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高薪养廉的是非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中级以上官员生活总体上来讲比较优裕，高级官员更是腰缠万贯。著名宰相吕蒙正出身贫寒，任官期间也算廉洁。然而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中级官员试户部侍郎苏辙退休后，还享有职事官从三品试户部侍郎职钱月45千。

　　不过，宋代俸禄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以《嘉祐禄令》为例，最高等的节度使，料钱为400千，最低的内侍郢、唐复州内品才0.3千，差距非常明显。

　　总体来说，宋代五品以上官员收入很高，但是五品以下的收入是比较低的。所以低级官员普遍感觉生活压力巨大。当时有公务员作打油诗说：“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宋代采取高官厚禄而低级官员薄俸的矛盾制度，也自有其不得已，这就是宋代官吏数量过多。宋代以文官治国，大力推行科举，中者无不授官，财政不胜负担，“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十分突出，所以广大低层官员只能承受低薪。

　　这种低薪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部分州县官员的贪污不法。宋代已经出现“常例钱”的说法，所谓“常例钱”，就是官场上半公开化的礼金，性质同于元明两代的“常例钱”和清代的“陋规”。

　　与州县官员腐败比较起来，宋代吏员腐败更为严重。官与吏的比例一般为一比二十左右。可见胥吏数量之庞大。朝廷对官员收入考虑得还算尽心，对吏员则基本不考虑其收入来源。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给予极为微薄的俸禄，而地方州县吏干脆“无常俸”，不给任何报酬。这是因为宋代把充作吏员作为百姓为国家服役的方式之一，要求他们义务为国奉献。

　　虽然没有工资，吏员们却有很大的权力。这是因为科举时代，进士举人们腹中只有几句圣人之言，对于治理地方，并无任何专业知识，所以很多公事都要交给胥吏去具体处理。

　　吏员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处理的事务表面上看琐碎细小，但是却关系百姓生活甚重。宋代的知县以三年为任，很多人只当了一年半载即赴他任，但是吏员却长期在本地工作，了解地方民情。所以，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赖吏员。

　　胥吏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他们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宋代史料中，关于胥吏不法行为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吏员随意下乡， 剥削百姓：“乡村小民，畏吏如虎，纵吏下乡，纵虎出柙也。”吏员们经常低价买物，甚至白吃白拿。

　　宋代乡村还活跃着一批“揽户”，他们一到征粮时节，就走乡串户，到各家去收粮，再统一上交官府。揽户代纳赋税原本是利官便民之举，但是因为他们大多由地方的胥吏或是他们的亲戚，仗着官府的权势强行征税，又在计量器（斛）上大做文章，大斗改小斗，已经成为地方上的黑恶势力。有的地方，吏员们提前把很多年的税都先收了。

　　宋代胥吏贪污腐败已不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群体性、普遍性的现象，有人说有宋代“良吏实寡、赇取如故”。王安石对于胥吏不法的原因作过比较合理的分析，他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官小者贩弩乞丐，无所不为。”

　　很多人把宋代当成高薪不能养廉的例子，并且夸张地说，宋朝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在权力约束比较有效、腐败未从底层传导上来之前，北宋的高薪养廉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因此，总结宋朝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说，局部的高薪养廉注定不能长久，没有与权力约束结合起来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文/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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