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20年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奥运会,广州,体育,秩序
- 发布时间:2010-12-09 13:37
作为构筑新身份的体现之一，中国开始推动建立新的国际体育秩序，举办奥运会也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魏纪中专门去广州为两年后举行的亚运会做了一堂讲座。他对台下那些参与亚运会筹备的年轻人说：“我想和大家探讨的是奥运会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2010年的亚运会究竟可能给中国、给广州带来什么。”
今年74岁的魏纪中是中国奥运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更确切地说，他也是这一过程的领导者之一。
他曾经经历了在国际会议上唇枪舌剑的日子，体会过中国人在国际斗争中遭遇失败的苦楚，更为如何利用体育改善中国的形象绞尽脑汁。
如果把1990年作为一个开端，魏纪中觉得如今已经成功建立了新的亚洲体育秩序。“中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我们参与亚奥理事会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他对《望东方周刊》说。
这是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时代。魏纪中的老部下、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司副司长的张清向本刊记者回忆说，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正值亚奥理事会改选，中国人完全可以当选理事会主席，“报到邓小平那里，他批示说，我们不当头。”张清说，那个时候各行各业的外事工作者都开始践行“韬光养晦”这样一个宗旨。
而今天，张清说，邓小平在“韬光养晦”后边还有一句呢，就是“有所作为”。
送给邓亚萍的半支口红
对于邓亚萍而言，1990年也是一个开端。正是在北京亚运会上乒乓球女团对韩国的决赛上，中国人和世界才真正开始记住她。
其实邓亚萍第一次出国是在1987年。那一年她14岁，跟随中国乒乓球队先后去了日本、朝鲜。
她对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日本人对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还是很尊重的，因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
“日本人也很喜欢乒乓球，很多日本女人不工作，所以民间有不少‘妈妈乒乓球队’， 其中有一个日本老太太，对我也很热情，见了我们就要送一点小礼物。可能她也没有特别准备，就把她用剩下的半截口红送给我了。这个事情让我记忆犹新。”邓亚萍说。
“出于礼貌来讲，人家是喜欢你。但是从这点小小的事情来看，那个年代，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的，觉得我们很穷。”邓亚萍说，这件事情给了她很大刺激。即使去香港比赛，当地人也不和他们讲普通话，而是讲英文、讲广东话。
对中国国力的怀疑，一直到北京亚运会也没有改变。张清记得，日本代表团到北京时带了食物、水等日常用品，“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是不需要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除了贫穷，世界乃至近邻们对于中国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强硬，甚至中国运动员的顽强作风也被当作“某种集权特征”的体现。
邓亚萍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恰恰就是中国人最为欣赏的顽强、拼搏。
不过，从那一年起情况毕竟开始改变了。
在魏纪中看来，中国的体育外事自1949年以来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58年，体育外事活动主要是政治斗争，“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中国的国际地位，反对‘两个中国’，结果1958年我们退出了国际奥委会。”这时，中国的国际体育交往仅限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1958年到‘文革’前，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打破被孤立的状况，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国际体育系统。在这个前提下，1963年和1966年，世界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分别在印尼和柬埔寨举行。”
从1989年开始，体育再次被寄予希望，用以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交流。
“从1989年到2000年，是中国利用国际体育活动，充分为外交发展服务，并逐步突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包围，融入到世界大家庭的过程。1993年和2000年两次申奥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件，这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阶段。”魏纪中说，“中国政府当时建交的国家还不多，对外缺乏广泛的联系渠道，体育由于其民间性和国际性强的特点，在当时成为民间外交的一种重要渠道。”
在1990年亚运会开幕前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上，各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要求，其中包括“我们不被要求在政治上进行表态”、“我们的运动员要求安排在合资的旅馆中住宿”等等。
魏纪中觉得，这些说明他们虽然答应来参赛，但内心还是充满疑虑。“这样的情形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在我们分析看来，只要来了，亲眼见了，所有的疑虑都会自然消除。”
据当时负责北京亚运会外事接待工作的张清回忆，他们专门组织了三次登长城的活动，用50多辆大客车把1500多名国外运动员和官员带到了长城，后来，还组织400多名运动员去北海参观中国传统灯展等。
负责任的大国
“从亚运会往后，再也没有国家可以动摇中国亚洲体育老大的地位，从竞技体育来讲，亚运会对中国体育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邓亚萍认为，北京亚运会是一个分水岭。在紧随其后的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队总共获得了16枚金牌，跃居奥运会金牌榜第四位。
对于中国意义更大的是，这届亚运会也成为中国外交的转折点。中国在1990年前后与所有亚洲国家复交或建交。
