭。”
泰国广肇商会会长邝锦荣则是在90年代离开广东的。1993年，广东省江门市市医院29岁的医生邝锦荣经不住市场经济的诱惑，和几个朋友跑到泰国曼谷寻求发展。
中泰关系那时已经非常密切，但由于经济实力落后，华侨在泰国仍会受到一些歧视。
泰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曾经历波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泰国政府曾下令取消所有华文教育。
初入曼谷，邝锦荣感受直接，“当地人觉得中国大陆非常落后，中国人也穷得要命，看不起我们。”他说，很多过去寻求发展的中国人都会选择隐瞒身份，说自己是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人。不过到1998年前后，事情起了变化：泰国重新开始推行华文教育。
如今，泰国政府规定每个县以上的行政区域都必须配备一所以上的华文学校。现在泰国已经有6份华文报纸。
在做了两年针灸之后，邝锦荣转入商界，开始经营海鲜生意。几年后，他的生意竟然又做回了中国：用飞机将泰国的海鲜直航运到广州以及北京、上海。
“最近十多年，整个泰国民众的观念都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他们非常惊讶和佩服。” 邝锦荣说，泰国人现在已经主动到中国寻求发展的机会。
他回忆说，过去泰国政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有中国血统。现在，每一届政府总理都会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或者有华裔血统。“上一届政府的38个成员中有36人是华裔，而这一届政府的38名成员全部都有华人血统。”而他们的祖籍很多都在广东。
所以，广州亚运会也成为泰国人进一步接触中国寻求发展的机会。“泰国代表团非常强大，有100多人，报纸上甚至说仅拳击项目就要追求14块金牌。”
向中国拳手挑战
“广州不是越南的主场，而是泰国的！”当本刊记者说起越南小伙子陈登光的想法时，吴奈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你去天河、越秀看看，到底是泰国餐馆多还是越南餐馆多！”
这个29岁的小伙子来自曼谷附近的乡村，这些天他一直担心泰国拳击队能否参加亚运会。最近几个月，承担亚运会参赛组队任务的泰国业余拳击协会与国际业余拳击协会不断发生冲突，国际业余拳击协会甚至取消了泰国业余拳击协会主席的资格，还反对他们参加亚运会。
一直到10月底，亚奥理事会才同意泰国拳击队前往广州。“你们也有一个好拳手，邹市明。他在多哈击败过我们的冠军巴农。但是这一次，我们一定会重新获胜。”
在北京、上海读书并短暂的工作后，吴奈在广州已经当了四年翻译。他估计，至少有5000名泰国人在广州生活。
与北京、上海相比，吴奈觉得广州的生活更为宽松自在。“广州人更了解我们，我们也更了解他们。”吴奈说，广州人在外貌上也与他们更相似，“不像北京人那样高大，让我觉得压抑。”
他告诉本刊记者，在曼谷的唐人街耀华力路，有很多华人都来自广州。虽然广西和云南在地理上距离曼谷所在的中南半岛更近，但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经济不如广东，人们更愿意到广州来寻找机会。
因为吴奈所在的公司在印尼、越南都有生意，他也接触了很多这些国家在广州生活工作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不会谈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威胁，甚至已经没有人了解六七十年代那些不愉快的历史。”他说，他们更愿意探讨如何尽早在这里购买一处住房。只有当他们跟家里的老人讲起自己的想法时，老人们才会唠叨起那些不必要的担心。
受亚运气氛的影响，前些天吴奈和不同国家的朋友去体育馆打了一会儿乒乓球。“其实我们都不会，但是要在中国办亚运会啊，中国人不是最喜欢乒乓球吗？”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教了他们一会儿，但是吴奈仍不得要领，“以后更多泰国人来了，就会有更多拳击馆，我就可以秀一下我的拳术。”他做了一个出拳的动作。
在吴奈看来，广州已经成为东南亚青年心目中的理想之城。
“我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广州开始的。而且，开放后最早去中国的人就是东南亚人。”吴奈的泰国老师索非娅在电话中对本刊记者说，
这位大学教师虽然从未来过中国，却自己花钱学习了中文。她甚至知道，在广州一个叫文化巷的地方附近，聚居着很多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人们。
对于来自广州的这次短暂的电话采访，索非娅要求给她两个小时作准备。与本刊记者交谈中，她用粤语一字一字地念完了在互联网上查询到的资料，因为泰国的许多中文补习班都只教授粤语。
她说，东盟在广州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排名中，排在第二位。
当本刊记者说起吴奈对“越南主场”的不满时，索非娅说，其实广州是整个东盟的主场。■
……
