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空经济：新型城镇化加速的动力源

　　从临空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契合点来看，新型城镇化不再仅仅是以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特点，更多的是一种“城经济”和“市经济”的有机融合过程，前者在于解决开发、建设、基础和载体等问题，后者在于解决服务、金融、产业、内容和潜力等问题。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北京新机场提供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同时未来北京新机场的发展则为雄安新区的对外开放打开一扇大门。

　　新型城镇化与临空经济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大兴区作为北京新机场的首要区域，利用雄安新区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平台的重大契机，积极承接中心城和新城疏解的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等产业项目，积极对接从核心区疏解、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需要的产业或者其他符合新型城镇化功能定位的项目。

　　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作为统筹城乡一体化重要节点的城镇化建设，大兴区的城镇化建设也面临着创新土地、税收等政策机制，政企合作定位与机制建立等一定的挑战。

　　临空经济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的作用关系，直接影响体现在航空文化、教育需求、医疗需求的日益满足和就业的直接变化。间接影响体现在航空经济系统的演化，通过技术支持、需求劳动和示范效应产生的影响，既有经济总量、相关产业、人均收入等方面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布局、资源环境等经济质的提高。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

　　总体来看，在倡导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临空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是临空产业要素集聚的空间载体，临空经济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源泉。

　　城镇化是临空产业要素集聚的空间载体。城镇化表现在产业方面就是三产的结构调整，第一产业比例不断缩小，二产、三产比例不断扩大；而临空产业主要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城镇化背景下产业转移发展趋势相契合。城镇化作为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化过程，主要通过要素空间转移来推动临空产业集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要素转移是空间联系的主导形式，临空经济区及周边区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城镇化作为生产要素转移的载体，促使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向临空区转移和集聚，这些要素都强力支撑和保障着临空产业的发展。

　　临空经济是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动力源泉。如果说20世纪是国家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城市的时代。临空经济区以国际化大型枢纽机场为核心，依靠通达的全球航空网络与世界相连，汇聚各国优势资源要素，成为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节点，成为新时期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临空经济区作为向世界开放的窗口，资金、人才、科技、创意都在向其集中，正逐渐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推动力量，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模式正好切合新型城镇化这一契机。这种依托综合航空运输体系迅速崛起的未来城市形态，加速了城乡互动的进程，成为城市化的新模式。

　　“港-产-城”科学发展体系

　　近年来，我国临空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临空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各地方政府认识到发展临空经济的战略意义，全国大中型机场普遍设立临空经济区，机场周边聚集的产业逐渐呈现多元化，特色型临空经济区发展动力强劲。另一方面，不同阶段、不同模式的临空经济区在规划、建设、招商、运营、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没有按照临空经济的“港-产-城”科学发展体系进行规划建设。“有城无产”和“有产无城”都割裂了二者的内在联系，不利于彼此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二者的深度融合才能够切实实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和临空产业的优化升级。新型城镇化在以人为本，遵循中央“顶层设计”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政策导向、资金保障、工作部署、产城融合、促进就业、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为临空经济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因此，探索出一条临空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于解决长期困扰临空经济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空港、产业和空港新城是临空经济发展演进的三大关键要素，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动关系，临空经济的发展演进可以看成是由空港、产业、空港新城形成的“三位一体”系统的演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演进，空港、产业、空港新城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形成了一个“空港-产业-空港新城”复合系统（简称AIC系统）。临空经济是在AIC系统中空港、产业和城市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发展演进的。以“港-产-城”三个子系统的融合程度为主线，可将临空经济的发展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

　　临空经济1.0阶段：独立驱动。临空经济1.0阶段是由AIC系统中的某一个子系统单独驱动临空经济发展的阶段，其驱动力的子系统可以是空港子系统、临空产业子系统，且可能会随着临空经济的发展实际而发生变化。该阶段的特征是：空港、产业、空港新城三个子系统中只有某一个实力较强，其他两个相比之下发展较弱。临空经济仅依靠单一驱动力演进发展。

　　临空经济2.0阶段：两两融合。经过临空经济1.0阶段的发展后，AIC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都具备了一定规模，具备了“港”、“产”、“城”相互融合、促进临空经济进入第二阶段“融合发展”的条件。该阶段的特征是：空港、产业、空港新城三个子系统中至少有两个子系统实力较强，能够通过相互促进，实现融合发展。临空经济能够在两者的正向联动作用下步入加速发展的轨道。

　　临空经济3.0阶段：三位一体。经过临空经济2.0阶段的融合发展后，AIC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临空经济将进入临空经济3.0阶段，即“港产城全面一体化”发展的阶段。临空经济3.0阶段是临空经济的成熟状态，也是其最理想的发展状态。在此阶段，空港、产业、空港新城三个子系统通过自觉努力，充分发挥系统间的正向交互作用，使三者在良性交互中获得自我提升的不竭动力，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实现规划布局、建设生产、收益分配等领域的联动。

　　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是支撑城镇化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内生动力，也是解决城镇就业创业问题的关键所在。反观临空经济区，可以看出临空经济区中产业、金融、人才、文化、宜居和环境等要素的集聚，对于产业的导入、软环境的塑造、区域品牌的推广和招商引资等问题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临空经济区不但能够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短期发展问题，同时也解决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实现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和运营的有机结合，推动新型城镇化从外延式到内涵式的转变。

　　文/曹允春 王曼曼 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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