如果说80年代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恢复，那么正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在亚洲相当耀眼，超过了曾经作为榜样的“四小龙”，高速推进。
而真正改变中国在亚洲地位的，还是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
时值泰国曼谷将于1998年举办第13届亚运会，而1997年这个国家的GDP增速是负1.4%，1998年当年甚至达到负10.8%。
曼谷亚运会吸引到的赞助商只有11家，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的三成，一些赞助商还提出中途退出或延迟支付赞助费。由于泰国承诺的三大亚运体育中心都没有按时完工，亚奥理事会甚至打算易地举行亚运会。
而中国不仅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曼谷亚运组委会的一位官员后来访问中国时说，如果没有中国维持亚洲金融环境稳定的举措，曼谷和泰国根本不可能支撑到亚运会结束。
其实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提出以新安全观、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样性为主张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理念全面形成的重要契机和关键推动力。此后，“负责任大国”就成为中国政府在很多重要场合为自己公开界定的身份，也成为中国进行外交实践的基本理念依据之一。
作为构筑新身份的体现之一，中国开始推动建立新的国际体育秩序，举办奥运会也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邓亚萍曾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后任国际奥委会环境与体育委员会委员。她说，上一位中国籍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是李宁。“体委领导很早就着力于推动这件事，让更多的专业运动员进入到各种国际组织之中，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的运动员多数缺乏知识和语言的积累。”
在第一次申奥时，邓亚萍曾代表中国运动员进行陈述。第二次申奥时，她已经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并为中国申奥发挥更大的作用。
她告诉本刊记者，近几年在亚洲各个单项协会中，已经有中国人担任较高职务，有一定话语权，“还不太多，但是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和身影”。
坚实的后盾
魏纪中认为，1990年至2001年也是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体育交往萎缩的阶段，“因为我们的国际体育交往越来越趋向于多边了。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保障，硬件投入。体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的。”
“对奥委会来说，申办国的体育成绩本身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1992年奥运上的出色表现，让我们更有信心，申办奥运会，真正走向世界。”邓亚萍说。
虽然这次申奥失败，但是亚洲已经成为中国的坚实后盾。张清他们当时分析，在北京所得的43票中，大多数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票，“当时，伍绍祖总结了几点，一是对西方要有清醒的认识，二是要深刻体会到亚非拉是基础。”
亚洲国家这时不仅受惠于中国的崛起，它们与中国形成的良好关系也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而据魏纪中回忆，当时一些欧洲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找到他说：“魏先生，我不是反对你们北京办奥运，只不过我们认为你现在的条件还不成熟。”
2001年，当中国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时，这批数量很大的委员又找到他，“他们说魏先生，你记得多年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记得，你说我们条件不成熟。他说了，哎呀，现在行了。”
据魏纪中回忆，在一系列会议上没有听到任何人说中国办奥运会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而从1993年到2001年，这8年中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奇迹世界公认，它可以说你还有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但是它不得不承认你是了不起的，你中国达到这样的发展速度别的国家是达不到的。”
在成功申办了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连续承办了一些大的国际性综合赛事，比如1996年哈尔滨亚冬会、2001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澳门和香港先后举办东亚运动会？？
邓亚萍感到，真正让世界了解中国还是在2008年奥运会后，“我们再出去的时候，别管是政界还是商界，一提到中国，就会说，北京奥运会了不起。”
她说，北京亚运会时，中国人还在为金牌总数纠结，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如今再参加任何一届亚运会，都会抱着更成熟的心态。现在我们更需要利用亚运会去包容别人，增进和亚洲国家间的理解和友谊。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思考的问题不一样，境界不同。”
而在张清看来，后奥运时代体育应该更加发挥交流与沟通的作用。“我们过去的领导人自己就喜欢体育运动，也善于利用体育运动。体育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如果说1990年亚运会是我们通过体育重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开始，到了2008年奥运会后形成亚洲的新秩序中，中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魏纪中说，“亚奥理事会和我们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加强，这不仅仅对亚洲，对世界都是有利的，我们现在需要建立的是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协商，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框架内的新型国家体育关系，这种关系是想到自己，也想到别人，为别人着想实际也为自己着想，在亚洲形成一种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和合关系’。”■