亚运会开始前，陈登光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找一台电视机。虽然越南的足球水平不高，但他还是觉得祖国的足球队可能在亚运会男足比赛中小组出线。“我们2：0胜土库曼斯坦，3：0胜巴林。”他犹豫了一下，也许是考虑到同组另一支球队伊朗队确实实力很强，于是有所保留地说：“0：0平伊朗，最后以7分小组出线。”
与本刊记者说这些话时，这个瘦弱的越南青年站在白云区庆丰纺织服装城的大门口，他刚进去找了一圈工作。“我的要求不高，一个月2000多块人民币就可以。”可是他还不太会说中国话，结果没有找到雇主。
所以，他更着急在电视上看到越南队的比赛，也许这样可以稍微缓解他对家乡的思念，“亚运会结束前，我一定会找到工作。”
小组赛中，越南虽然输给了土库曼斯坦和伊朗队，但仍然出线。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张越南队的比赛门票，“有很多越南人在广州，当我们和伊朗队比赛时，这里是我们的主场。”陈登光挥了挥胳膊，把声音提高了起来。
梦想之城瘦人多
的确，广州城里有很多越南人。庆丰纺织服装城上了年纪的越南商人说，它所在的白云区可能有不到1000名越南人在经商。在另一个广州大区越秀，人数则要翻一番。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陈登光这样的年轻人孤身从越南来广州闯荡。他们大多从广西的凭祥搭长途客车到广州芳村区的窖口客运站。路上有900多公里，车费要160元人民币。
还有做物流生意的越南老板，干脆盘下客栈给来往的同胞中转，相当于“越南会馆”。
对于刚过20岁的陈登光来讲，广州是一座陌生的梦想之城。几年前，他从乡亲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这座城市。“在越南，西部地区的美女最有名。我家就在那边的山里。”他说，很多女孩外出打工，其中有人到过广州，“她们说，如果能在广州嫁人安家就好了。”
虽然这些年越南的经济改革卓有成效，但是物价也涨得非常厉害。在河内、胡志明这样的大城市，大米要将近10元人民币一公斤。而一个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家庭，月收入不过三四千元人民币。所以，当陈登光听说在广州做建筑工每个月都可以拿到两三千元人民币时，就下定决心来中国挣钱，“回去就买一辆中国摩托车，要1000万盾，其实只有4000多元人民币。”
与陈登光不同，71岁的新加坡人岑义安并不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但是他也对在广州召开的亚运会充满兴趣，因为这会使在这里生活了20年的他获得更多商业机会。
中国对于岑义安来讲，曾经只是历史课本上的孔子，“后来知道了万里长征”。和大多数新加坡人一样，他的祖籍也在中国大陆，而且就在广东。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岑义安对中国并没有具体概念。
早在1970年，岑义安就到香港旅游。他站在香港看对面的深圳，那里还是大片的农田，田里有耕作的农民。
1985年初，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找到岑义安，希望聘请他到中国广州和深圳等地投资建厂。“那时候邓小平倡导了改革开放，我觉得应该有大的发展机会。”就是这一年的春天，岑义安从香港乘坐火车第一次来到广州。
他在广州站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群骑自行车的人，还有不太整洁的街道。“大街上看不到胖子，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瘦，他们每天都骑自行车跑很远的路。”讲到这里，岑义安笑着说，当时的新加坡的肥胖者很多，他以为中国通过长距离的骑自行车运动，人民都保持了良好的体型。
那时，中国和新加坡尚未建交，所以岑义安每次往返都要转机香港。新加坡的报纸也只讲香港的新闻，从来不会提及中国内地的消息。
如今担任中国新加坡商会广东分会会长的岑义安差不多是最早到中国做生意的新加坡人。后来新加坡经济逐渐低迷，加上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很多新加坡人开始到中国寻找机会。
而来自广州市外经贸局的数据显示，目前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有47个。2009年，广州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依然达到417.1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54.4%。
把生意做回广州
对于岑义安来讲，1990年前后的中国充满巨大的机会。“当时1.25升的可乐出厂价是5块钱，大家都排队买饮料，而且全部是现金拿货，有些人就带着几十万现金排队。”
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前，岑义安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他离开百事可乐独立门户，开始进行与饮料有关的贸易工作。不过，由于中国和新加坡尚未建交，他的公司都在香港注册。到两国建交后的1991年，他开始在广州长期居住。
岑义安说，2000年之后，更多新加坡人到中国寻找机会，仅中国新加坡协会广东分会就有200多名会员，“每个会员还带着一个家庭。”