……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魏纪中专门去广州为两年后举行的亚运会做了一堂讲座。他对台下那些参与亚运会筹备的年轻人说：“我想和大家探讨的是奥运会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2010年的亚运会究竟可能给中国、给广州带来什么。”
今年74岁的魏纪中是中国奥运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更确切地说，他也是这一过程的领导者之一。
他曾经经历了在国际会议上唇枪舌剑的日子，体会过中国人在国际斗争中遭遇失败的苦楚，更为如何利用体育改善中国的形象绞尽脑汁。
如果把1990年作为一个开端，魏纪中觉得如今已经成功建立了新的亚洲体育秩序。“中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我们参与亚奥理事会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他对《望东方周刊》说。
这是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时代。魏纪中的老部下、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司副司长的张清向本刊记者回忆说，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正值亚奥理事会改选，中国人完全可以当选理事会主席，“报到邓小平那里，他批示说，我们不当头。”张清说，那个时候各行各业的外事工作者都开始践行“韬光养晦”这样一个宗旨。
而今天，张清说，邓小平在“韬光养晦”后边还有一句呢，就是“有所作为”。
送给邓亚萍的半支口红
对于邓亚萍而言，1990年也是一个开端。正是在北京亚运会上乒乓球女团对韩国的决赛上，中国人和世界才真正开始记住她。
其实邓亚萍第一次出国是在1987年。那一年她14岁，跟随中国乒乓球队先后去了日本、朝鲜。
她对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日本人对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还是很尊重的，因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
“日本人也很喜欢乒乓球，很多日本女人不工作，所以民间有不少‘妈妈乒乓球队’， 其中有一个日本老太太，对我也很热情，见了我们就要送一点小礼物。可能她也没有特别准备，就把她用剩下的半截口红送给我了。这个事情让我记忆犹新。”邓亚萍说。
“出于礼貌来讲，人家是喜欢你。但是从这点小小的事情来看，那个年代，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的，觉得我们很穷。”邓亚萍说，这件事情给了她很大刺激。即使去香港比赛，当地人也不和他们讲普通话，而是讲英文、讲广东话。
对中国国力的怀疑，一直到北京亚运会也没有改变。张清记得，日本代表团到北京时带了食物、水等日常用品，“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是不需要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除了贫穷，世界乃至近邻们对于中国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强硬，甚至中国运动员的顽强作风也被当作“某种集权特征”的体现。
邓亚萍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恰恰就是中国人最为欣赏的顽强、拼搏。
不过，从那一年起情况毕竟开始改变了。
在魏纪中看来，中国的体育外事自1949年以来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58年，体育外事活动主要是政治斗争，“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中国的国际地位，反对‘两个中国’，结果1958年我们退出了国际奥委会。”这时，中国的国际体育交往仅限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1958年到‘文革’前，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打破被孤立的状况，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国际体育系统。在这个前提下，1963年和1966年，世界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分别在印尼和柬埔寨举行。”
从1989年开始，体育再次被寄予希望，用以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交流。
“从1989年到2000年，是中国利用国际体育活动，充分为外交发展服务，并逐步突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包围，融入到世界大家庭的过程。1993年和2000年两次申奥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件，这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阶段。”魏纪中说，“中国政府当时建交的国家还不多，对外缺乏广泛的联系渠道，体育由于其民间性和国际性强的特点，在当时成为民间外交的一种重要渠道。”
在1990年亚运会开幕前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上，各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要求，其中包括“我们不被要求在政治上进行表态”、“我们的运动员要求安排在合资的旅馆中住宿”等等。
魏纪中觉得，这些说明他们虽然答应来参赛，但内心还是充满疑虑。“这样的情形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在我们分析看来，只要来了，亲眼见了，所有的疑虑都会自然消除。”
据当时负责北京亚运会外事接待工作的张清回忆，他们专门组织了三次登长城的活动，用50多辆大客车把1500多名国外运动员和官员带到了长城，后来，还组织400多名运动员去北海参观中国传统灯展等。
负责任的大国
“从亚运会往后，再也没有国家可以动摇中国亚洲体育老大的地位，从竞技体育来讲，亚运会对中国体育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邓亚萍认为，北京亚运会是一个分水岭。在紧随其后的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队总共获得了16枚金牌，跃居奥运会金牌榜第四位。
对于中国意义更大的是，这届亚运会也成为中国外交的转折点。中国在1990年前后与所有亚洲国家复交或建交。
如果说80年代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恢复，那么正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在亚洲相当耀眼，超过了曾经作为榜样的“四小龙”，高速推进。
而真正改变中国在亚洲地位的，还是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
时值泰国曼谷将于1998年举办第13届亚运会，而1997年这个国家的GDP增速是负1.4%，1998年当年甚至达到负10.8%。
曼谷亚运会吸引到的赞助商只有11家，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的三成，一些赞助商还提出中途退出或延迟支付赞助费。由于泰国承诺的三大亚运体育中心都没有按时完工，亚奥理事会甚至打算易地举行亚运会。
而中国不仅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曼谷亚运组委会的一位官员后来访问中国时说，如果没有中国维持亚洲金融环境稳定的举措，曼谷和泰国根本不可能支撑到亚运会结束。
其实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提出以新安全观、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样性为主张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理念全面形成的重要契机和关键推动力。此后，“负责任大国”就成为中国政府在很多重要场合为自己公开界定的身份，也成为中国进行外交实践的基本理念依据之一。
作为构筑新身份的体现之一，中国开始推动建立新的国际体育秩序，举办奥运会也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邓亚萍曾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后任国际奥委会环境与体育委员会委员。她说，上一位中国籍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是李宁。“体委领导很早就着力于推动这件事，让更多的专业运动员进入到各种国际组织之中，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的运动员多数缺乏知识和语言的积累。”
在第一次申奥时，邓亚萍曾代表中国运动员进行陈述。第二次申奥时，她已经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并为中国申奥发挥更大的作用。
她告诉本刊记者，近几年在亚洲各个单项协会中，已经有中国人担任较高职务，有一定话语权，“还不太多，但是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和身影”。
坚实的后盾
魏纪中认为，1990年至2001年也是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体育交往萎缩的阶段，“因为我们的国际体育交往越来越趋向于多边了。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保障，硬件投入。体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的。”
“对奥委会来说，申办国的体育成绩本身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1992年奥运上的出色表现，让我们更有信心，申办奥运会，真正走向世界。”邓亚萍说。
虽然这次申奥失败，但是亚洲已经成为中国的坚实后盾。张清他们当时分析，在北京所得的43票中，大多数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票，“当时，伍绍祖总结了几点，一是对西方要有清醒的认识，二是要深刻体会到亚非拉是基础。”
亚洲国家这时不仅受惠于中国的崛起，它们与中国形成的良好关系也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而据魏纪中回忆，当时一些欧洲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找到他说：“魏先生，我不是反对你们北京办奥运，只不过我们认为你现在的条件还不成熟。”
2001年，当中国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时，这批数量很大的委员又找到他，“他们说魏先生，你记得多年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记得，你说我们条件不成熟。他说了，哎呀，现在行了。”
据魏纪中回忆，在一系列会议上没有听到任何人说中国办奥运会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而从1993年到2001年，这8年中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奇迹世界公认，它可以说你还有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但是它不得不承认你是了不起的，你中国达到这样的发展速度别的国家是达不到的。”
在成功申办了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连续承办了一些大的国际性综合赛事，比如1996年哈尔滨亚冬会、2001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澳门和香港先后举办东亚运动会？？
邓亚萍感到，真正让世界了解中国还是在2008年奥运会后，“我们再出去的时候，别管是政界还是商界，一提到中国，就会说，北京奥运会了不起。”
她说，北京亚运会时，中国人还在为金牌总数纠结，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如今再参加任何一届亚运会，都会抱着更成熟的心态。现在我们更需要利用亚运会去包容别人，增进和亚洲国家间的理解和友谊。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思考的问题不一样，境界不同。”
而在张清看来，后奥运时代体育应该更加发挥交流与沟通的作用。“我们过去的领导人自己就喜欢体育运动，也善于利用体育运动。体育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如果说1990年亚运会是我们通过体育重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开始，到了2008年奥运会后形成亚洲的新秩序中，中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魏纪中说，“亚奥理事会和我们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加强，这不仅仅对亚洲，对世界都是有利的，我们现在需要建立的是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协商，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框架内的新型国家体育关系，这种关系是想到自己，也想到别人，为别人着想实际也为自己着想，在亚洲形成一种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和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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