泰国广肇商会会长邝锦荣则是在90年代离开广东的。1993年，广东省江门市市医院29岁的医生邝锦荣经不住市场经济的诱惑，和几个朋友跑到泰国曼谷寻求发展。
中泰关系那时已经非常密切，但由于经济实力落后，华侨在泰国仍会受到一些歧视。
泰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曾经历波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泰国政府曾下令取消所有华文教育。
初入曼谷，邝锦荣感受直接，“当地人觉得中国大陆非常落后，中国人也穷得要命，看不起我们。”他说，很多过去寻求发展的中国人都会选择隐瞒身份，说自己是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人。不过到1998年前后，事情起了变化：泰国重新开始推行华文教育。
如今，泰国政府规定每个县以上的行政区域都必须配备一所以上的华文学校。现在泰国已经有6份华文报纸。
在做了两年针灸之后，邝锦荣转入商界，开始经营海鲜生意。几年后，他的生意竟然又做回了中国：用飞机将泰国的海鲜直航运到广州以及北京、上海。
“最近十多年，整个泰国民众的观念都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他们非常惊讶和佩服。” 邝锦荣说，泰国人现在已经主动到中国寻求发展的机会。
他回忆说，过去泰国政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有中国血统。现在，每一届政府总理都会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或者有华裔血统。“上一届政府的38个成员中有36人是华裔，而这一届政府的38名成员全部都有华人血统。”而他们的祖籍很多都在广东。
所以，广州亚运会也成为泰国人进一步接触中国寻求发展的机会。“泰国代表团非常强大，有100多人，报纸上甚至说仅拳击项目就要追求14块金牌。”
向中国拳手挑战
“广州不是越南的主场，而是泰国的！”当本刊记者说起越南小伙子陈登光的想法时，吴奈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你去天河、越秀看看，到底是泰国餐馆多还是越南餐馆多！”
这个29岁的小伙子来自曼谷附近的乡村，这些天他一直担心泰国拳击队能否参加亚运会。最近几个月，承担亚运会参赛组队任务的泰国业余拳击协会与国际业余拳击协会不断发生冲突，国际业余拳击协会甚至取消了泰国业余拳击协会主席的资格，还反对他们参加亚运会。
一直到10月底，亚奥理事会才同意泰国拳击队前往广州。“你们也有一个好拳手，邹市明。他在多哈击败过我们的冠军巴农。但是这一次，我们一定会重新获胜。”
在北京、上海读书并短暂的工作后，吴奈在广州已经当了四年翻译。他估计，至少有5000名泰国人在广州生活。
与北京、上海相比，吴奈觉得广州的生活更为宽松自在。“广州人更了解我们，我们也更了解他们。”吴奈说，广州人在外貌上也与他们更相似，“不像北京人那样高大，让我觉得压抑。”
他告诉本刊记者，在曼谷的唐人街耀华力路，有很多华人都来自广州。虽然广西和云南在地理上距离曼谷所在的中南半岛更近，但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经济不如广东，人们更愿意到广州来寻找机会。
因为吴奈所在的公司在印尼、越南都有生意，他也接触了很多这些国家在广州生活工作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不会谈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威胁，甚至已经没有人了解六七十年代那些不愉快的历史。”他说，他们更愿意探讨如何尽早在这里购买一处住房。只有当他们跟家里的老人讲起自己的想法时，老人们才会唠叨起那些不必要的担心。
受亚运气氛的影响，前些天吴奈和不同国家的朋友去体育馆打了一会儿乒乓球。“其实我们都不会，但是要在中国办亚运会啊，中国人不是最喜欢乒乓球吗？”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教了他们一会儿，但是吴奈仍不得要领，“以后更多泰国人来了，就会有更多拳击馆，我就可以秀一下我的拳术。”他做了一个出拳的动作。
在吴奈看来，广州已经成为东南亚青年心目中的理想之城。
“我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广州开始的。而且，开放后最早去中国的人就是东南亚人。”吴奈的泰国老师索非娅在电话中对本刊记者说，
这位大学教师虽然从未来过中国，却自己花钱学习了中文。她甚至知道，在广州一个叫文化巷的地方附近，聚居着很多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人们。
对于来自广州的这次短暂的电话采访，索非娅要求给她两个小时作准备。与本刊记者交谈中，她用粤语一字一字地念完了在互联网上查询到的资料，因为泰国的许多中文补习班都只教授粤语。
她说，东盟在广州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排名中，排在第二位。
当本刊记者说起吴奈对“越南主场”的不满时，索非娅说，其实广州是整个东盟的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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